许世友病逝，日本亿万富翁携全家祭拜，原因是许世友送他入狱

1985年3月，腹痛难忍的许世友将军在上海华东医院被查出肝癌，拒绝进京治疗的他病情不容乐观，随时有生命危险；

1985年9月，为给许世友将军治病，南京军区总医院成立特别救治小组去往许世友将军所住地区中山陵8号进行救治，然而许世友的肝癌已是晚期，医护人员全力救治却也只能延缓其病痛，无法有效治疗；

9月30日，医护人员下病危通知书，许世友自知自己时间不多，他忍住病痛留下“活着尽忠、死后尽孝”的八字遗言，希望自己死后可以以土葬方式埋在老家，以此来陪伴母亲；10月22日下午，许世友将军病逝，享年81岁。

组织按照他的遗言将其送回信阳市新县为其举办葬礼，许多人带着茅台酒自发前来吊唁送行，其中有一个头发苍白的日本老人在人群中掩面低泣，别样身份显得格格不入。

这位老人面色苍白、行动不便，但他强忍身体不适跟随众人向许世友将军诚恳鞠躬后献花吊唁，悲伤之情溢于言表。

他不是许世友将军的亲朋、也不是许世友将军的好友，而是许世友将军亲手送进监狱的日本特务。

这个日本特务并非普通士兵，他有着丰富的间谍经验，曾经参与过侵华战争、残害过我国同胞，本应和许世友将军是敌对关系的他在听闻许将军病逝后万分悲痛，不顾病重身体带着家人不远万里地前来吊唁许世友，这一切纯粹出于他对许世友将军的感恩之心、愧疚之意。

这个曾经罪恶滔天的日本特务如今已是日本亿万富翁，倘若没有许世友，或许他早已成为了战争下的冤魂，而提及他和许世友的渊源，就要从他的参军史说起。

他叫河下谷清，于1915年出生在日本岛根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中，自幼聪慧好学的他在日本军事思想的洗脑下一心想参军上阵；1937年8月，河下谷清在日本的征兵中应召入伍，因体质好、头脑灵以陆军上等兵身份加入侵华战争，开始了他自欺欺人的“正义之战”。河下谷清在部队军官的影响下，成为了一名狂热的侵华分子，他在入伍后的两年内表现优异，深得日军领导赏识，为扩大特务团队，日军开始重点培养这个青年。

随后，河下谷清被送到北平接受特务训练，这项系统训练让河下谷清很快掌握了我国地理、历史、人文等国内信息，为日后的潜伏做了不少铺垫，当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支那派遣军宪兵司令部教习队毕业后，他在1940年开始参加地下情报工作。

河下谷清受日本第十二军特务机关长悦次郎少将直接领导，在他的授意下，多次破坏中共抗日根据地，为了达到混入中共组织的目的，他同河野悦次郎商议佯装开除自身的日本军籍、宪兵队资格来混淆视听。

河下谷清伪装成一位热爱和平的日本青年，蒙骗了不少反战的爱国青年和日本侨民，从1940年到1945年，他利用商人身份做出不少破坏解放区稳定之事，比如:成立“中日反战青年联盟”、策反国民党少将陈毓堂使其公开率军投敌、设立专门关押八路军的“亚蒙袜厂”、秘密处死不肯投降之人、伪造货币破坏解放区的金融运作等，件件桩桩都极尽残忍。

河下谷清如同行走的刽子手，杀人于无形、治人于无间，在他的一手操作下，解放区、根据地或多或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然而秋后的蚂蚱注定蹦跶不了太久，1943年，日军预估侵华战争即将失败，给河下谷清下达“潜伏三年，等待反攻”的命令。

河下谷清接到命令后便以尤志远的中国公民身份留在上海伺机而动，在没有遇到许世友将军前，河下谷清一直认为自己的行动是正义光荣的，但遇到许世友将军后，他自以为是的三观被重新树立！

1945年，河下谷清在上海以贩卖电器的身份默默隐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许世友曾经的警卫班班长徐永卿发现，徐永卿深知此人的厉害，曾差点命丧其手，对其印象极其深刻，能够发现河下谷清也纯属巧合，徐永卿在去上海出差时，无意见看到了河下谷清，在确认此人就是那个日本特务后，徐永卿不敢耽搁，立马将此事上报许世友将军。

许世友将军知道此事的危害性极大，即刻做出部署，他写了一封实名举报信，在加盖了南京军区的印章后，让徐永卿紧急送往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收到信件后大吃一惊，柯庆施不敢大意，对化名为尤志远的河下谷清进行调查逮捕。不久后，河下谷清被捉拿归案，铁证面前，河下谷清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河下谷清本以为自己将会将牢底坐穿或被执行枪决，但他没想到我军对其一视同仁，在狱中服刑时间，他逐渐意识到侵华的非正义和自己所犯罪行的令人发指，悔恨之意油然而生。

由于表现良好、悔过态度积极，河下谷清在1977年被提前释放，此时的他已经62岁。出狱的他带着妻子回到日本，赶上遗产继承的最后期限得以继承父亲的120万美元，如果再晚一些，这笔巨额遗产将会被收为国库，他将一无所有。

他的妻子随后用遗产买彩票，中了一千万奖金，他们用这些遗产和奖金在日本投资从商，很快赚得盆满钵满，河下谷清也成为了日本的亿万富豪。

晚年的他患有尿毒症，幸亏有这些财富做支撑才能支付高昂的透析费用，每当看到自己拥有的一切，他对送他入狱的许世友将军都万分感激。

许世友将军不仅让他认清了自己的罪行、让他看到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黑暗，更让他重获新生。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带上茅台酒前去吊唁，更多的是对历史的赎罪，河下谷清深知日军曾经令人发指的罪行不容原谅，但历史已成定局，后来人只能通过一己之力不断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