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在山东省菏泽市的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博物馆中，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婆婆站在柜台前对着一个小小的针线包发呆，这位老婆婆眼含热泪地盯着这个小小的针线包，仿佛有很多话想要对这个针线包讲。

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正门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十分疑惑，以为这位老婆婆有什么事情便走上前去询问，见这位老婆婆并没有说话，便热心的为老婆婆讲解这个针线包所蕴含的故事。

然而工作人员在讲解的时候，听得十分认真的老婆婆，却不断地指正工作人员讲解过程中不正确的地方，这让一旁参观的游客非常的不解，一名游客怎么会知道的比工作人员还详细呢？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非常疑惑，便询问这位老婆婆是否认识这个针线包的主人，而这位老婆婆却指着柜台里的针线包激动地说道：“这个针线包是我的。”

周围的游客都非常怪异地看着这位老婆婆，革命纪念博物馆中的物品怎么会属于个人呢？然而经过工作人员的一番调查，最终确认了这位老婆婆的身份，她的确是柜台中针线包的主人：朱文起。

丈夫被日军杀害的八路军情报员

朱文起出生于1905年的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县，她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儿，结婚后与丈夫游兰馨先后生下三个孩子，一家五口人的日子虽然不是很富有，但是还勉强能过得下去。

然而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朱文起一家人的生活就这样被改变了。

1938年5月14日，日军的铁蹄首次踏进了菏泽，日军在攻陷菏泽之后烧杀抢掠，十余日残杀民众两千余人，奸污妇女数百人此后日军长期占领菏泽及周边县城，对菏泽地区进行了频繁且残酷的大扫荡。

朱文起的丈夫游兰馨就是在日军的一次扫荡中，被侵华日军所杀害的，丈夫死后朱文起就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虽然日子过得十分辛苦，朱文起却丝毫没有放弃生活下去的信念，因为她坚信日军早晚会被赶出中国。

1941年冬日的一个傍晚，菏泽定陶县城往北5公里处的游集村村西头，一户破落的人家正准备休息，突然想起了几声清脆的敲门声，这家的女主人应声开门。

这个开门的女主人正是朱文起，而敲门的则是她夫家的侄子游文斋，游文斋出生于1916年，1938年5月菏泽沦陷后，游文斋秘密地加入了我党组织的山东民先队，因为表现良好且学习进步快，次年游文斋便正式加入了我党。

游文斋

1940年6月，游文斋更是被任命为中共定陶特支书记，带领定陶全县的我党党员和革命群众，同侵华日军、伪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政治、军事斗争。

然而在1941年下半年，在菏泽的侵华日军已经几近疯狂，针对我党定陶特支的情报工作，进行了数次破坏，这导致定陶特制的情报工作一度陷入了瘫痪的状态。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情报工作对于对敌斗争这条道路实在是太过重要了，但是情报工作的瘫痪让身为定陶特支书记的游文斋很是头疼，昨天游文斋忽然想起了一个做情报员的最佳人选。

游文斋想起来的这个人正是他的四婶朱文起，游文斋的四叔是被侵华日军所害，因此朱文起一直非常的痛恨日军，游文斋便亲自找上了朱文起聊这件事情。

游文斋见朱文起后，连忙说道：“四婶子，快关门。”

朱文起见游文斋如此匆忙，以为是有日伪军在后面追游文斋，不过并没有听到枪声和脚步声，便说道：“怎么了文斋？怎么这么急？”

游文斋便跟朱文起讲明了想要让朱文起来当我党交通员的想法，其实游文斋选择朱文起不是没有道理的，除了与日军有着深仇大恨之外，还有许多符合条件的地方。

朱文起虽然当时还不到40岁，但是因为曾经长时间的带着三个孩子在外面乞讨为生，脸上刻满了皱纹，看起来像50岁开外的一个老太婆，这对于隐藏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很好的掩护。

而且由于朱文起一年中的大半时间都是在周围乞讨，对于当地的地形和位置都比较熟悉，认识的人也多，有利于快速的将情报送到地方。

最重要的是朱文起有着一双解放脚，不像别的女人走路那样慢，而且也是因为曾四处讨饭，走惯了路，传送情报，走起路来根本不是问题。

除此之外，游文斋曾多次对朱文起进行启发教育，让朱文起的自救心和爱国心都大为提高，多次曾向游文斋提出过，只要有需要她的地方直接跟她说一声就行。

在了解了游文斋的来意之后，朱文起犹豫了一会儿说道：“我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能行吗？”

游文斋当即说道：“当然能行，以后我们还要教你认字，只不过交通员这个工作太过危险，已经有好几位交通员……”

朱文起抢先一步说道：“既然你们年轻人都不怕俺这个老婆子还有啥怕的，我也看准了，不把鬼子赶走，咱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文斋，你就说咋办吧，婶子以后都听你的。”

就这样朱文起正式成为了我党的交通员，负责进行情报运输，游文斋也迅速的将这一事情向上级进行了汇报，此后朱文起便以乞讨和卖针为掩护，正式挑起了定陶特支地下交通员的重任。

传奇交通员

还没有等到冬天的积雪开化，朱文起就挎起曾经讨饭用的篮子，再次踏上了四处讨饭的路，只不过这一次朱文起的行头多了一样针线包。

朱文起老人送情报用过的针线包

当时妇女有针线包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很适合将字数不多、纸张不大的情报藏到针线包里面，定陶报送鲁西南地委的第一份秘密情报就藏在朱文起的这个针线包中。

朱文起送的第一份情报就要跨地区，这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而且在路上还要经过一处日伪军的炮楼，这对于第一次送情报的朱文起来说还是有些困难。

不过朱文起在面对日伪军时还是很有办法的，经过炮楼时，一个歪着帽子的伪军，斜着眼睛瞅了她一眼，朱文起下意识的就要躲避这名伪军的眼神，但是她突然想起临行时游文斋跟她说的话：

这时候一定不能慌张，越像往常一样自然越好，不少交通员就是因为见了日伪军胆怯和心神不定而被看出破绽的。

于是朱文起稳住心神，瞪着眼珠子看一下瞅她的那名伪军，这名伪军被朱文起的眼神顶着下不来台，便骂骂咧咧的说道：“这个老婆子，我看她一眼她还不高兴，讨饭有出息了不是？”

日伪军驻扎的炮楼

这名伪军直接冲着朱文起走过来，草草的翻了一下篮子，刚好看到了朱文起的针线包，便问道：“这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朱文起顺势拿起了针线包，然后迅速的拿出了里面纳鞋底的大针，作势要向那名伪军的眼睛刺去，吓得那个伪军连连后退，最后为了保住面子又不耐烦的挥挥手说道：“晦气！赶紧滚！”

过了这个炮楼之后，朱文起便很快就来到了地委驻地，然后通过暗号接头并从针线包中取出了情报，交给了地委的同志。

朱文起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次送情报居然会这么顺利，回去的路上愈发的轻松，甚至还哼起了小曲，自从丈夫被日军杀害之后，她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开心了。

朱文起回到特支之后，还特意将过炮楼的情况跟特支的同志们说了一遍，就连特支的同志们都忍不住为朱文起捏了一把汗，纷纷夸朱文起机智灵活。

此后朱文起连续在特支和地委之间传送了好几次情报，每一次都是有惊无险，朱文起也是艺高人胆大，小一点的情报干脆放在针线包中，大一点的情报则就放在提着篮子里面，直接提着篮子过敌人的关卡。

1942年9月，定陶特支当时已经是定陶县委了，为了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保持胜利的信心，同时也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定陶县委决定让朱文起将革命传单运送进定陶县内，交给地下党的同志张贴。

当时想要进入定陶县城，就必须要有良民证，伪军还要进行仔细地搜身和盘查，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朱文起竟然就把传单放在了手里提着的篮子里让敌人检查根本不怕暴露。

朱文起走到城门岗哨前面排队等待检查的时候，见日伪军盘查的比较紧，就早早的亮出了良民证，然后远远的冲着日伪军鞠躬，还和一个听口音是定陶本地人的伪军攀起了亲戚。

这名伪军见朱文起熟络地同自己打招呼拉家常也是被唬住了，一时之间还真以为自己有这么一个亲戚，朱文起就趁着这名伪军疑惑时，直接走上前去，将菜篮子递到了那名伪军面前说道：“大兄弟，我还有点急事，先检查我的，一定要好好检查检查啊。”

日伪军在城关修筑的炮楼

这名伪军完全被朱文起给糊弄晕了，也没有仔细检查朱文起的菜篮子，简单的翻了一下之后就直接放行了，而朱文起这次运送的革命传单，就藏在菜篮子里的最底层，上面铺了一些鸡蛋和青菜。

当天晚上定陶县城内的地下党同志，便将朱文起运来的这些传单，贴满了定陶县城内的大街小巷，搞得日伪军惶惶不安。

然而朱文起也不是没有被怀疑过，她在来往于县委和地委之间时，常常需要经过敌人的炮楼和封锁，这自然也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但她还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将情报送了出去。

1943年夏天，游文斋交给了朱文起一份非常紧急的情况，要她务必在第二天天黑之前就将情报送到地委同志的手中。

而这份情报由于页数够多，针线包内根本放不下，于是朱文起便把情报折叠整齐后，藏在了贴身衣服的内兜里面，又扮成乞丐上路了。

在经过定陶县与菏泽交界处的敌人炮楼时，朱文起和行人被4个伪军挨个盘查搜身，她的破竹篮也被翻了个底朝天，伪军不信邪，又将朱文起拉到炮楼里进行盘查。

为首的伪军头子说：“你经常从我们这里过，真的只是讨饭去吗？我们已经注意你很久了，你要是不老实交代，我们就把你送到宪兵队里去。”

朱文起当即就大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骂道：“有本事上战场上打去，欺负我这要饭的老太婆，有什么本事？”

伪军被弄得心烦气躁的，见实在盘问不出来什么，便将朱文起放了过去，当天晚上朱文起为了安全，就不再从原路返回，找了一处封锁沟爬了过去，天亮了以后才返回了定陶县委。

朱文起的情报运输工作十分出色，而真正让她出名的是在我军针对大土匪、大汉奸王子杰的战斗中，不惜身体也要完成情报运输工作的事迹。

运送情报几次晕倒，帮助我军取得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定陶一带的群众中，有一句谚语“天上有个老天爷，地上有个王子杰”，这个王子杰可并不是什么好人。

王子杰是定陶县陆湾村人，原本是国民党的兵痞，后来当了土匪，在当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人也因此直接称他为王二天爷。

1943年，王子杰被国民党军队任命为定陶县县长兼任保安第十五旅旅长，然而王子杰不仅不抗日，反而专门与我军作对。

1945年初，王子杰竟然公开叛变投奔了日军当了汉奸，然后为了讨取日军的信任，到处搜索我党党员和革命干部，大肆杀害革命群众，欠下了定陶县抗日军民无数的血债。

我党当即决定彻底消灭王子杰部，与西南军分区决定集中第十七、十八团和菏泽、定陶、曹县三个县大队的主要力量，针对王子杰部进行围歼。

王子杰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但是仗着有3000人马和强大的武器装备横行霸道，这让我军非常头疼，我军在军事实力上并不占优势，想要彻底消灭王子杰部，就必须要掌握王子杰部的兵力部署。

不过好在我党早有准备，王子杰的警卫排排长秦锡爵就是我党安插在王子杰身边的情报人员，获得情报的问题并不大，但是如何将情报从王子杰队伍中传递到军分区却是一个大问题。

这时党组织又想起了朱文起这个出色的情报员，从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朱文起。

朱文起在接到任务之后，决定打扮成媒婆去接受情报，周文琪来到王子杰的驻地之后找到了秦锡爵的住处，结果一进门却发现秦锡爵的屋里坐满了王子杰部的军官。

朱文起并没有害怕，而是非常机智的说道：“锡爵，你那门婚事到底愿不愿意啊？人家女方家里还等着听信呢。”

秦锡爵也非常配合地做出了脸红状，引得王子杰部的一众军官哄堂大笑，秦锡爵急忙拉着朱文起出门，然后两人来到了秦锡爵住处的西房，秦锡爵就这样将王子杰部的兵力部署情况交给了朱文起。

朱文起当天晚上就将情报送到了军分区，我军在得知了王子杰部的兵力布防情况之后，立即决定于4月5日对王子杰部进行围歼作战。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我军内部居然出现了奸细，在头天晚上就给王子杰送了信，尽管如此，我军在作战中歼灭了王子杰部的2000多人，不过还是让王子杰带着1000多人冲出了包围圈，打乱了我军一举全歼王子杰部的计划。

王子杰害怕再遭到我军的埋伏和打击，便带着1000多残兵败将退到了日军据守的定陶县城，不过日军对于反复无常的王子杰也充满了警备，不敢放王子杰部进城就命令王子杰驻守四关。

我军也随即包围了定陶县城，然后做出攻城的架势向城内开火，城里的日伪军误以为王子杰部向他们发起了进攻，便向王子杰部开火，这让王子杰本就所剩不多的队伍，再次遭到了重大的打击。

王子杰又怕日军收缴他们的武器，便率部东逃，天亮之后王子杰才发现上当了，这让狡猾的王子杰更加谨慎，朱文起先后两次打探到王子杰的住处却都被王子杰给逃了。

王子杰最后率部悄悄的隐藏到了定陶县城以北二十几里外的常店村，秦锡爵冒着生命危险以巡查岗哨为名骑马疾驰到了附近的邵楼村，将情报交给了地下党员孔耀坤。

孔耀坤接到情报之后有将情报转交给了刚送完情报回来的朱文起，朱文起白天已经走了四五十里路，为了防止王子杰再跑掉，便一路小跑了二十五公里，赶到了我军指挥部。

朱文起在到达我军指挥部后，将情报告知了军分区政委，然后便瘫倒在地晕了过去，心疼的战士们泪流不止，军分区立即集合部队，在黎明时分包围了常店村，终于生擒王子杰。

紧接着地委军分区又召开了庆功大会，报请上级批准给朱文起记特等功一次。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文起按照组织的安排，离开了情报战线，开始从事妇女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朱文起组织了多次支前工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60年，菏泽冀鲁豫边区抗日纪念博物馆开馆，曾在朱文起从事情报工作时，一直陪伴着朱文起的那个针线包，也作为抗日纪念品出现在了博物馆中。

朱文起受邀参观这一博物馆，当她看见自己的针线包时，激动的眼含热泪，对着针线包深情地说道：“老伙计，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朱文起盯着针线包回想着抗日战争的来之不易，更是想起了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们，因此才在针线包前久久伫立。

1982年10月，朱文起在菏泽定陶病逝，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