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一国民党特务被判枪决,他抗议:我要求陈赓为我作证
红色史纪 2021.11.04 134003 0
国民党反动派败退台湾之际,有很多国民党特务和高官因为来不及撤退留在了大陆,其中的一部分人还企图在日后反攻大陆时里应外合。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彻底清除这些残余势力,1950年10月,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全力逮捕蒋伪政权在大陆的残留特务和官员,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就在1951年初,一位曾经的国民党特务在南京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来经过法院审判之后,确定他之前在蒋伪政权担任过要职,法院决定对其判处枪决。
然而当这个特务听到法院对他的判决以后,却当庭表示抗议,并大声喊道:“我不是特务,陈赓可以为我作证!”
陈赓同志1922年入党,曾在抗日战争日期深入敌后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时期多次带兵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可以说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955年授勋仪式上被授予大将军衔。
这个国民党特务为什么说陈赓可以为他作证?他究竟是谁?他又是如何认识陈赓的呢?陈赓后来到底有没有给他作证?他又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
这名国民党特务名叫鲍君甫,关于他的故事要从大革命时期讲起。
我党第一位双面间谍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1893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前山镇白石村,自幼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待了十多年。
在日本留学期间,鲍君甫不仅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还深入了解到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和日本的差距。
于是,鲍君甫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以后,于1919年初怀揣着救国理想回到了中国,在上海的一家日本人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
回到上海后不久,鲍君甫就跟随爱国学生一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鲍君甫从小就性格开朗,因此交友广泛,与当时上海的日本通讯社和一些租界联系紧密,而且常常为报社攥写文章,名声很大。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为北伐做准备,鲍君甫深受感召,当年就加入了国民党左派。
鲍君甫加入国民党以后,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即将到来的北伐军,他开始积极与上海各种势力打交道,以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在一次与青帮的接触中,鲍君甫见到了一位老乡,时任洋务工会负责人的杨剑虹,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原来早先在日本的时候,鲍君甫就接济过同在日本求学的杨剑虹,杨剑虹对此很是感激。
1925年,杨剑虹怀揣革命的理想只身南下,前往北伐的大本营广州,不久就加入了国民党,在陈立夫手下工作。
杨剑虹在逐渐得到陈立夫的信任后,为了报答之前的恩情,就把鲍君甫介绍给了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要人。
陈立夫、张道藩见到鲍君甫时,对他的健谈和举止十分满意,而且每次他们到上海来工作,鲍君甫都亲自作陪,态度十分恭谨,这给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鲍君甫积极加入其中,并在这个时候结识了不少的共产党员,其中就包括时任上海工人运动领袖的顾顺章。
1926年,鲍君甫认识到了对他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共产党员陈养山。
当时,鲍君甫就住在共产党建立的私立上海大学的附近,而陈养山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他经常前往鲍君甫家中向鲍君甫学习日语,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陈养山觉得鲍君甫是个靠谱的朋友,当时又恰逢国共合作,两人开始无话不谈,他也开始慢慢给鲍君甫介绍共产党的思想。
不仅如此,陈养山还经常把最新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带给鲍君甫观看。
鲍君甫经过和陈养山的不断接触,觉得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好感。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惨遭屠戮。
鲍君甫身为国民党左派,因为同情共产党人的遭遇,被国民党右派抓捕,关进了监狱。
国民党元老蔡元培虽然起初一直支持蒋介石的“清党工作”,但当他发现军队在执行过程中采取的手段极其暴力,他开始产生不满,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连同鲍君甫在内的一批国民党左派被放了出来。
鲍君甫出狱后,受到杨剑虹的邀请,前往国民党在上海的调查科工作,正式加入了中统,由于他办事机敏,行动灵活,很快就受到了杨剑虹的信任。
陈养山得知鲍君甫的遭遇后,亲自前去慰问了他,并得知他此时正在国民党调查科工作,陈养山觉得这是个机会。
当时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损失惨重,为了确保上海中央机关的安全,1927年11月,周恩来组织部分上海地下党员建立了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
此时中央特科正需要一个人打入国民党内部,陈养山就把鲍君甫推荐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仔细思考之后,觉得鲍君甫是一个国民党左派,追求进步,这和陈立夫、杨剑虹等右派反革命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再三考虑之下,周恩来决定派人去说服他加入。
1928年5月的一天晚上,黄浦江畔灯火通明,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一切和往常没有太大差别。
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里,两个青年正在热情地交谈,两个人愉快地谈论着革命形势和国家的未来。
原来当天下午,鲍君甫就收到了陈养山的来信,说晚上会有一个叫王庸的共产党员来和自己见面。
鲍君甫一直对共产党员敬佩有加,于是他早早就来到了见面地点等他,没过多久,王庸走进了咖啡馆,两个人见了面。
王庸带着眼镜,一副书生模样,他来到鲍君甫的身边,亲切地说道:鲍先生,你好,我是陈赓,周恩来同志派我来和你商谈。”
此时的陈赓担任中央特科二科的科长,不过鲍君甫哪里能想到王庸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赓,关于他的事迹,鲍君甫可是早有耳闻,现在中共派他来和自己交谈,明显诚意很足,这让鲍君甫十分高兴。
鲍君甫高兴地说道:“你就是陈赓!几年前你可就是东征名将了,欢迎你的到来!”
陈赓笑着对他说:“现在我们这里损失很大,急需像你这样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加入。”
鲍君甫听后犹豫了一会,然后说道:“我当初也是为了革命加入的国民党,可现在蒋介石却背叛了革命,我也很难受,而且我现在被迫正在杨剑虹手下工作,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陈赓耐心地对他说:“我很能理解你的感受,你现在可以继续留在杨剑虹手下工作,为我们传递情报,这也是对革命的贡献。”
鲍君甫觉得共产党是值得托付的,便立刻接受了陈赓的建议,此后,鲍君甫私下里为我党工作,与陈赓保持单线联系,成为了我党的第一位双面间谍。
八面玲珑,春风得意
1928年8月,杨剑虹因为贪污和青帮内讧畏罪自杀,上海特务系统群龙无首,陈立夫立马想到了几年前见过的鲍君甫,认为他三教九流都玩的开,就让他担任了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特派员。
鲍君甫此时已经实际上成为了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为了便于他的行动,陈赓向上级申请,给鲍君甫提供了大量的生活费用补助。
除此之外,中央特科还集资给鲍君甫买了一辆高级轿车,好让他更好地掩饰身份。
有一次,国民党中统重要人物张道藩前来上海视察工作,鲍君甫亲自陪同,隔三差五的就请张道藩喝酒。
在一次酒会上,张道藩喝得大醉,无意之中透露自己有个姓李的仇人,还说那人天天和自己过不去,阻挡了自己的升迁。
鲍君甫听后,当即回应道:“张座,我可以帮您教训他!”
张道藩醉醺醺地说道:“杨兄,那人在上海很有权势,只怕你有心无力。”
鲍君甫赶忙走上前去,挽起他的胳膊,装作喝醉的样子,然后大声地对他说道:“交给我了,无论怎样,我都要为你出这口恶气,说吧,你想要个什么样的结果?”
张道藩说了一句“我不想再见到他”,就昏睡过去。
结果,没过几天,那个姓李的国民党高官就死在了自己家门口,张道藩得知消息后,对鲍君甫更加信任,也正是有了这次的恩情,日后鲍君甫入狱时才逃过了一劫。
当时中共中央的工作开展大多都在租界进行,为此,周恩来要求陈赓尽快让鲍君甫和租界方面搞好关系。
租界对我党威胁最大的地方就是巡捕房,因为他们负责抓捕并向国民党引渡我党的党员。
于是,鲍君甫收到陈赓的指示后,更加积极地与租界的巡捕房搞好关系,当时,英国巡捕房里有一个叫谭绍良的中国买办,鲍君甫托人打听到他也是广东人。
于是,鲍君甫借老乡的关系,多次前往英国巡捕房,并给他送了各种礼物,很快谭绍良就把鲍君甫视为知己,而鲍君甫也同时和巡捕房的大部分人搞好了关系。
有一次,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想让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钱大钧放两个人,然而经过多次请求,钱大钧都没有同意,十分无奈。
鲍君甫在听说了这件事后,立即前往警备司令部,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那两个人提了出来,随后交给了兰普逊。
兰普逊对此十分感激,当即聘请鲍君甫担任英国巡捕房的顾问,甚至和国民党当局说:“以后有事请派鲍君甫前来交涉,其他的一概不认。”
鲍君甫还利用类似的手段,很快取得了美法等国租界的信任,成为当时上海租界的“宠儿”。
此后,鲍君甫多次开着我党送给他的高级轿车,穿梭于上海的声色犬马之地,为国共租界各方提供着各种各样的情报,谈笑风生,名噪一时。
当然,关于我党的情报都是由陈赓亲自交给他的无关紧要的“重要信息”,用来掩护鲍君甫的身份。
协助锄奸,营救我党被捕人员
鲍君甫站稳脚跟以后,除了传递情报以外,开始协助中共特科人员清除叛徒,参与营救我党重要的被捕人员。
1929年8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紧急通知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等众多我党高层领导前往他家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
结果在第二天会议刚一开始,大批国民党军警就冲了进来,当即把彭湃等人给抓进了监狱,周恩来因为临时有事没参加才得以幸免。
中共中央听说彭湃被捕,十分震惊,当即命令周恩来一定要查清原因、及时营救被捕同志。
周恩来命令陈赓安排鲍君甫尽快查明彭湃等人的被捕地点,以便实施营救。
鲍君甫得到陈赓的指示后,立马行动,经过多方打听才知竟是白鑫背叛了我党才导致的彭湃同志被捕,并从警方的熟人那里知道彭湃此时正关在上海市公安局。
鲍君甫当晚就把消息报给了陈赓,并建议组织不要在公安局救人,陈赓立马把情报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得知后,经过其他渠道证实了鲍君甫情报的真实性。
于是,周恩来连夜召集中央特科各科负责人,召开了营救彭湃同志并清除叛徒白鑫的紧急会议。
大家在会议上一致认可鲍君甫的建议,不在上海市公安局动手,因为那里的防范太严密了,而是把营救地点选在了押解彭湃前往警备司令部的路上。
会后,陈赓立即把营救彭湃等人的部署转达给了鲍君甫,并指示他提前去和彭湃打个招呼,告诉他组织营救他的决心给,让他提前做好准备。
鲍君甫收到命令后,天还没亮就带人来了上海市公安局,以审问共党同伙的名义,把消息偷偷告诉了正在狱中的彭湃同志。
彭湃当时在江苏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影响很大,蒋介石对其恨之入骨,为了夜长梦多,第二天天刚亮就通知押解彭湃的人提前动手,以防后患。
就这样,周恩来亲自带队下半路伏击,等了几个小时都没有等到人来,事后才知道彭湃、杨殷等同志已经遇难了。
彭湃同志是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党政建设和发动群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彭湃同志的遇难,引发了全党同志的哀痛。
“绝不能让同志的血白流”周恩来悲痛地说道,追悼仪式结束后,周恩来紧急命令特科同志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找到叛徒白鑫并予以清除。
白鑫此时早已知道自己已经暴露,因为害怕中共特科的报复,急忙向蒋介石求救,希望老蒋能给他一笔钱然后尽快送他出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蒋介石得知彭湃被处决后,十分高兴,他决定安排白鑫出国,为了掩人耳目,还让通讯社发表声明说白鑫要去政府就职,目前正在前往南京的路上。
周恩来审时度势,认为白鑫此时一定还在上海,便让陈赓安排鲍君甫一定要找到白鑫的下落。
鲍君甫利用国民党驻沪特派员的身份,很快就得知白鑫此时果然还在上海,并且找到了他的住处。
鲍君甫随后按照陈赓的指示,多次前往白鑫家中和他闲谈,安抚他的情绪,没过几天就从他口中知道了他要在11月11日晚11点从家里出发前往港口。
鲍君甫立刻把消息报告给了陈赓,于是,在1929年11月11日晚10时多一点,陈赓亲自带人埋伏在了白鑫家门口,到了11点,白鑫夫妇在几个特务的护卫下,从后门走了出来。
白鑫刚要上车,陈赓就带人从旁边的草丛中冲了出来,开枪朝白鑫等人射击,白鑫当场被打死,随后,陈赓和战士们趁着混乱离开了这里,消失在月色中。
在鲍君甫的协助下,我党终于除掉了叛徒白鑫,为彭湃等烈士报了仇,随后,中共中央对鲍君甫的贡献进行了嘉奖。
除了参与营救澎拜同志以外,鲍君甫还参与了营救任弼时、关向应等我党重要人物和协助清除黄第洪等叛徒的工作,对我党贡献极大。
“千万不能忘记他们”
1931年4月24日,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旋即叛变,给我党情报部门造成了重大损失,很多同志因此壮烈牺牲。
然而就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陈赓还找机会来到鲍君甫的家中,告诉鲍君甫说:“我党顾顺章叛变了,他知道你的全部消息,你抓紧和我们一起撤离,快!”
鲍君甫见陈赓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在想着自己的安全,十分感动,他对陈赓说:“陈先生,感谢您在危急关头还来告诉我这件事,不过我不能走,我还要在这为你们继续工作。”
陈赓见劝说无效,对鲍君甫说:“你实在不想走也可以,如果你被捕了,一句和我们联系过的话都不要说,即使顾顺章揭发你,你也一定不能承认,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鲍君甫自恃是中统的红人,就留在了上海,果然没过几天,顾顺章就揭发了上海的我党情报组织,鲍君甫和陈赓一起被关到监狱。
在监狱里,鲍君甫还利用之前的关系帮助陈赓改善生活,十个月后,陈赓被我党同志救了,离开之前陈赓对他说:“我永远都会记得你对我们提供的帮助,党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鲍君甫在狱中即使遭受严刑拷打,都始终没有承认自己为共产党办过事,仅仅透露自己曾经不小心被共产党利用过而已。
国民党特务见审讯没有结果,就把他留在了监狱,后来,张道藩亲自出面保释,鲍君甫顺利离开了监狱。
可当时中共中央早已离开了上海,正在带领红军进行伟大的长征,鲍君甫从此和陈赓等中共方面失去了联系。
1950年10,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当时南京作为之前蒋伪政权的首都,遗留了大量的蒋伪政权高级官员和特区人员。
为此,南京市人民政府积极响应中央的指示,在1951年1月,发布通告,号召留在南京的国民党高官和特务在十天之内向政府登记,可以宽大处理。
此时,鲍君甫正在南京靠卖香烟和茶水维持生计,他之前做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的院长,但他没有把这放在心上,因为他认为自己曾经为我党提供过大量情报,就没有去政府登记。
结果十天期限一到,鲍君甫就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送往了法院,法院经过初步审判,认为鲍君甫之前在国民党政府里当官的行为属实,准备对他判处死刑。
这可怎么得了,鲍君甫当庭表示抗议,他向法院说:“我之前为共产党提供过情报,陈赓同志可以为我证明!”
法院院长鞠华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当即把情况报告给了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陈赓。
陈赓接到通知后,发现这位曾经一起工作的战友如今竟还健在,当即写信给鞠华,为鲍君甫做了证明,鲍君甫后来成功被释放,还前往北京与陈赓见了面。
1969年12月19日,鲍君甫因病逝世,享年76岁。
1976年,周总理病重,在弥留之际对身边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提起来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里面就有鲍君甫。
周总理对他说:“这些都是在我们党最危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千万不能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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