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秋天，在江西省万载县官元山林场中，一名伐木工人正在勤勤恳恳地干活。

这名伐木工人正干活时，突然感到“腹中一紧”，于是他跑到深山一棵大杉木下，准备解手，完活后，他随手在身旁抓了把落叶充当厕纸，忽然间，他的手在腐烂的落叶堆中摸到了一个箱子似的东西。

伐木工人好奇心起，他拨开周围落叶，原来是一个黑色的牛皮包，牛皮包在腐叶下掩埋多年，早已腐烂不堪，伐木工人用手轻轻一提，牛皮包就裂成了一地烂块。

伐木工人略感失望，可忽然间一道光芒闪过，原来是牛皮包裂开以后，从中掉出来一枚金属圆章，正反射着太阳光。

伐木工人发现的印章

伐木工人将圆章揣兜里，继续干活去了，可没想到第二年，他的哥哥竟因为这枚小小的印章而受到了公安局的传唤，原来在他以为稀松平常的这枚印章背后，竟藏着二十多年前五位烈士失踪之谜！

那么，这名伐木工人是谁？他无意间发现的这枚印章又有着怎样的历史重量与价值？在这枚古旧的印章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公章

“如厕”发现的印章

这名伐木工人叫郭兴仁，他是湖南省平江县人，他还有个哥哥，叫做郭桃仁。

1958年秋，郭兴仁的哥哥郭桃仁离开家乡，到外面的世界“创天地”，他从湖南平江县来到邻省江西万载县官元山林场，成为了一名伐木工人。

郭桃仁年轻力壮，工作上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很受林场上级的赏识。

1960年，林场的部门领导调郭桃仁到铜鼓县边界附近的检坑工作，郭桃仁被任命为检坑作业队队长。

到1963年秋，当了“官”的郭桃仁为弟弟郭兴仁“开后门”，郭桃仁把弟弟从湖南平江县老家带到了江西万载县官元山林场做小工。

郭兴仁发现圆章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年的十月。

伐木工人

郭兴仁满以为牛皮箱里有什么宝藏，可一看碎了一地的牛皮箱，一同碎开的除了一堆早已辨认不清字迹的腐烂文件外，连一枚硬币也没有。

哥哥骂道：“懒人屎尿多，回来晚了要扣你工钱！”然后摆摆手让郭兴仁赶紧去解手。

郭兴仁跑进深山一处僻静无人的地方解手，他是穷苦农民出身，当时厕纸一类纸制品很贵，郭兴仁可用不起，于是他便抓起一沓落叶打算充当厕纸。

可就在郭兴仁手伸进一堆早已腐烂的落叶中摸索时，他忽然摸到了一个箱子似的东西，这个箱子似乎非常脆弱，郭兴仁的手稍微碰上一碰，箱子就会软烂塌陷下去。

郭兴仁好奇心起，难道这里埋藏着宝藏？

于是，郭兴仁小心翼翼拨开箱子周围腐烂的树叶，果然从中发现了一个黑色的牛皮手提箱，牛皮箱不知道在这堆枯叶底下埋藏了几十年，箱身早已腐烂不堪，似乎轻轻碰一下，整个箱子都会当场碎裂成灰。

林场

郭兴仁小心将黑色牛皮手提箱提起，可一个不留神，牛皮箱碎成了一地皮渣。

郭兴仁满以为牛皮箱里有什么宝藏，可一看碎了一地的牛皮箱，一同碎开的除了一堆早已辨认不清字迹的腐烂文件外，连一枚硬币也没有。

郭兴仁一脸失望，正当他准备回工地继续干活时，阳光透过树叶照在了那堆腐烂的牛皮渣与文件上，一道反光射入了郭兴仁眼帘。

这堆烂渣子里怎么会有反光？郭兴仁一脸疑惑，他蹲下身子仔细检查，果然在腐烂文件纸的角落发现了一枚圆章。

这枚圆章和牛皮箱一同，在腐烂的落叶底下掩埋了多年，圆章直径约莫十公分，圆章上已出现了些许锈迹，但郭兴仁将圆章握在手里时发现，这枚圆章沉甸甸的，不像是普通的金属。

圆章上似乎还刻着图案和文字，由于光线昏暗且圆章上有泥土附着，郭兴仁看不太清楚，但他本能地觉得，这枚圆章一定不简单。

于是郭兴仁揣着圆章欢天喜地回到了检坑继续干活，工友们见郭兴仁一天上午乐呵呵的，都以为郭兴仁“着了魔”。

林区生产木材的老照片

林场工时规定中午是休息时间，郭兴仁和郭桃仁回到了伐木工驻地的杉皮小屋，在小屋中，郭兴仁拿出在深山林间发现的圆章，和哥哥郭桃仁讲了在深山如厕时发现“宝藏”的事。

郭桃仁接过圆章，圆章入手的感觉沉甸甸的，他判断这是一枚银质的圆章。

郭桃仁寻思，一枚普普通通的圆章怎么会用银打造呢？这枚圆章一定来头不小。

圆章上刻字和图案的缝隙里有许多污泥，郭桃仁将圆章放在杉皮小屋旁的泉水中洗干净，这才看清圆章上用隶属写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二十个大字和一个镰刀锤子的图案。

可郭桃仁、郭兴仁兄弟俩从小就没上过几天学，这圆章上的刻的字兄弟俩加起来也就认识八九个，对镰刀锤子图案的含义，兄弟俩就更不知道了。

郭桃仁正皱着眉头思索时，郭兴仁大大咧咧地一拍郭桃仁肩膀说：“大哥，别想啦！这圆章好歹是个银制品，卖出去也值当不少钱，不如我们就先留着，上面到底写了个啥等以后再说。”

郭桃仁一想也是，他记起来杉皮小屋的桌子上有块印泥，那是他当上检坑作业队队长时，上级发给他一块印章时一并送给他的，于是，郭桃仁用弟弟从山里捡来的圆章压了印泥，在自己日常记事用的笔记本上盖了个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公章

郭桃仁将银圆章往自己储物柜里一塞，就再也没拿出来过，兄弟俩也没太拿这块圆章当回事。

此后郭桃仁和郭兴仁俩兄弟一如既往在铜鼓县附近的检坑中工作，很快兄弟俩就将储物柜里的圆章抛之脑后了。

这枚印章不简单

郭桃仁和郭兴仁兄弟俩在发现圆章以后并没当一回事，俩人一如既往勤勤恳恳工作，而他们当初发现的那枚印章也早已被他们忘在了九霄云外。

那么，这枚印章背后的“秘密”又是在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呢？这件事要从1964年的一场会议开始说起。

在1964年春天，铜鼓县附近检坑处作业队队长郭桃仁接到场部上级通知，前往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县城出席全县的林业工作会议。

郭桃仁带上他的记事本就去了，会议上，坐在郭桃仁邻座的一位同志见郭桃仁笔记本上画着奇奇怪怪的符号，十分好奇，便向郭桃仁借了笔记本观看。

原来郭桃仁从小就没什么文化，他碰上不认识的字就喜欢画个符号代替，久而久之，郭桃仁的笔记本上就画满了这种“鬼画符”，乍一看还以为是天书。

六十年代的笔记本

坐在郭桃仁边上的同志饶有兴趣地翻看郭桃仁的笔记本，一边看，一边向郭桃仁“请教”上面写的是啥，憨厚朴实的郭桃仁也“不吝赐教”，一些奇怪的符号注解经常逗得边上的同志忍不住发笑。

这名同志翻着翻着，可当他翻到一页时，脸色突然大变，那一页上赫然印着一个圆章，圆章直径大约十公分，圆章中心是一个地球和镰刀锤子图案，圆章边上用隶书写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二十个大字。

这名同志看向郭桃仁，眼神好似在审犯人一样，郭桃仁却憨憨笑着不以为意，向这名同志将这枚印章的来历从头到尾都说了一遍，可这名同志却并没等他说完就匆匆离开了会议现场，前往了会场对面的万载县公安局报案。

上午的万载县林业工作会议很快结束，郭桃仁带着笔记本挎上小布包，正准备回检坑工作。

可就在这时，会议现场正中心的喇叭却突然播出通知：“请万载县官元山检坑作业队队长郭桃仁同志，听到广播后立马到会场对面的县公安局接待室！”

这则广播通知在大庭广众之下连播了三遍，人们议论纷纷，难道这位郭桃仁同志犯事了？

而郭桃仁本人也在听到广播后感到心下惶惶，他寻思着自己也没犯什么事，为什么公安局要突然“传唤”他？

于是，郭桃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硬着头皮来到了公安局接待室，公安局一位叫“老潘”的干部接待了他。

万载县政府大门

面对公安局干部“老潘”，郭桃仁老实巴交地说：“长...长官，我不是坏人，我没犯什么事，我...我也不是五类分子...”

所谓五类分子就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抢劫、偷盗、诈骗等犯罪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分子在当时是重点打击对象。

老潘没有理会郭桃仁，他直接了当地问：“有人举报你残害当年‘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在万载县林业工作会议现场时，坐在郭桃仁边上的那名同志，在看到郭桃仁笔记本上印章后，误以为是郭桃仁残害当年革命老前辈才得到了这枚印章，带着这样的误解，他匆匆前往公安局报案，便有了郭桃仁被公安局传唤的事。

郭桃仁被吓得六神无主，他愣愣地说：“我没有！长官，你要相信我，我...我真的没有！”

老潘看着被吓得不轻的郭桃仁，抚慰了他几下后继续问道：“你的笔记本带了没有？”

郭桃仁闻言，便从自己随身的小布包里掏出了他的笔记本交给老潘，郭桃仁想不明白，自己这普普通通的笔记本到底犯了什么事。

老潘打开郭桃仁的笔记本，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天书一般的“鬼画符”，老潘向郭桃仁询问这些字符的意思，郭桃仁都老老实实地回答。

万载县城风貌

老潘翻到了印有圆章印章的那一页，十分严肃地问郭桃仁：“郭桃仁同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郭桃仁“啊”了一声，虽然他早就觉得这印章大有来头，但一直以来也没发生什么事，自己也就忘了圆章这茬了。

于是，郭桃仁便将发现这枚印章的始末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老潘，老潘点了点头，说道：“这么说来，你并不知道这枚印章到底代表着什么，这枚印章是20多年前省苏维埃机关人员撤退时，在撤退途中遗失的重要物品之一，是国家正在寻找的重要文物。”

于是，老潘向郭桃仁讲述了这枚印章的故事，一个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五位烈士的故事。

印章背后的血泪革命史

关于这枚印章与五位烈士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到1934年间，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曾发起过多次“围剿”战争。

反围剿战争中正在行军的红军战士

在1930年冬至1931年秋的这段时间内，随着红一方面军连续三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闽西、赣南两片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湘鄂赣苏区在反围剿战斗中得到迅速发展。

1931年7月，中央湘鄂赣边区委员会在浏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应革命形势的需要，组建了湘鄂赣省委。

同年9月，湘鄂赣省委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湖南省平江县举行，这场大会通过选举，在平江县成立了湘鄂赣省苏维埃临时政府，而郭桃仁兄弟所找到的那枚印章，便是湘鄂赣政府在这一时期内打造的公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932年4月，湘鄂赣省委和省政府机关都迁入了江西省万载县内，在万载县领导工农红军进行武装斗争。

湘鄂赣省委和省政府机关在迁入万载县后，在万载县开办了兵工厂、被服场、造币厂等工业设施，还创办了《红旗》、《工人斗争》、《战斗日报》等红色报刊。

湘鄂赣中央苏区在湘鄂赣省委和省政府的管理下，经济水平迅速飞升，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由于王明、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我军遭受重大失败，红军革命根据地大面积丧失，湘鄂赣中央苏区也就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对象。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示意图

湘鄂赣中央苏区在当时只有红军10万余人，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湘鄂赣苏区的红军战士们奋勇抵抗，给国民党反动派造成了很大伤亡。

然而，由于敌我差距太过于明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与血腥镇压下，湘鄂赣苏区伤亡惨重，湘鄂赣省委省政府被迫决定，省委、省政府全部撤出万载县，向铜鼓县转移。

根据组织安排，一些重要文件和苏维埃政府公章，交由苏维埃政府保卫局局长张春吉、苏维埃政府干部王群、刘伯芳、以及湘鄂赣省互济会干事邱思炎、湘鄂赣省工会干事易容保管和转移。

五位同志将文件和印章装进一个黑色牛皮箱里，在转移之前，五个人便商定：五个人轮流保管这个箱子，不管谁不幸牺牲了，剩下的人一定要将箱子交到组织的人手上，决不能让箱子里的东西落入敌人手里。

转移过程中，为保护王群、刘伯芳两位女同志的安全，另外三位男同志分别在女同志周围负责掩护和侦察敌人动向。

可敌人数量实在太多，喊杀声从四面八方向五个人包围过来，三位男同志先后在转移途中壮烈牺牲。

湘鄂赣革命烈士墓园

王群和刘伯芳人小体弱，她们实在跑不动了，坐在一颗大杉树下休息，刘伯芳同王群商量道：“眼看敌人数量实在太多，我们人少力微，看样子是不可能突出重围了，这个箱子里的东西决不能落入敌人手里，我们没带火折子，没法焚毁这些文件，怎么办？”

王群想了一下说：“这里土质松软，我们索性将箱子埋在土里，敌人应该发现不了。”

于是，两位女同志便掘土将箱子掩埋，可埋到一半，敌人渐渐逼近，她们不得不将箱子半埋进土里，再用落叶将箱子盖住后继续奔跑转移。

王群与刘伯芳在转移途中也相继牺牲，她们埋下的箱子过了二十多年也早已腐烂，直到二十多年之后，伐木工人郭兴仁才发现这个黑色牛皮箱，箱子里的湘鄂赣省政府印章才得以重见天日。

万载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仙源纪念地

1964年，在郭桃仁前往公安局接受调查后的第二天，万载县公安局干事们开着三辆大卡车，由郭桃仁带路，前往了官元山林场郭兴仁发现印章的地方，搜索老红军的遗物以及烈士尸骨。

可100多名公安人员在大山里搜索了一整天，却没有其他任何有价值的发现，最终只能带着遗憾回到了万载县公安局。

上世纪的公安

此后，郭桃仁将弟弟发现的那枚印章捐交给了国家，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郭桃仁和弟弟郭兴仁退休后回到了老家平江县，此后便再也没回到万载县，也就再也没有见过那枚印章。

而郭郭桃仁当年捐献的印章，在1994年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此后便陈列在了江西宜春市万载县湘鄂赣革命纪念馆中最醒目的位置，赫然成为了湘鄂赣革命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2014年4月，湘鄂赣省革命纪念馆的同志来到平江县找到了郭桃仁与郭兴仁两位老人，对他们当年无私捐献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公章的事表示感谢。

两位老人此时已过古稀之年，他们回忆起曾经那段难忘的经历，不无激动地对湘鄂赣革命纪念馆的同志说，是祖宗显灵才让他们发现这枚珍贵的印章，发现这枚印章是兄弟俩这辈子最值得回味，最有意义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