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5年4月7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的不起眼的一栏，写着一则重要，又不是特别重要的新闻，新闻的标题是：“蒋介石死了”。

在这份新闻的开头，以十分简要的文字写着：“新华社1975年4月6日讯：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4月5日在台湾病死。”

蒋介石的死，在大陆这边只能在报纸上占一个小小的边栏，死后甚至都没配得上一个“病逝”。

关于蒋介石之死的报道

然而，对于盘踞在台湾岛的国民党伪政权而言，蒋介石的死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国民党当局专门为他举办了一场非常豪华且隆重的葬礼。同时，他们还将蒋介石的遗体在“国父纪念馆”里面安置了5天，组织安排台湾省本地的人民群众“瞻仰”。

在“瞻仰”活动开始后的第四天，“国父纪念馆”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在宋美龄秘书的搀扶下走到蒋介石的灵柩前后，仔仔细细的将躺在里面的蒋介石看了一遍又一遍，之后伸出手指抚摸了一下他的水晶棺，沉默良久后，这个客人一言不发的转身离去，除了一幅挽联，他什么也没有留下。

这个客人不是别人，正是一直被蒋介石囚禁着的“心腹之患”：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十分的复杂，显然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得清的。然而，张学良却只用了16个字，就将他这一生和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进行了高度概括。

张学良和蒋介石

东北易帜，恩怨之始

“呜——”，随着一声汽笛声响起，一辆专列缓缓的自北京车站开出，向着奉天省驶去。这一辆火车上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盘踞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这一天是1928年6月3日，就在两个多月前，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率领的部队将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打得全线崩溃，身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任统治者的他只得选择和北伐军议和。

不久前，各路北伐军发起全线总进攻，将北京和天津三面包围，张作霖只得表示“绝不忍穷兵黩武，祸延中外”，放弃北京，踏上了返回东北的列车。

张作霖

在这之前，日本人因为张作霖的“有保留的与日合作”，拒不配合他们蚕食满蒙地区的计划，对张作霖恨之入骨，现在张作霖自己回东北了，日本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

6月4日凌晨5点30分，在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的交叉处传来了一阵巨响，坐在专列上的张作霖被日本人埋下的炸药炸成重伤，虽紧急送往奉天急救，然而并没有出现奇迹，一代草莽军阀就这么遇害身亡了。

皇姑屯事件后，27岁的张学良就此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张学良并不具备其父的威望和狡诈，在虎视眈眈的日本人面前，想要保住东北的基业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只有两条路可以选，要么和南京和谈，改旗易帜，要么当日本人的傀儡。

张学良

日本人侵略中国在前，杀张作霖在后，国仇家恨面前，张学良自然不会投靠日本，而且他认为，想要报父仇，唯有投靠国民政府。

当时的国民党内各军阀虽然名义上都听从蒋介石指挥，但其实内部矛盾重重，各家军阀只是名义上听从蒋介石指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都在暗地里拉拢张学良，想要他归顺自己，扩张自己的势力。

最终，张学良还是选择了蒋介石，除了因为张学良错误地将国共合作时期的第一次北伐的战果，全都记在了蒋介石一个人的头上，以为他是统一中国的“不二人选”外，还因为张学良本人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很是向往，已经得到英、美支持的蒋介石，很明显更容易让他另眼相看。而且，早在1927年张学良就和蒋介石有过私底下的接触，也算是“老熟人”了。

蒋介石

就这样，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自即日起改旗易帜，听从南京国民政府指挥。蒋介石至此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他和张学良之间的恩怨，就此开始了。

恩将仇报：从中原大战到“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国民党内部的大小军阀并不完全听从他的指挥，为此，蒋介石决定对军阀进行限制和打击，这直接引起了阎锡山等人的不满，成为了引燃1930年5月爆发的中原大战的导火索。

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的军队和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的军队前前后后打了四个多月，谁也奈何不了谁，一时之间陷入了僵局。这个时候，拥兵数十万的张学良就成为了改变这场战争走向的关键性因素。

中原大战时的国内局势

就像前文所说，张学良在所有军阀里面最为看好的就是蒋介石，毕竟不管怎么说蒋介石的南京政权都是国民政府的“正统”所在。因此，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发出通电表示要“拥护中央”，派遣10万大军入关接收平津地区。张学良入关了，阎锡山等人也就没戏唱了，再无问鼎中原的可能，这场大战也就迅速结束了。

可以说，张学良对于蒋介石而言是有极大的恩德的，正是因为他的帮助，才让蒋介石彻底在军阀混战里面占据优势，蒋介石也投桃报李，让张学良在国民政府里面有了极高的地位，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年，局势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张学良

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张学良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华北地区的战后处理事宜上，军队也没有撤回东北，这就给了日本人以可乘之机，加快了侵华的脚步。

1931年6月29日，日军参谋本部大尉中村震太郎等人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时，被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抓捕处死，日本人立即借此机会大肆炒作，隐去了中村震太郎等人的间谍身份，炒作中国军队处决日本“无辜”军人的谣言，史称“中村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却选择了“忍让”，亲自给张学良发电表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以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蒋介石和张学良

虽然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分的不满，但是张学良内心“忠蒋爱国”的思想，让他无法置蒋介石的命令于不顾，只得听命行事。

9月18日，日军悍然酿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蒋介石正乘坐军舰离开南京前往九江，准备部署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当他得知此事后“大惊失色”，为了避免“友邦惊诧”，当即下令返回南京，并给张学良发去密电：

“沈阳（1929年奉天省改名辽宁省，奉天市改为沈阳市）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

蒋介石

4天后，蒋介石在南京党部党员大会上做了一次演讲，虽然说要“共同对外”，但仍然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坚持不抵抗政策。之后，蒋介石要求万福麟、鲍文樾回去带话给张学良：“千万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只得给东北军全体官兵下达了“切勿报复”的命令，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眼睁睁的看着日寇的铁骑在我国东北地区肆意驰骋。

国民党一枪未放放弃东北的策略，让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人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责难，让蒋介石下野的呼声一轮高过一轮。

张学良和蒋介石

1933年3月4日，热河沦陷，张学良决心就算拼上东北军的全部家当，也要和日本人打到底，决定在面见蒋介石时跟他请命抗日。

3月9日下午4点，蒋介石抵达保定车站之后，邀请张学良跟自己一起同行。在车上，他决口不提抗日的事情，而是提起了辞职的事情：“现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熄全国愤怒浪潮，难免同遭灭顶，你看谁下去好？”

蒋介石都这么说了，张学良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答道：“当然我先下去。”蒋介石听后大喜，当即表示同意张学良辞职，并跟他承诺：“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启用你”。

蒋介石

当天晚上，张学良乘坐专车返回北平，在车上，张学良一直趴在床上大声哭泣。当王卓然、端纳等人来劝他的时候，他一言不发的沉默良久，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哈哈大笑了一会儿后，对着他们两人说道：“我是闹着玩的，吓唬你们呢！”

张学良是不是在吓唬他们，只有张学良自己知道了，在这次会面结束的第二天，他就引咎辞职了。张学良不但失去了他们父子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东北，失去了自己的家乡，他自己还被冠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称号。

蒋介石的“恩将仇报”，让张学良第一次对他有些心灰意冷。

西安事变：张学良命运的转折

张学良

张学良引咎辞职后，出国考察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让他对法西斯集权很是欣赏，对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的赞同，对蒋介石又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相信想要抗日，就必须和蒋介石进行合作。

就这样，张学良于1934年2月就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开始和红军作对。一年后，张学良又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围剿”刚刚抵达陕北、立足未稳的红军部队。

然而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东北军在和红军的交战过程中连战连败，在直罗镇战役中更是损失惨重，他也因此再也不敢轻启战端了。

蒋介石对张学良“不作为”的表现十分不满，不停地敦促他“剿共”。而东北军全体官兵对蒋介石的内战行为也越来越不满。从东北跑来了西北和中国人交战，任由日寇在家乡为非作歹，如何不让他们痛苦。将士们纷纷跟张学良要求抗日，收复东北故土。

蒋介石和张学良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逼蒋抗日”方针的指导下，我党成功和张学良、杨虎城二人达成了秘密协定，建立了合作关系。我党宣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为全国人民所接受，这让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越发推进不下去了。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越发着急。1936年10月22日，刚刚解决了广西问题的蒋介石亲自跑去西安敦促张、杨二人“剿共”，之后又以“避寿”的名义跑去洛阳部署“剿共”相关任务。

在这期间，张学良多次跑去跟蒋介石哭谏，结果却被蒋介石骂了一顿，说：“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这里的殷汝耕是一个大汉奸，冀东事变后，在日本人成立的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里面当了所谓的主席，为国人所不齿，可以说，蒋介石这骂的已经很重了。

12月4日，蒋介石又回到了西安，并于两天后给张学良、杨虎城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立即出兵“围剿”红军，否则就把军权交出来。

蒋介石

在12月7日至12月11日这4天里，张学良一直在劝说蒋介石改变“剿共”方针，结果蒋介石不但不听，当他得知学生们前往华清池请愿后，还要求张学良派兵镇压，“格杀勿论”。

在多次哭谏无效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最终达成了共识：若要改变委员长态度，唯有“兵谏”！

12月12日，西安事变正式爆发。紧接着，张学良通电全国，说“蒋委员长介公，受群众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自己被逼无奈只能发动诤谏，“促其反省”。

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斡旋努力之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蒋介石口头承诺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

但是此时却出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将蒋介石抓住容易，将他送回去可就难了。

毕竟不管怎么说，蒋介石都是当时中国名义上的领袖，张学良的这次“兵谏”有“以下犯上”的嫌疑，如果贸然将蒋介石送回去，张学良自己肯定没好果子吃。如果杀了他，那中国必将陷入内乱之中，最终便宜了虎视眈眈的日本侵略者。

蒋介石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一来，表明他的扣押之举即不为争权夺利，也不为争夺地盘；二来也表明张学良自己是坚决拥护蒋介石这“唯一领袖”的，亲自将他送回去，相当于帮蒋介石挽回面子，恢复他的威信；三来，让蒋介石不至于回到南京后就立即反悔，继续打内战。

可以说，张学良的这个决定是真真切切地为大局着想，没有半点私心的。连毛主席都对他这一高风亮节的行为，予以了高度评价。

回归南京：蒋介石的第二次以怨报德

虽然张学良搞出的西安事变让蒋介石颜面尽失，但是在囚禁期间，张学良也没真拿蒋介石怎么样，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他，事变结束后还亲自将他送回了南京，但是对于蒋介石而言，张学良的这一行为，恰恰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回到南京刚下飞机，张学良就被蒋介石下令控制住了。

蒋介石

之后，蒋介石让陈布雷编纂了一份所谓的《对张杨的训词》，称他之所以能够获得释放，是因为张杨二人受到了他“伟大人格”的“感召”，对在西安事变中的承诺闭口不谈。

为了让蒋介石履行承诺，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暗示写了一份所谓的“认罪书”，结果蒋介石迅速分别给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写了一份呈文，里面还附上了张学良的“认罪书”，在这份呈文里面，他虽然说要对张学良“宽大处理”，字里行间的意思却是要对他“严加审判”。就这样，张学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5年的刑罚。

“判决书”发出后，蒋介石又猫哭耗子的给国民政府送去了一份呈文，请求对张学良予以“特赦”，不久后，国民政府就发布命令“赦免”了张学良，但也下令“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如果没有“特赦”的话，那张学良关10年也就放出来了，问题是“特赦”完了之后，蒋介石可没说要“管束”到什么时候，张学良就这么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