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重庆老妇参观白公馆,摸着墙上照片哭道:丈夫我来看你了
talk历史 2021.11.04 454 119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上,有一座白公馆,这里原来是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后来被军统头子戴笠买下,改造成了迫害革命者的监狱。
白公馆并不算大,前前后后关押过200多人。这些人里面大多都是革命志士,比如抗日名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等,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他们的幼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等。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追慕先烈、教育后人,白公馆作为革命遗迹保存了下来,每年都有很多人前往白公馆参观,瞻仰为革命牺牲的先烈的英雄事迹。
1981年的一天,重庆白公馆像往常一样人流如织,虽然游客很多,但大家都尽可能地保持着安静,一来,白公馆作为关押过革命烈士的地方,充满了压迫感,二来,游客们也以此表达对革命志士们的尊重。
就在大家屏气凝神的参观时,突然间听到了一阵压抑的哭声,大家循声望去,发现一位老太太,看着墙上的一张烈士照片哭了起来,看起来很是伤心。
就在大家准备上前劝慰一下这位老太太时,只见她突然间伸出一只手抚摸起了那张照片,并说道:“丈夫啊,我来看你来了。”
这位老太太名叫姜琦华,她和墙上照片里的革命烈士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呢?这位革命烈士又是如何牺牲的呢?
关于这些疑问,我们还要从许晓轩烈士开始讲起。
许云峰,许晓轩
在著名红色小说《红岩》中,塑造了很多有血有肉、感人至深的革命志士的形象,比如许云峰、江姐等。
这些革命志士的形象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是因为他们普遍都有人物原型。比如,在小说中面对敌人严刑拷打,仍大义凛然、坚强不屈,最终牺牲在革命胜利前夜的许云峰,他的人物原型之一,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许晓轩烈士。
许晓轩是江苏省江都县仙女庙镇(今江都县江都镇)人,出生于1916年10月份,原名许永安。许晓轩的家庭条件不高,根本称不上富裕,幼年时读过几年的私塾,结果因为父亲突然逝世,为生活所迫只能选择退学,去本地的一所钱庄里面当学徒。在这里,他认识了在仙女庙电信局工作的陈世德。
陈世德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在上海电报局工作,因为参与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结果因为证据不足只能将他无罪释放,问题是国民党当局又担心他“捣乱”,因此决定将陈世德调到只有3000多人的仙女庙来,觉得这样一来他就“掀不起风浪来了”。
事实证明,国民党当局低估了陈世德,他抵达仙女庙后不久就迅速交往了一批进步青年,叫他们读书,不但教他们世界语,还跟青年们介绍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现状,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陈世德的影响下,15岁的许晓轩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1935年,许晓轩和同镇的姜琦华听从家里长辈安排结为了夫妻,一般而言,包办婚姻很少有幸福可言的,然而许晓轩和小自己一岁的姜琦华之间的婚姻,却很幸福。
姜琦华清楚地记得,他们结婚那天,她在轿子上坐了一整天才来到未来的丈夫家,当时身边有很多人都在盯着他们看。因此姜琦华没敢仔细地打量丈夫的模样,只是在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地看了丈夫两眼,觉得他“瘦瘦高高的,看起来挺斯文的”。
参加革命
许晓轩的婚后幸福时光还没持续多久,意外就发生了。因为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许晓轩参与的讲习班被迫解散,老师陈世德被抓捕了,曾经的讲习班学员因此纷纷出走,许晓轩在哥哥许瘦峰的介绍下去了无锡公益铁工厂,在里面担当会计工作。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无锡公益铁工厂搬迁到了武汉,之后又搬迁到了重庆。在重庆期间,许晓轩认识一名叫做沙千里的共产党员,并加入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互助会,开始积极投身于宣传抗日活动中。在这期间,因为表现突出,许晓轩经互助会负责人杨修范介绍,于1938年5月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许晓轩入党后,因为革命的需要经常变换工作。有时候去复兴铁工厂里工作,有时候又在国民党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里面工作,还有时候跑到沙坪去经营一间青年书店。
1938年8月,许晓轩被分配到了《青年杂志》社里面当编委。当时社里资金紧张,许晓轩就拿出自家的存款来办刊物,他和自己的家人则过着节衣缩食的清贫生活。
因为工作日益繁忙,很少将精力花费在自己的家里,连自家大孩子生病住院了都没时间去探望,后来孩子病死了。这让他的母亲和妻子产生了一些怨言:“你一点不管家里的事情,简直不要家了。”
许晓轩听后,认真地对他们说道:“我不是不爱他,实在是工作抽不出身来。帝国主义正在侵略中国,民族灾难这么严重,有国才有我们的家,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才能有家庭的安宁。”
被捕
1940年的春天,许晓轩被任命为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自去年秋冬时分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就掀起了“反共”高潮,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劣,重庆作为当时国民党的大本营,更是十分的危险,
然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许晓轩也经常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基层、前往工厂,领导工人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斗争。也正是在他的组织和带领下,新市区的工作得到了很大的起色。
4月的一个周五,许晓轩前往大溪沟21兵工厂分厂,准备领导里面的党员和群众开展地下斗争。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兵工厂里面竟然出现了叛徒,他刚一露面就被敌人给抓住了。
当时许晓轩住在单位宿舍里,同志们发现他失踪了后,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报告。当时许晓轩的女儿才8个月大,为了避免许晓轩家人惊慌,所以大家决定隐瞒下来。
为了寻找许晓轩,组织上专门找到了黄炎培老先生,请他派人前往伪卫戍司令部和警察局查询,结果被告知“查无此人。”
黄炎培见状亲自去拜访特务头子徐恩曾,徐恩曾见到黄炎培后不敢欺瞒,告诉他人已经被关到望龙门特别监狱了。
当黄炎培要求徐恩曾立即放人时,徐恩曾立即回答道:“许先生始终不肯承认错误,所以我们暂时不能释放他。”
纸包不住火,许晓轩长期不回家,引起了他家人们的担忧,几经打听,得到了许晓轩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的消息。当许晓轩的妻子姜绮华得知这一噩耗后,悲痛之下染上了极其严重的肺病,只能躺在床上疗养。
他的哥哥许瘦峰为了见弟弟一面,找了各种关系,总算和弟弟联系上了。许晓轩托人告诉他:“要见面可以,不过不能到监狱里来,只有在空袭的时候才能见面。”
原来,当时日寇经常派遣飞机轰炸重庆,每当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们就会将监狱里面的“犯人”押往防空洞,这也是他们兄弟俩唯一一个见面的机会。
这一天,重庆上空又响起了撕裂人心的警报声,十几架日寇的飞机沿着低空飞了过来,市民们立即扶老携幼的往防空洞跑。没过多久,望龙门22号国民党军统看守所的大门缓缓地打开,一队带着明晃晃的手铐的“政治犯”,被荷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押解了出来。
当一名蓬头垢面、面黄肌瘦、瘦瘦高高,留着长长的胡子,戴着一副眼镜的“政治犯”走出大门后,立马开始四处张望。
这个人,正是失踪了近半个月的许晓轩。当他看到监狱门前的小土坡上站着的许瘦峰时,眼睛当即一亮,紧接着眼圈就湿润了。不过,因为特务管得严,不允许他和哥哥聊天,因此只是对着哥哥重重地点了点头,就离开了。
虽然许晓轩的身体被关在了监狱里面,但是他还是能和外界取得联系。他曾专门托人告诉家人,如果想给他写信,就在每月的1号或者15号,在《和平日报》上刊登一个礼拜的“寻人启事”,内容如下:“庆辰吾弟,自汝离家,已经数载,老母思儿,妻盼夫,望速来信××处转。兄泰贞白。”
每当许晓轩从监狱里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寻人启事”,就会托人前往上面的地址取信,写完信后,再托人送回去。
通过这种方式,许晓轩和家里取得了一定的联系,即便是每天都经历敌人的严刑拷打,许晓轩给家里写的信也基本上都是“我身体很好,生活也不差”之类的话,为的就是避免家里人担心。
有一次,许晓轩从信中得知家里人正在想方设法的营救他,迅速拿起铅笔在一张用来包香烟的薄纸的背面,写下了“宁关不屈”四个大字,然后签上了自己曾用名许永安的“安”字,表达自己宁死不屈的决心。
监狱里的斗争
对于许晓轩等“政治犯”,国民党当局可以说十分“上心”,1941年10月时专门派人将他们从重庆押解到了位于贵州息烽县阳坝镇的息烽集中营,在这里,“犯人”们不允许用自己原来的名字,只能用号码替代,比如许晓轩的编号就是302,被关押在了义斋之内。
当时集中营的监狱主任是周养浩,许晓轩等人被送过来后,他以加强对革命者的“思想感化”为由,在监狱里面开办起了工厂,组织囚犯在里面生产劳动,赚的钱都流入了周养浩本人的腰包。
对于要不要去给周养浩工作,监狱里面的同志们有不同的看法。许晓轩就不同意去,因为他觉得这是让周养浩剥夺我们的劳动果实。但也有同志认为应该去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机会团结更多的难友,共同展开斗争。
经过大家秘密讨论后,最终决定除了身份公开的罗世文外,大家都可以去工作。不久后,许晓轩就被分配至印刷厂木刻部工作。
这一天,监狱管理人员找上许晓轩,要他在“爱寨”前面的两棵核桃树上分别刻下“忠党爱国”和“先忧后乐”两行字。
许晓轩接到任务后,先在一棵核桃树上刻下了“先忧后乐”,当管理人员要他下来去刻“忠党爱国”时,他“一不小心”把梯子给蹬歪了,从上面摔下来后把手给伤到了,因此没有刻这四个字。
时至今日,集中营旧址内仍然有着刻着“先忧后乐”四个字的核桃树,挺拔的树木忠实的讲述着许晓轩的坚贞故事。
1946年7月,息烽集中营被撤销,许晓轩和其他监狱里的71名“狱友”,被送到了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内关押。
重庆白公馆是国内知名的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魔窟”,里面关着的基本上都是国民党当局认为“案情重大”的“要犯”。
为了更好的和敌人展开斗争,许晓轩秘密的和监狱内其他的党员取得了联系,并和谭沈明、韩子栋成立了“狱中中共临时党支部”,许晓轩本人就任支部书记。
在白公馆里面,许晓轩和同志们一刻也没有放下过对自由的向往,但白公馆戒备森严,四周都是电网,晚上还有大量不停照射的探照灯。白公馆里面除了大批特务外,还有1800枚国民党兵,想要集体暴动越狱很难。因此许晓轩和韩子栋、谭沈明等人约定:谁有机会谁就先逃跑。
观察了一段时间后,许晓轩认为在监狱小卖部和伙食团干活的韩子栋逃脱的机会很大,于是要他准备脱逃。
因为韩子栋可以出入监狱,他就画了一张标着四周环境的简要地图交给了许晓轩,然后和难友们一起商议了一份逃跑计划。
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和难友们告别后,跟着监狱看守去磁器口街买菜。当看守去茶馆里面打牌的时候,韩子栋悄无声息地逃跑了,一路顺利地抵达了解放区。
韩子栋的成功逃脱,大大的激励了监狱里面的同志们,许晓轩和李子伯等同志策划了多起集体越狱,结果均因准备不足等问题没能成功。后来,监狱方面要求许晓轩保证不逃跑,被他义正言辞的予以了拒绝:“我们共产党人决不给你们作任何保证。”
在不停地策划逃跑的同时,许晓轩等人也进行了其他的工作。为了让广大难友能够及时了解正在进行的全国战争的消息,许晓轩根据原《挺进报》负责人陈然的建议,决定在监狱中续办《挺进报》。
这一天,同样被关在白公馆的黄显声将军,将自己看过的报纸交给了陈然,陈然用铅笔把关于解放战争的消息抄写在了一张香烟纸上,并在最上面写下了“挺进报 第1期 白公馆出版”几个字。
陈然将《挺进报》拿给许晓轩看后,许晓轩对此很是满意,但为了避免暴露,他指示陈然不要写刊头、日期、期数,写的时候用仿宋体书写。与此同时,许晓轩还号召监狱里的大家一起练仿宋,避免意外。
事实证明,许晓轩的这一指示很有先见之明。这几天,一名叫做宣灏的难友在看《挺进报》时因为太投入忘了放风,被特务发现了。宣灏情急之下想将《挺进报》吞下去,结果晚了一步,还是被特务们抓住了。
看着《挺进报》上的“中共中央第七届第二次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几个大字,看守长陆景清气的浑身发抖,拿起鞭子狠狠的抽打着宣灏,要他交待这东西是谁写的,消息哪来的。
宣灏虽然年纪不大,骨头却很硬,咬死说是自己写的。
就在此时,许晓轩看不下去了,大吼了一声,说那张纸是他写的。陆景清不信,让人在监狱里进行搜查,结果因为陈然心思缜密,看完报纸后就还给了黄显声,铅笔和纸也都事先藏好了,特务们什么也没搜到。
恼羞成怒的陆景清来到许晓轩面前,让他写几个字看看。许晓轩拿起笔就写了一手漂亮的仿宋体文字,笔迹和《挺进报》一模一样。陆景清为了套出重要情报,和颜悦色的问许晓轩消息是哪来的,许晓轩轻蔑的看了他一眼,说道:“那天放风的时候,我看你们办公室没人,就进去看了看,结果发现一份报纸,上面就有这一则消息。”
说着,许晓轩大声告诉陆景清:“你们打报告枪毙我吧,我永远是一名共产党员!”陆景清没敢将这件事上报,担心闹大了自己下不来台,因此决定将许晓轩带着重镣关到终日不见阳光的地牢里面去。
黎明前的黑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继续向大西南迈进,蒋介石原以为固若金汤的“西南半壁”,在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面前完全不堪一击,很快就打到了重庆附近。
面对这种情况,输红了眼的蒋介石于11月14日亲自飞往重庆,下达了杀掉所有在押的革命者的命令。
11月27日,许晓轩等人已经能够听到重庆城外隆隆的炮火了,然而,许晓轩却再也见不到重庆解放的那一天了。
在被押解出去之前,许晓轩将身上的棉衣解下披到了一位同室难友的身上,深情地和他告别后,来到关押在对面牢房的罗广斌的面前,握着他的手说道:“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我仍将这样……希望组织上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意识。”
之后,许晓轩和其他难友挥手告别,大踏步地走上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
11月27日那一天,国民党当局对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内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屠杀,仅15人脱险。3天后,重庆解放,顺利脱险的罗广斌将许晓轩的遗言和其他烈士的交代做了汇总后,总结出了著名的“狱中八条”。
姜绮华
许晓轩被捕入狱后,姜绮华因为肺病在家里躺了三年多。在许晓轩被捕之初,夫妻俩还能通过书信联系,后来许晓轩被送到贵州息烽后,他们之间的通讯就断了。
在监狱里许晓轩对妻子和家人的思念之情愈发浓烈,在白公馆时,他在一张20cm×16.3cm的24开笔记本纸上,给姜绮华写下了一封信件,托人想办法交给了她。
在信中,许晓轩对自己常年在外工作,对家庭不够关心,让妻子孩子吃了不少苦头表示了歉疚,并告诉她:“少把希望放在我身上吧,因为我是身不由己的人。”
姜绮华在1946年时就跟着许家人搬去了上海,承担着照顾家庭的重任。当1949年她得知丈夫遇害的噩耗后,肺病当即复发,肺叶坏掉了一大半,之后一直孤身一人照顾孩子。
1981年,年过古稀的姜绮华,颤颤巍巍的来到了白公馆曾经关押许晓轩的房间,伸手摸着墙上挂着的丈夫的照片,哭着说道:“丈夫啊,我来看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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