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上午，军统大头目戴笠登上了由青岛前往上海的一架专机。结果因为天气原因，飞机无法在上海机场降落。无奈之下，戴笠只得命令飞机飞往南京。

17日南京的天气同样不好，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滂沱，戴笠乘坐的飞机因此失事撞在了江宁县岱山的山腰上。

戴笠死后，南京接连下了三天三夜的暴雨，他的尸体也在暴雨中淋了三天三夜才被人发现。

戴笠

当蒋介石本人得知被誉为“蒋介石的佩剑”的戴笠死亡的消息后，内心十分悲痛，放声痛哭，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不幸以气候恶劣竟在南京附近遇险身亡，殊为悲痛，此生虽多缺点，但其忠诚与热心实不愧革命信徒也。今焉则无矣！”

后来国民党公祭戴笠时，蒋介石还曾亲自出席，致悼词时数次落泪，可见他对戴笠还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

然而不久后，当蒋介石派人清查戴笠遗产，得知戴笠遗产的数目后，却又不禁破口大骂了戴笠一顿。

那么，戴笠的遗产到底有多少，以至于让蒋介石如此愤怒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的呢？

情报“个体户”

1922年，25岁的戴笠流浪到了上海，在一家交易所内当起了跑腿伙计。巧合的是，这家交易所的老板是蒋介石、戴季陶以及张静江。

因为戴笠也姓戴，而且他十分机灵，理解力又强，戴季陶逐渐产生了培养他的念头，将戴笠介绍给了蒋介石。

经过交流，蒋介石得知戴笠和自己的出身经历十分相似，他也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也是年幼丧父，自小就经历了人间疾苦，不由得对戴笠惺惺相惜。不过，此时他们二人并没有深交，后来交易所生意失败了，蒋介石选择离开上海，他和戴笠的联系至此也就断了。

蒋介石

1926年，戴笠奔赴广州投奔革命，顺利考入黄埔6期，被编入伍生团第十七连，和蒋介石有了名义上的师生之谊。此时的戴笠已近而立之年，性格相较于过去的任侠豪放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沉默寡言，处处谦让，平日里整天埋头苦学。

在这期间，戴笠开始阅读蒋介石推荐的《俾斯麦传》、《曾文正公家书》以及《曾胡治兵语录》等书籍，随着书越看越多，戴笠对曾国藩及俾斯麦也越来越欣赏。在思想方面也越来越靠近蒋介石，对蒋校长也越来越崇拜。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组政权，并公然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开始公然“清党”，作为蒋介石“起家之本”的黄埔军校，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蒋介石这次“清党”的重点，专门派遣负责情报工作的侍从室高参胡靖安前往黄埔军校执行“清党”任务。

戴笠

当时的戴笠并没有任何军职，但这件事情让他看到了希望，每天自觉去寻找相关情报，然后以晚生的身份找上胡靖安，将自己探知到的情报交了上去，他也因此被称为“编外情报员”。

因为戴笠一没有活动经费，二不知道高层这么做的意图，他搜集的情报质量并不高。不过胡靖安还是凭借着这些线索，找到了几名共产党员，因此开始有意识的栽培戴笠，不久后就将他提拔为了骑兵营党部执行委员。

“宁汉合流”后，蒋介石在政治上遭到了极大的危机，为此决定加强情报工作，以掌握各地反蒋势力的动向，及嫡系部队各级将领的忠诚情况。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此专门成立了密查组，戴笠经组长胡靖安举荐成为了这个小组的一员。

戴笠

在密查组里，戴笠展现了惊人的搜集情报的天赋，不但情报来得又多又快，而且质量还高，每隔两天总能汇报上去一份情报。每逢有重要的情报，他总会千方百计地将之直接交到蒋介石的手里。

对于宦海沉浮了很久的蒋介石而言，戴笠这个“老熟人”的举动让他很看不惯，觉得他不经常规传递手续唐突的越级上送情报，是想一步登天，戴笠就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而已。

时间长了，蒋介石开始觉得戴笠的这种精神着实可嘉，而且他的情报一般都比较真实，遂对戴笠渐渐重视了起来。尤其是“二次北伐”的时候，戴笠跑遍了华北诸省，给蒋介石搞到了大量的情报，他也因此更受蒋介石器重。

不过，再怎么受重视，戴笠本身在国民党的地位都不高。用戴笠自己的话说，那时候的他就是“跑单干”的，相当于一个“情报个体户”。

戴笠

西安事变中的戴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开始加紧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第二年，蒋介石决定以“复兴民族”为名，以国民党内部的军方黄埔系骨干分子为主体，建立一个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

在整个复兴社组织结构的安排上，蒋介石最为看重的就是特务处长的位置，可以说，这个位置是整个复兴社的核心所在。当时，国民党内部各方势力给蒋介石推荐了包括邓文仪，桂永清，郑介民，康泽在内的6个人，虽然戴笠也在这份推举名单中，但因为他资历尚浅，国民党内部很多人都不支持他。

蒋介石

然而，在蒋介石眼里，“资历尚浅”这一戴笠最大的劣势，反而转化为了他的优势。出于平衡考虑，蒋介石最终决定由戴笠来担任特务处长。

数月后，这一支以戴笠为主的特务组织正式改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第2处”，戴笠在南京徐府巷成立了特务处本部，在鸡鹅巷设立了私人办公室，在全国各大城市及要冲区域都建立了情报组织，就此开始了他的军统大特务生涯。

戴笠走马上任后，搞出了诸多引人注目的案例，比如北平杀汉奸张敬尧，上海暗杀杨杏佛，天津捕捉吉鸿昌，梧州暗杀“暗杀大王”王亚樵等。

然而，真正让戴笠得到蒋介石进一步信赖的，还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事件。

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城一阵枪响，蒋委员长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阶下囚”。

在西安事变的消息公诸于众之前，南京的戴笠就已经收到了军统西安站站长江雄风发来的密报。戴笠对此如丧考妣，知道自己能有今天完全是因为蒋介石的存在。迅速将郑介民，文强等人招了过来，哭丧着脸告诉他们：

“领袖在西安生死难卜，我去见了何部长（军政部长何应钦），他主张立即讨伐，我又去见了宋院长和夫人（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宋美龄），他们认为打不得，要政治解决。如此相持下去，领袖又如何能得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会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进西安去救领袖，想请诸位想办法。”

何应钦

面对这种情况，郑介民等人也愁眉不展，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戴笠见状苦笑着表示，既然如此，自己只能跳龙潭入虎穴，亲自走一趟了。

戴笠之所以表示自己要亲自去一趟，除了因为蒋介石对他个人而言十分重要之外，还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逼着他必须亲自去一趟。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内部分成了三派，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派主张立即进攻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将蒋介石交出来。以戴季陶为首的一派主张以“对西安大规模轰炸”为由，威吓张学良和杨虎城，让他们将蒋委员长交出来。而以宋美龄为首的第三派，则主张通过谈判的方式将蒋介石保下来。

宋美龄

虽然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很大，但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杀戴笠以谢天下”。理由是身为军统大特务头子的戴笠，在江雄风事先传递“张杨二人欲对委员长不利”的情报后，竟然还是导致了这种局面的产生，所以他们三派一致认为应该将戴笠处决。

当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事后甩锅行为，因为戴笠在接获情报后第一时间就对蒋介石进行了上报，结果蒋介石很有自信的表示：“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对我和夫人很忠诚”。

也正因此，为了保命，戴笠才不得不亲自去西安走一趟。

12月22日，戴笠跟着宋美龄等人乘坐飞机去了西安，刚下飞机，戴笠就被两个警卫人员挟持上了一辆小汽车，之后被一路拉到了一个阴森潮湿的地下室里面关了整整20多个小时。

张学良

关戴笠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因为有不少人要求他“速杀戴笠”，但张学良并不愿意真的将戴笠处决，因此才让人将他关了起来，以免戴笠出现什么意外。

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戴笠在地下室里十分的惶恐，因为他不知道张学良到底要如何处置他，遂写下了一封不知是真情还是假意的遗书：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故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

不管戴笠是不是真的这么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对待他除了上下级之间的信任外，还多了一些个人层面的亲近。后来宋美龄在《西安半月记》里面，以蒋介石的语气夸赞戴笠“忠勇可嘉”，戴笠本人对此十分高兴，直言“冒死而去，呈祥面归。”

戴笠

“中国的希姆莱”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拿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祭旗”。韩复榘出身于清末新军，为人反复无常，一会儿为冯玉祥效力，一会儿为蒋介石尽忠，堪称朝秦暮楚的典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线的韩复榘，在日军发起进攻时不战而逃，让日军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占领了大半个山东。

韩复榘的行为无疑让蒋介石对他十分不满，戴笠也趁着这个机会落井下石，将军统济南站站长发来的密报放到蒋介石的案头，让蒋介石明白韩复榘私底下在和日寇土肥原贤二进行接触，打算在山东建立伪政权。

韩复榘

蒋介石看完后，问戴笠韩复榘有没有参加李宗仁在徐州召开的军事会议。戴笠回答道：“韩复榘说中央说话不算数，答应每个月给他60万元军饷，结果一直没兑现，他信不过中央，所以没参会。”蒋介石听后骂了一句“娘希匹”，接着问道：“韩复榘接到中央指责他丢失济南的电报后,有什么反应?”

戴笠小心翼翼地说道：“他大放厥词，说什么‘济南丢失由我负责，不知南京丢失，该不该蒋某人负责呢？’”

戴笠复述的这一段话，无疑是在戳蒋介石的肺管子，他当即拍案而起说要“制裁”韩复榘。

1938年1月8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给韩复榘发去了一封急电，邀请他前往开封参加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因为路上可能遇到日寇埋伏，电报里特别申明韩复榘可以“多带卫队”。

蒋介石

一般军事将领参加这种会议时都要求轻车简从，因此韩复榘收到这一电报后觉得蒋介石是“真心相请”，遂坐火车前往开封，在开封车站受到了戴笠等人的“热烈欢迎”。

在火车站戴笠告诉韩复榘，因为部队驻地正在布置环境，所以警卫部队请暂留车厢候命。之后韩复榘只带着10名卫士，跟着戴笠一块去了袁家花园礼堂，并将随身武器交给了会议筹备处代管。

会议开始后，蒋介石立即宣布：“本次会议，首先要解决个别高级将领丧师失地问题。”之后，蒋介石宣布韩复榘犯丧师失地之罪，免去本兼各职，交军法处处理。

紧接着，戴笠就指挥四名宪兵将韩复榘架出会场，用专列运往武汉。经审理后，韩复榘于1月24日被戴笠指挥的军统特务秘密处决，事后蒋介石论功行赏，升戴笠为军统少将副局长。

蒋介石和戴笠

随着军统的势力越来越大，戴笠逐渐有了“读史”的爱好。每当有空闲时间，他就让秘书给自己读并讲解《二十四史》。当秘书讲到武则天时期酷吏周兴、来俊臣的下场时，戴笠总是心有戚戚焉，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也正因此，戴笠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表达着对蒋介石的忠诚。比如，随着戴笠的风头越来越大，他开始被西方盟友称为“中国的希姆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听说过戴笠的名头，曾当面跟蒋介石表示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能亲自和戴笠这位中国的神秘人物见一面。

1945年4月3日，蒋介石在重庆城外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检阅“精锐部队”后，举行了一次晚宴。在晚宴上，戴笠专门让翻译告诉美国人，不要听信别人说他是“中国的希姆莱”的“坏话”，他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戴笠（左）

死得其所的特务头子

虽然戴笠不止一次地跟蒋介石表忠心，但蒋介石在内心深处仍然对他有所防范，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深有“飞鸟尽，良弓藏”的恐惧之感，觉得蒋介石可能会抛弃自己。

当1946年3月戴笠在北平活动时，收到了一封毛人凤发来的蒋介石要他去重庆参加会议的电报。在电报后面，毛人凤还特意提及了宣铁吾、黄珍吾、李士珍，这些人都是长期与戴笠交恶，一直在和他争夺警权的对手。

戴笠明白，这次会议将决定军统前途，当即命人给毛人凤写了一封回电，要毛人凤回复蒋介石，自己本月中旬才能到会。

因为内心有所不满，所以戴笠在电报后面加了句：“生云天在望，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

戴笠

因为这封电报言语过激，毛人凤没敢转呈蒋介石。没收到回复的戴笠不由得十分心急，于1946年3月15日在北平乘坐一架C47型222号专机飞天津、济南，并于16日抵达青岛。在青岛，戴笠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报告，说“望领袖多加爱护”。

按照戴笠的计划，他将于3月18日飞往重庆亲自跟蒋介石报告，摸清蒋介石对军统处理的底线，之后于19日参加会议。

因此，戴笠在抵达青岛的第二天上午就坐飞机飞往上海，准备之后转道重庆。因为日程安排满了，虽然17日当天天气不好，戴笠仍然不顾一切地下令让飞机起飞了。

17日下午的上海，天空乌云密布，下着大雨。戴笠飞机只得转道南京，结果南京的天气同样不好，正在飞机准备转道徐州时，撞到了南京附近江宁县的岱山之上，军统大特务头子戴笠，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了。

戴笠

当蒋介石得知戴笠这位“得意门生”死了后，还曾放声痛哭过，称戴笠“不愧革命信徒也”。后来随着国共内战的展开，蒋介石对戴笠越发怀念，说“雨农之丧，为革命之损失也。”

也正因此，在戴笠后事处理方面，蒋介石也给予了他厚葬。不但追授戴笠陆军中将军衔，还亲自出席了戴笠公祭仪式，亲作祭文叹曰：“胡期一朝，殒此英贤：心伤天丧，五内俱煎！”“惟君之死，不可补偿！”

秀做够了，该查的还是要查的。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曾专门派人去清查过戴笠的遗产，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蒋介石看到调查报告后直接对死去的戴笠破口大骂，没想到一直在自己身边表现得艰苦朴素的他，竟然在私底下贪污了巨额财产。

蒋介石

据一个蒋介石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仅戴笠明面上的财产，就黄金千余条，美钞十余万。他公开和秘密的公馆有十余处，上海，武汉，香港，天津，西安，南昌，北平，苏州，厦门等大中城市都有戴笠的公馆。

为了讨好电影明星胡蝶，戴笠专门在重庆神仙洞给她盖了一座豪华公馆，之后花了1万多银元购置了各种名贵花木种植在花园里面，为了博美人一笑，戴笠总共花费了数十万的民脂民膏。

不过，虽然被戴笠的贪污行为气得不轻，但是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还是捏着鼻子忍了。尤其是败退台湾之后，为了笼络特务人员，表示自己“不忘旧情”，蒋介石专门让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去大陆寻找戴笠遗族，将戴笠的儿媳妇和戴笠的孙子孙女接到台湾，并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生活上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