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50年代初，位于北京西城辟才胡同西口的一间10平方米大的小房子内，住着一对年过四旬的夫妇。

邻居们对他们夫妇的情况比较了解，知道两人中的丈夫叫做刘振东，曾经是国民党的军官，解放后主动跟政府坦白过往历史，被分配到西城区清洁队当了一名清洁工。

刘振东的妻子叫做傅玉芳，解放前曾经当过老师，后来到华北日报社当了一名校对员，这对夫妇为人也算实诚，看起来感情生活挺融洽的。

事实上，刘振东对自己的妻子傅玉芳也十分满意，觉得她十分贤惠，而且识大体。

然而刘振东没有想到的是，1953年9月刚刚44岁的妻子就因心脏病去世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临终前说的话：“其实我曾经是大清皇妃。”

事实上，刘振东的妻子的确并没有骗他，她真的是晚清的一位皇妃。

那么，一位曾经的皇妃为什么会沦落到嫁给清洁工呢？她的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切的一切还要从1921年的春天讲起。

额尔德特·文绣

1921年春天，居住在北京紫禁城里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已经年满15岁了。按照传统，第二年他就成年了，要为“大婚”做准备了。

虽然此时溥仪已经退位，但小朝廷里仍然保持着前清的传统，将他看作“真龙天子”。

“天子”的婚事当然不能马虎，宫里面的敬懿、荣惠、端康三位太妃，及溥仪生父载沣、还有满清的遗老遗少们开始商议给皇帝选后事宜。

商议了好几个月之后，小朝廷终于选出了4个皇后人选，这4个人分别是内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之女、良说之女、端恭之女、还有文绚之女。

这里的端恭指的是额尔德特·端恭，出身于上三旗的镶黄旗。不过，端恭这一支已经衰落了，他只混了一个内务府主事小官的差事，兄弟6个共同住在大方家胡同的祖宅里面。

端恭后来娶了汉女蒋氏为妻，蒋氏一连生下了两个女儿，盼儿心切的端恭心情郁结，最终病死了。

蒋氏只得带着两个女儿文绣、文珊以及丈夫前妻生的“大黑姐”艰难度日。满清亡了后，一家四口搬出了大方家胡同，在北京花市上租了间房子住。

文绣的五叔叫做华堪，曾经当过满清吏部尚书，清朝亡了之后顶戴花翎自然也就没了，每天在家里吃斋念佛，坐吃山空，靠着变卖祖产艰难度日。

当华堪得知宫里要给皇帝挑皇后一事后非常高兴，觉得这是振兴额尔德特氏家族的希望，将已经改汉名为傅玉芳的侄女报了上去，当然，是用的满名额尔德特·文绣。

文绣

文绣虽然不能称得上俊美，但是身材高挑，眼睛很大，肤色白净，肥瘦得体，看起来很有富态，因此成为了4名候选人之一。

太妃们都想推举自己看中的人当皇后，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从这4个人当中选出皇后来，最终决定让溥仪自己来决定由谁来当皇后。

当溥仪看到呈递过来的照片时，发现照片拍得十分模糊，女方长什么样完全看不清楚。于是随便挑了一张看起来还算顺眼的照片画了个圈，文绣就这么成为了溥仪中意的皇后人选。

然而溥仪的这个选择却让端康太妃十分的不满，为此闹了很久。直到1922年3月10日，溥仪才最终做出决定：“候选道轻车都尉荣源之女郭佳氏（郭布罗·婉容）着立为皇后，候选同知端恭之女额尔德特氏（额尔德特·文绣）着封为淑妃。”立后选妃之争至此告一段落。

溥仪

成为“淑妃”的文绣在1922年11月30日正式入宫，这一年，她不满14岁。

悲情的皇宫生活

在正式进宫之前，文绣从来没有见过自己这位未来的夫君。

当11月30日她在皇宫养心殿里首次觐见溥仪，行完三跪九叩大礼之后，发现丈夫表现得十分冷淡，只说了一句：“下去歇息吧。”当天的新婚之夜，溥仪也没有和文绣同房，这不禁让她大受打击，猜测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第2天是溥仪和皇后婉容大婚的日子，然而溥仪也没有和皇后同房，行完礼后，溥仪就独自一人回了养心殿安寝。

文绣和婉容

溥仪之所以不亲近自己的两个妻子，主要是因为自己不能行人事。

或许是对她们感到愧疚，溥仪没事时就喜欢去文绣或者婉容的房间里面坐坐。文绣端庄文静，阅读广泛，知书达礼，对于年轻的溥仪而言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最开始的一年里，他们两人经常促膝谈心或者携手漫步，赏赐给婉容的东西，溥仪也要赏赐文绣一份，连请英文老师都要一人一个。

溥仪的这种行为，自然引来了皇后婉容的不满，她自认论容貌、身世、地位，文绣都比不上自己，她凭什么能和自己共同分享皇帝。

婉容和文绣

论容貌，文绣的确比不上婉容，因此在后妃争宠中，文绣逐渐处于下风，溥仪对她越来越疏远和冷淡，对婉容越来越亲近，进入1924年之后，溥仪就很少再去找文绣了。

文绣入宫后居住在紫禁城后廷内西路的长春宫里，隶属于西六宫。这里曾经住过乾隆皇帝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及同光时期的慈禧，建筑得十分富丽堂皇。

在长春宫的西配殿里面，还有着很多的书籍，这里也成为了相当于被“打入冷宫”的文绣用来打发无聊时光的重要场所。

文绣没有想到的是，在命运的安排下，她连读书上进的日子都很难维持了。

1924年11月5日，听闻小朝廷打算联络各方势力搞“复辟”的冯玉祥，发动了著名的“逼宫事件”。

逊清小朝廷在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等人的“保护”下，从皇宫里面搬迁了出来，住进了溥仪生父的醇王府内居住。

冯玉祥

虽然应溥仪等人的反复请求，同意他们从大内带走6333斤的藏银，以作他们一大家子的生活费用。但溥仪一家子离开了皇宫，也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等称号自然而然的彻底废止了，他们和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区别了。

从皇帝变成了平民这一身份的转变，对于溥仪而言无疑是十分难以接受的，他千方百计想要寻求“复辟”，最起码摆脱这种寄人篱下的现状。

这让文绣看到了机会，她想以“平等”的身份，凭借着自身的博学多才，帮丈夫出谋划策，改变当前这种尴尬的局面。

20多天过去后，溥仪还没有想到如何改善局面，他就已经不是“囚犯”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进京将冯玉祥赶走，溥仪总算解了冯氏带给他的屈辱，此后可以自由行动了，不过仍然不能回紫禁城里去。

张作霖

也就在此时，曾经担任湖南布政使的郑孝胥悄悄地找到了溥仪，告诉他：“欲复辟清帝王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

同时，郑孝胥还跟溥仪表示，日本人“很乐意”帮助他“复辟”。溥仪听得怦然心动，说道：“看来日本对咱大清不坏。”

当文绣得知此事后，当即劝溥仪道：“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

溥仪根本没有将文绣的忠言听进去，反而继续和郑孝胥勾结在一起，并于1924年11月29日偷偷的跑到了北京日本驻华公使馆里面。

溥仪的这次偷跑连自己的家人都没告诉，因此文绣等人十分的惊慌，甚至还以为溥仪是不是被坏人给劫持了。就在溥仪家人像疯了一样开始寻人的时候，溥仪突然间派人来到了醇王府，要文绣、婉容等人一块儿去日本公使馆居住。

溥仪、婉容、文绣

原来，在这一段时间里，溥仪和日本人正式达成了协议，由日本人保护他和家人的安全，溥仪则和郑孝胥等亲日分子勾勾搭搭，谋划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实现“复辟”，重登帝位。

1925年2月24日，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溥仪一行人悄悄地离开北京，迁居到天津日租界。

在这段日子里，溥仪不停地和日本驻天津领事或日本驻华军队司令官进行接触，这让文绣痛心不已，屡屡向他谏言：日本绝对不可轻信，郑孝胥之流的鬼话更是不能听，应该及时悬崖勒马，否则后患无穷。

随着文绣不停的劝说，溥仪逐渐对文绣产生了厌恶之情，此后每天都和婉容混在一起，不管是上街、进餐、接待宾客还是其他活动，都只和婉容一起，逢年过节给予的赏赐，也只给婉容一个人，再也没有文绣的份了。当溥仪偶然间看到文绣时，也会对她冷眼相待，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

溥仪

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上有所恶，下亦从之。眼见溥仪对“淑妃娘娘’的态度越来越差，宫女太监了也有样学样的开始歧视、虐待文绣，婉容更像是骄傲的狐狸一般，时不时的寻衅滋事，对文绣肆意的谩骂或者羞辱，可以说此时的文绣正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所谓的皇室家庭已经容不下她了。

刀妃革命

文绣自幼是接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但她的性子并不是逆来顺受那种人，可以说充满了反抗精神。既然溥仪容不下自己，文绣就此产生了离开溥仪的想法。

问题是，不管怎么说，溥仪都是文绣的丈夫，是“皇帝”，真让文绣离开溥仪，这个决心的确不好下。也就在此时，一个叫玉芬的人来到了文绣的身边。

文绣和婉容

玉芬是文绣的亲戚，就是隔得有点远，她的父亲叫做毓璋，是文绣的远房表姐夫，按照辈分排是文绣的晚辈，但年龄却比文绣大几岁。

玉芬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美人坯子，但是她的婚姻却十分的不幸。玉芬嫁的人叫做冯曙山，爷爷是民国前总统冯国璋，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整天不是吃喝玩乐就是寻花问柳，夫妻二人的感情可以说差到了极点。

也正是因为这段不幸的婚姻，玉芬逐渐觉醒了女权意识，认为女性婚姻不幸福就应该有离婚的权利。因此当她得知文绣纠结于要不要和溥仪分别时，当即说道：

“现今是中华民国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溥仪早已被撵出皇宫，是平民一个，不是什么小皇上了，他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另外索要抚养费。”

文绣

之后，玉芬就开始给文绣讲解《中华民国民法》，告诉她在第4编《亲属》中就有“允许自愿离婚”的明确规定。正是玉芬的这一番话，让文绣看到了解脱的曙光，开始经常性的和玉芬及妹妹文姗商议逃脱樊笼的计划。

1931年8月25日中午，文绣在中堂吃饭时遭到了太监的怠慢，借此机会大发脾气，明里骂太监，暗里骂溥仪。溥仪听懂了文绣的弦外之音，愤怒无比的他当即下令：“欺君之罪该死，朕将会赐你死罪！”

当文绣得知溥仪的这一命令后，二话不说，拿起一把剪刀就往自己的喉咙刺去，旁边的太监怎么可能真的看着这位“淑妃娘娘”自尽，一把将剪刀夺过，劝她“想开点”，结果文绣借着这个机会开始“撒泼”，不停的大吵大闹。

溥仪

溥仪知道此事后觉得有损“皇家体面”，他又不愿意亲自去劝文绣，于是就叫一个太监前往庆王府将文珊找过来，让她劝劝姐姐。

文珊在房间里“劝”了姐姐很久后，出来对溥仪说道：“姐姐至今仍泪流不止，心情十分的郁闷，希望陛下能允许我陪姐姐一块出去散散心，看看戏。”

对于一门心思想着复辟的溥仪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挥了挥手，让一个叫做赵长庆的太监陪着她们姐妹一同出去散心。

文珊扶着“哭哭泣泣”的姐姐走出大门后，立即指示司机开车去天津国民饭店（今为天津赤峰道与和平路交口），已经止住哭泣的文绣在妹妹的陪伴下，下车后直奔37号房间。

两人坐下来后，文绣对着跟过来的赵长庆说道：“你回去吧，我们就在这儿不走了。告诉皇上，我要去法庭告他，决定和他离婚。”

文绣

文绣的这个决定，可以说大大出乎了赵长庆的预料，不管怎么说文绣都是“主子”，他也不好用武力，于是跪下来不停地给文绣磕头，请她大发慈悲，“起驾回宫”。

然而已经决心要逃离虎穴龙潭的文绣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心软，拿出了三封信对他说道：“这些事情跟你没关系，你把这几封信拿过去给皇上看看，他会相信你清白的。”

赵长庆又磕了好几个头之后，眼看“淑妃娘娘”的确心意已决，无奈之下只得灰溜溜的回去给溥仪报信了。

赵长庆回去后迅速跑去跟溥仪报信说：“淑妃娘娘不愿意回来”。溥仪听后脸色一沉，将赵长庆递过来的信撕开一看，发现信是律师代写的，他们说：“已正式受理这一起离婚案件。”

溥仪

关于文绣想离婚的原因，上面写着：“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别居。溥氏应于每月中定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

看着这一条条的“诛心之言”，溥仪觉得自己有些喘不过气来，如果此事流传出去，那他这个“皇帝”就成笑柄了。于是赶紧派出大量的太监和随从前往国民饭店，要求他们挖地三尺也要把文绣找出来。

文绣怎么可能真的乖乖地留在原地等着溥仪抓她，早就谋好了退路，赵长庆一离开她们姐妹就离开了饭店，转移到了一个十分同情文绣遭遇的张姓寡妇的家里。

溥仪

当太监、随从们气势汹汹地抵达国民饭店37号房间时，只看到了留守的三名律师。他们郑重地说道：“文绣女士让我们告诉诸位，你们回去之后转告溥仪先生，就按照信中所提的条件办理，否则法庭上见。”

当溥仪得到这一消息后，感觉十分的头疼，他可不想成为第一个被妃子“休”了的皇帝，赶紧召集满清的遗老遗少们开会讨论此事。

当这些人得知文绣想要休皇帝后，无不“义愤填膺”，大力谴责文绣的行为，溥仪问他们有没有办法解决此事，他们一个个都往回缩了，毕竟大清都亡了，他们也就只能口头谴责几句了，这又不要钱。

无奈之下，溥仪只得再次派人前往国民饭店和律师们“谈判”，要求文绣“回宫”，结果三名律师坚持底线，说文绣女士拒绝见任何人。

溥仪和婉容

焦急万分的溥仪赶紧将郑孝胥、胡嗣瑗等人找来，商议了半天后，最终决定派两名律师去和文绣的律师协商，争取和解。溥仪的要求很“简单”，不准离婚，不准起诉，不准登报申明。

这显然是文绣所不能接受的，因此这次谈判最终又陷入了僵局。

溥仪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文绣离家出走这件事情就上了报纸，当时京津地区各大报纸的头版都是《前清废帝家庭之变》，很快就引起了巨大轰动，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着“妃子休皇帝”这一千古奇闻。而文绣和溥仪离婚的理由“事帝九年，未蒙一幸”也让所有人啧啧称奇，暗叹一句皇帝也不过如此。

关于溥仪夫妇离婚的报道

当时国内正流行“革命”一词，文绣这件事也因此被冠上了“革命”的称号，有人称之为“ 刀妃革命”，有人称之为“淑妃革命”，还有人称之为“妃子革命”。

很快，国内舆论就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进步派支持文绣，说这是人权问题；由抱残守缺的封建卫道士组成的保守派则对文绣大加批判，似乎她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溥仪，可以说对这一情况十分的头疼，派人和文绣谈判了几次之后，文绣仍然坚持要离婚，并做出要起诉于法院的架势，溥仪知道后立马慌了神，派人告诉文绣愿意和解，愿意支付钱财，但不同意离婚。

结果就在和解谈判正顺利进行时，溥仪却于8月29日收到了天津地方法院发来的传票，要他务必于1931年9月2日下午两点，前往法院民事调解处进行调解。原来，这是文绣一方的计谋，靠上法院逼着溥仪允许离婚。

给溥仪的传票

溥仪当时正忙着和日本人搅和在一起，无暇分心，再加上他还自认为是“九五之尊”，觉得身为一个皇帝，不该去法院和一个妇人辩驳，只得选择让步，双方经过4次商论后，最终决定由溥仪支付文绣55000元供养费，两人正式于1931年10月22日离婚，至此文绣终于真正的自由了。

从“皇妃”到普通人

溥仪拿到离婚协议后，心里仍然愤愤不平，为了找回面子，让太监拟旨：

“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训，放归母家居住省愆。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宣统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

溥仪文绣离婚协议

将这份“旨意”看了很多遍后，溥仪最终勾去了“放归母家居住省愆”，花费重金让太监找报社将之刊登在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至于被“废为庶人”的文绣，离婚后直接返回了北平，将名字改回了汉名傅玉芳，并在北平市私立四存中小学找了一份国语教员的工作。

文绣在北京当老师很快为好事者所知，并四处宣扬，一大批记者来到学校要采访她，不堪其扰的文绣只得选择了辞职，买了一栋小房子过起了隐居生活。

七七事变后，没有生活来源的文绣为了生存糊过纸盒，卖过香烟，还曾前往工地当过运泥瓦砖的小工。

后来文绣在华北日报社找了一份校对员的工作，社长张明炜对自食其力的文绣十分的欣赏，将她介绍给了自己的姑表弟刘振东。

刘振东当时年过四旬，一直没能娶上媳妇，在李宗仁麾下担任少校军需官。两人见面后都觉得对方挺合适，经过5个多月的互相了解后，最终于1947年夏天举行了婚礼。

婚后第2年，刘振东就主动选择退伍经商，买下了8辆平板车，开了一间货运车行。北平和平解放后，刘振东因为曾经当过国民党军官被政府管制，在文绣的劝说下，刘振东主动坦白交代过往历史，很快就被解除了管制，分配到西城区清洁队当了一名工人。

夫妻两人虽然生活很清贫，但是仍然乐在其中。可惜的是，1953年9月，文绣突然生了一场重病，临终之前将丈夫叫到身边说道：“其实我曾是大清皇妃。”之后文绣将自己的经历断断续续的讲了一遍，说完就离世了，此时的她年仅44岁，没有留下一男半女。

刘振东家里穷，连口棺材都买不起，还是西城区清洁队的同志们帮他订购了一口4块木板拼成的薄棺材，将文绣安葬在了安定门外。

文绣，这个命运曲折的“末代皇妃”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