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是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特务之一，他誓死效忠蒋介石，对共产党员进行过迫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反动派，但同时又为抗日作出了诸多贡献。

可由于戴笠长期在幕后制定计划，而且行踪诡秘，极少公开露面，再加上他生前在国民党内的军职最高才是少将，记载他的史料十分匮乏，以致于人们对他的具体生平很是模糊。

戴笠

直到2012年4月1日，台湾军情局授权“台湾国史馆”公开了戴笠生前的大量绝密手稿，人们才得以对戴笠的真实形象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知。

这批手稿经整理共计59卷，2万余页，详实地记述了戴笠传奇的一生，除之前已经公开报道过的史实之外，多数是首次曝光的第一手情报资料，手稿一经推出，就引发了众多人士的围观和热议。

戴笠手稿中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呢？作为蒋介石的心腹，他又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做了什么？而历史上的戴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本文就从戴笠的相关事迹出发，并以手稿内容加以佐证，带大家简单了解戴笠身上不为人知的历史。

“一封遗嘱”，两次题字

“若雨农不死，不至于失大陆。”这是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多年以后于台北士林官邸内发出的一声感叹，而雨农指的便是戴笠，由此可见蒋介石对这位浙江老乡的信任和重视。

蒋介石

戴笠，于1897年5月28日在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保安乡出生，家境殷实，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很讲江湖义气，中学时代因为和同学性格不和，发生争执，被学校开除，但之前的学习成绩还很不错。

离开学校后的戴笠不想回家偏居一隅，于是便主动前往嵩山少林寺修习武艺，以期将来有所作为，在此期间他曾获得过南方六省的散打冠军，后来军阀混战加剧，他开始到上海谋求发展。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戴笠遇到了杜月笙，两人志气相投，他受到了杜月笙的赏识和关照，后来还结拜为了兄弟。

1926年，身怀报国之志的戴笠毅然南下，考进了黄埔军校六期，因为他为人机智灵活，几个月后，他还没毕业就主动离开军校参加了情报工作。

黄埔军校

因为戴笠起初没有军职，无法成为国民党正式的编制人员，所以他每天都是自动收集消息，然后交给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胡靖安，虽然能力突出，但并无用武之地。

直到1927年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情报组织，负责暗中监视各地军阀的动向和手下部队的忠诚情况，戴笠才在胡靖安的举荐下担任了蒋介石的保镖兼秘书，负责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收集。

此后，戴笠在二次北伐时，曾多次深入敌境，探听张作霖等军阀的动向，为二次北伐的成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颇受蒋介石的赏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防止二陈（陈立夫、陈果夫）在特务系统内一家独大，便开始扶持起了容易掌控的新势力戴笠。

陈立夫

但直到西安事变前，已经立下诸多“功绩”的戴笠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特务处长，而由于资历浅、地位低，在国民党内部也很是不受待见。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于华清池内被张学良、杨虎城逮捕羁押，国民党内部局势十分严峻，当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力量在南京对政权虎视眈眈，其他一些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也不希望他能平安回到南京。

而就在此关键时刻，戴笠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力劝宋美龄、宋子文以协商谈判的方式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并于次日亲自护送二人一同飞往了西安。

到达西安后，戴笠并没有第一时间见到蒋介石，他明白局势远比想象中更加危险，便在14日晚上专门立下了一封遗嘱，台湾军情局披露的戴笠手稿中对这一遗嘱有过明确的记述。

上面写到：“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蒋介石）死不甘心。”

宋子文

此外，戴笠明白宋子文作为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对蒋介石的安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他在路上还多次向宋子文表达要保护蒋介石安全的决心。

不过，戴笠也深知自己作为一个特务人员，是不能主动干涉政府决策的，为此他在日记中写到：“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后来，我党从全民族抗战的大局考虑，主动让张学良将蒋介石释放，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而蒋介石在得知戴笠为了自己的安危竟不顾一切地赶来时，内心非常感动，因而从此以后，开始对戴笠更加信任和重用，此时，戴笠才真正的飞黄腾达。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正式成立，蒋介石直接命令戴笠担任了军统局副局长，成为了军统的实际领导者，而戴笠管理下的军统也为蒋介石解决了不少“麻烦”。

戴笠

在当时，戴笠甚至成为唯一一个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见到蒋介石的人，在戴笠的手稿中就多次提到这样一个场景：每次戴笠来汇报工作，手下人只是向蒋介石汇报一声，便直接带着他朝蒋介石的书房走去，而蒋介石几乎每次都亲切地说一句“雨农来了”。

手稿中还提到，早在戴笠为“二次北伐”立功的时候，蒋介石就曾御批“艰苦卓绝”四字赠予戴笠，而在西安事变后，得知戴笠生病时，又为他亲笔题字，写到：“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充分表达了蒋介石对他的关怀、信任和重视。

美国学者魏斐德在其著作《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提到：“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蒋介石身处困境或是抗战形势最为艰难之时，也未曾有过丝毫的动摇。”

“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这是日本投降后第二天，戴笠亲自发给发给蒋介石的电报，并在手稿中首次披露，乍一看发现他确实是一个爱国之人，当然他也的确做过很多爱国之事。

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的情报网络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由二陈掌管的中统，负责党员调查，另一个就是戴笠领导的军统，主要负责外界情报尤其是军事情报的收集。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国民党的主要斗争对象已从“围剿”共产党的军队转变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为此，负责收集情报工作的军统地位大大提高。

而戴笠也没有辜负蒋介石的厚望，他利用蒋介石提供的大笔活动资金，建立了多所特务培训机构，并从国民党军士兵里挑选精锐补充到军统的队伍，此外还从社会上选拔能力出色的青年加入军统，几年下来人数大大增加。

据战后相关部门统计，在1946年戴笠去世之前，他能够直接掌控的总人数高达18万人，其中包括近5万在册的军统特务，7万武装游击队（其中大部分为“忠义救国军”），2万别动军以及4万有组织的海盗。

戴笠

1938年5月，国民党在南方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上海、南京已相继沦陷，附近百姓人心惶惶，溃兵更是数以千计，为了鼓舞这些地区军民的斗志，蒋介石以救国为口号成立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并委派戴笠作为总指挥。

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期间长期活跃于江南地区，在戴笠的指挥下对这里的日军部队进行了长期的抵抗，而且还为军统的抗日活动提供过多次掩护。

除了指挥武装力量直接进行抗日活动以外，戴笠的情报工作尤其突出，他在蒋介石离开南京不久后，第一时间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达给了蒋介石。

而且戴笠对情报工作的范围要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当时几乎在各主要参战国都有军统的情报组织，国际上的消息也往往是由他经过汇总、分析以后报告给蒋介石。

蒋介石

手稿中提到了一封戴笠加急发给蒋介石的电文，那是在1938年10月日军进占广州之后，他经过对多方渠道信息的梳理和分析，向蒋介石报告日德两国随时有再度结盟的可能，彼时德军还没有开始行动。

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在解读宋子文档案时，发现“戴笠与宋子文关系非同一般”，当时有不少人提出质疑，而在这批手稿中同样可以得到证实。

1942年9月，苏军正在全力与德军作战，而日本陆军主力则深陷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上日海军也在与美军的作战中逐渐落于下风，双方看似相安无事。

但戴笠通过潜伏在各国的军统情报人员传来的消息，断定将来日苏必定会有一战，并且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宋子文，让其“对美速派大员”，以加强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打击信心和对中国的物资供应。

宋子文

手稿中还提到戴笠和宋子文曾于西安事变前后频繁联系，足见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

此外，戴笠还曾多次派特工暗杀日本高官、汉奸和投机分子，并且其下属的情报部门还提前破解了日军偷袭美军珍珠港的情报，之后，也与美军一同就抗日事宜进行过合作。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抗战全面爆发到日本投降这8年的时间里，就有高达1.8万名经过系统训练的军统精锐特工在执行抗日任务时英勇牺牲，仅从这些功绩确实可以说戴笠是一个爱国之人，但他的爱国却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方向。

究其原因在于戴笠的“爱国”始终是和蒋介石挂钩并且建立在维护蒋介石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因而当蒋介石露出自己的军阀面目开始为非作歹时，戴笠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非正义的道路。

当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戴笠知道不能明着来，便多次派遣特务秘密潜入延安等我军重要地区蓄意制造摩擦，试图进行破坏。

蒋介石

而当抗日形势稍有好转后，戴笠便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参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数千名新四军战士倒在了国民党军的枪口之下。

即使是在抗战就要胜利的时候，戴笠依然以“爱国”为口号，竟不惜和伪军为伍，极力压制我军的地盘，阻碍日军撤出我国的进程。

据手稿中记载，日本投降在即，戴笠亲自密令“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杭、京沪铁路沿线，并且指示已经向军统投降的伪军官员禁止再向新四军投降，以便尽快控制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更有甚者，戴笠担心国民党军队来不及占领大城市，竟主动向蒋介石建议，与伪军进行协商，让他们充当临时受降部队，先行前去接管，而这些伪军里有很多人都曾帮助日本人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行。

正是由于戴笠的这些阴谋诡计和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给我党在抗战期间以及抗战结束后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后来周恩来还专门在一次我党的工作会议上提到：“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周恩来

这虽然有些夸张的成分，但也从侧面体现出了戴笠作为蒋介石爪牙的巨大力量，而在承认他对抗战做出过贡献的同时，尤其不能忘记其在抗战过程中给我党造成的损害。

“房子很大，柱头很小”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飞往南京向蒋介石述职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骤然殒命，社会各界舆论哗然。

戴笠死后，军统内部再也无人能够代替他领导如此庞大的特务体系，军统旋即开始四分五裂，内部情报人员被整编为保密局，由毛人凤担任局长，所辖军警则统一归国防部二厅管理，至于规模最大的“忠义救国军”也被改编成了交警总队，各自实力明显已大不如前。

而戴笠早在死前就对军统的结局抱有十分悲观的态度，在手稿中他曾多次提到，军统是“房子很大，柱头很小”，早在抗战胜利之初，他就断言军统的急速扩张是应时代的需要，一旦盟军取得最后的胜利，则军统的地位必然会大大降低。

但戴笠明知军统的结局也无能为力，因为他对蒋介石的效忠以及蒋介石对军统展现出的强大实力的忌惮，再加上党内反对派的攻讦，注定了军统将以悲剧收尾，而这些早在抗战时就已显露端倪。

在经济领域，蒋介石主要依靠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压榨百姓维持军费的供给，但在抗战期间，这些资本家却经常利用战争大发国难财，而蒋介石为了维护政府的形象，便命令戴笠协助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

戴笠对这些蛀虫向来憎恨，在收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采取了雷霆行动，每年仅查抄的鸦片收入就多达上亿元，而这其中就有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经营，他便对戴笠怀恨在心。

而在军事领域，戴笠为了贯彻蒋介石的指示，手下的特工遍布国民党军的每一个营地，而且多以督察自居，因为手下良莠不齐，常常会和普通战士产生争执，引起了底层士兵的普遍不满。

顾祝同

手稿中还经常会提及戴笠向蒋介石打小报告的电文，1938年长沙大火后，戴笠密报蒋介石称“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当时顾祝同的军中士兵多有赌博寻欢之举，戴笠立即就此事弹劾了顾祝同，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总而言之，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普遍对他产生了不满。

而其中最让戴笠感到不安的是，一直对他信任有加的蒋介石也在抗战后期对其变得没那么信任了，原因很简单，军统的力量已经大到了足以威胁到蒋介石安全的地步。

虽然蒋介石深知戴笠离开自己将无法生存，虽然他也相信戴笠的忠心，但精于算计的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逐渐对军统实施了制裁，并且开始大力重用中统官员。

于是，即便戴笠如何努力，他的官职最高也仅仅只被授予了一个少将，直到死后，蒋介石为了安抚其手下的情绪，才勉为其难给他追封了一个陆军中将的军衔。

蒋介石与戴笠

戴笠当然也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他不是没有做好善后的准备，为了能让手下的兄弟们都有一个好的归宿，戴笠曾打算担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让手下18万人都改编为海军陆战队，以此消除蒋介石的猜忌，从而继续为蒋介石卖命。

而这个曾经人们流传甚广的谣言也在手稿里得到了证实，戴笠的这个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

当时戴笠在蒋介石授权下，与美方代表制定了中美合作方案，其中就包含了美军帮助国民党建立海军部队的条款，彼时的戴笠就给自己的未来找好了这一退路，故而他在条款的最后批复到：“此款须另案实施”。

另案实施的时间自然就在抗战结束之后，但随着戴笠的突然去世一切都烟消云散。

戴笠

可即便多年以后蒋介石发出的那声感叹出自真心，但不得民心的国民党军纵然有戴笠复生，也必将在我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下灰飞烟灭，蒋介石的失败是人心向背下历史的必然。

而戴笠虽然从始至终都有爱国之心，但由于选择了追随蒋介石的错误道路，其诸多行为必然会违背人民的意愿，这也就注定了他的结局会和蒋介石一样以失败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