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新冠病毒开始在欧洲极速蔓延，哪怕是老牌工业国的德国，医疗系统也逐渐承受不住巨大压力，医疗物资出现短缺，各地医院频频告急。

因为德国短时间内缺乏生产口罩等防疫物资的能力，而在中国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又逐渐得到平息，恢复了生产，因此中国驻德大使馆每天都会接到德国各界打来的求助电话，以及是求助邮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方也竭尽所能的通过各种渠道对德国提供了帮助。

3月底的一天，中国大使馆接到了一通来自海德堡的电话，对方声称自己全家疑似感染新冠，且都出现了明显症状，而德国境内有效药品已经断供，因此只能选择向中国求助。

大使馆对这一通电话高度重视，连中国驻德大使都惊动了。因为打来这通电话的人叫做托马斯·拉贝，他的祖父在83年前的南京大屠杀中，曾舍命救下了25万名中国人，他祖父写的日记也成为了记载南京大屠杀最详细的史料，他就是《拉贝日记》作者约翰·拉贝的孙子。

约翰·拉贝

那么，约翰·拉贝当年是如何救下25万名中国人的呢？面对他孙子的求援，中国会予以怎样的帮助呢？

（为方便区分，下文中约翰·拉贝简称拉贝，托马斯·拉贝简称托马斯）

住在南京的德国商人

1908年，26岁的拉贝孤身一人前往了中国，在一家德国商店里面当售货员，不久后他应聘到了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北京代表处工作，凭借着出色的业务能力，拉贝先后担任西门子北平、天津分公司的经理，1931年11月时，拉贝又被调至南京，担任西门子南京办事处负责人。

在这23年时间里，拉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中国，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善良朴实的中国人民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2年夏天，拉贝和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签了一份租房协议，对方按照要求为他在广州路小桃园10号（现小粉桥1号）建了一座带花园的。集办公、居住于一身的砖木结构别墅，在这里，拉贝度过了6年的时光。

拉贝故居

拉贝搬到小桃园后，为了解决西门子公司职员子女的教育问题，打算在南京创办一所德语学校，问题是没有足够的经费。为此，拉贝只得向德国驻华使馆求援。使馆回答的很干脆，想要当学校董事长，必须加入纳粹党组织，这样元首才会批发学校的财政经费。

拉贝这些年一直在中国生活、工作，对纳粹党了解得不多，因此也没有多加考虑就答应了对方，于1934年3月1日正式加入纳粹党。同年，拉贝花园前一排平房内成立了一所德语学校，招了20多名德国孩子进行教学。

拉贝（中）

拉贝在南京的生活是很舒适的，尤其是当冬天到来时，阳光透过升降式大窗户照射到挂着各类兽角或者动物皮毛的客厅中，拉贝就和亲友们一起在暖烘烘的壁炉边尽情的谈天说地，轻松又惬意。

进入1937年后，拉贝的这种轻松又愉悦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战乱打破了。

正派的汉堡商人

1937年8月15日，日寇的飞机飞临南京上空投下了大量的炸弹。当时拉贝正在北戴河度假，当他收到日寇轰炸南京的消息后，毅然决定返回南京。原来从北戴河返回南京只需要40小时的行程，因为战争的爆发，他足足走了10天半时间才抵达。

拉贝夫妇和朋友

8月27日，拉贝收到了一份来自德国大使馆的函件，要求无特殊原因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尽快撤离。三天后，上海日军司令官放出消息，说日军打算再次加强对南京的轰炸，要求所有在南京的外国人尽快离开。

同时，西门子上海总部也给拉贝送来消息，建议他立刻转移。然而，拉贝经过几经权衡后，最终选择了留下。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拉贝夫妇

为此，拉贝专门在自家院子内修了一个结实的防空洞，里面配置了大量的食物、药品、以及浸醋绷带。在防空洞的旁边，拉贝特意摆放了一张画着纳粹党旗的帆布，以对日寇进行警告：“这里是德国人的领地，不许侵犯。”

很快，住在附近的居民就纷纷来到拉贝的防空洞避难。对于拉贝而言，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凡是来避难的他一律欢迎，但是应该坚持妇孺优先的原则。

防空洞中最好的位置拉贝坚持留给妇女和孩子，男人们要么坐在两边的位置上，要么站在防空洞里。因为总是有人不遵从这一规定，拉贝就在防空洞入口贴了张用中英德三种文字写的海报：“违反妇孺优先规则的，今后不得再使用防空洞。”

拉贝在防空洞前

随着拉贝的防空洞越来越出名，更多的南京市民涌了过来。拉贝在建筑防空洞时是按照12人规模设计的， 最后直接涌进来了30个人，用拉贝自己的话说，“坐在那里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为此，拉贝又修建了两个新的防空洞。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撤离南京，鼓楼医院里的医生和金陵大学任教的传教士等20多名外国人站了出来，组成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战争对平民造成的伤亡，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提出了设立难民安全区的建议，拉贝也因为他纳粹党员的身份，被推举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左三）和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

当时的安全区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西至西康路。南至汉中路总共3.86平方公里，共计25个避难所。一旦日寇对城市进行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到里面去。

不过这个安全区在最开始没有并得到日寇的承认，他们只是表示：“如果里面没有中国军人驻扎，那日军将不会对之进行攻击”。

为了得到日寇的许诺，当1937年12月13日拉贝得知日军占领了几个城门后，赶紧举着印有安全区印章的旗帜找到日寇高层进行了交涉，获得了“日军将派人把守安全区入口，国际委员会可以往安全区内运送大米”的承诺。

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当日本人占领了南京后，拉贝发现，日寇远比自己想象的要残忍。

“整个城市约有三分之一被日本人纵火焚毁，时至今日，纵火事件还在连续不断地发生。城市里没有一个商家店铺未遭到日本人的打砸抢。整座城市，被枪杀的或被其它方式处死的人暴尸街头，随处可见，日本人甚至禁止我们殓尸安葬……”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一个37口人的大家族被日本兵抓获了。日寇将这37个人全部捆住，逼迫他们跪倒在地。当日寇即将砍下他们的头颅时，拉贝正好路过此地，见状赶紧上前和日本兵进行交涉。日寇见他是个德国人，属于“盟友”，于是卖给了他一个面子，让拉贝将这37个人带走了。

更让拉贝感到愤怒的是，日寇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妇女。有一天他走在大街上时，看到一个日本兵强拉着一名中国少女的手往旁边的一栋房子里面拖，不管少女的母亲怎么哀求，那个禽兽都毫不心软，一脚将老人家踢倒在地。旁边的日本兵就在那里端着枪哈哈大笑，似乎看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

日寇

忍无可忍的拉贝当即上前用英语喊道：“停下！”街上的日本兵全都愣住了，和他僵持了一会儿后，悻悻地离开了。

随着日军越来越猖狂， 拉贝家逐渐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避难所，在这个被称为“西门子避难所”的并不算大的院子里，最多时收容了602名中国难民，其中302名男子，300名妇女。在这602人里面共有126名10岁以下的儿童，最小的孩子，甚至只有两个月大，如果再算上拉贝公司里面的职工和他们家属，避难人数加起来约有650人。

当时的南京正值寒冬，为了让难民们能有个好一点的生活条件，拉贝专门为他们在院子里搭了很多芦苇棚，铺了几层稻草，每人每天发一杯米，一星期发一次萝卜根及蚕豆。

事实证明，日寇并不会真的信守承诺。安全区虽然免于了战火的波及，并不能真的保证“安全”，经常会有日本兵想方设法的溜进来。

虽然日本军方在收容所的大门上张贴了日文告示，但却没有一个日本兵真的理会上面的内容，经常爬墙翻入拉贝家里。

这个时候，拉贝“纳粹党员”的身份就起到了作用，只要他展现胳膊上的“卐”字袖标，或者高呼一声“德意志”、“希特勒”，日本兵就不敢造次，乖乖的退了出去。

后来日本兵学精了，专门挑拉贝不在家的时候翻墙。有一天拉贝回家的时候，发现有三个日本兵正在用刺刀胁迫着一个女子往外翻墙，迅速冲上前去用英语喊道：“ 滚出去！”三个日本兵想从大门离开，结果拉贝要求他们从哪儿进来了，就从哪个地方出去。

骄横无比的日本兵不想在中国人面前“丢脸”，坚决要求从大门出去。愤怒的拉贝当即拿出手枪，日本兵只得灰头土脸的从围墙上翻了出去，灰溜溜地逃走了。

自1908年来到中国后，拉贝一直保持着将所见所闻写入日记的习惯。南京大屠杀开始后，他将自己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全部记录了下来，与此同时，贝拉几乎每天都会花费大量时间整理日军暴行记录，发给日本大使馆，要求大使馆转交给日本高层，并转达自己的抗议。

为了让全世界都看到日寇的暴行，拉贝还专门将这些记录发给了美、英等国的使馆。

据统计，拉贝在1937年9月19日至1938年2月26日，以日记或其他文件的形式，记载了多达2100多页的，500多个南京大屠杀的案例。《拉贝日记》后来也成为了后世研究“南京大屠杀”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

德文版《拉贝日记》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竭尽所能的寻求国际帮助，募集了大量用来购买粮食和药品的资金，让安全区内的25万难民不至于饿死。与此同时，他还收留了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比如南京卫戍司令部的龙应钦，周清锋等人，以及一名叫做王光汉的飞行员。

1938年1月3日是这一年的春节，“西门子难民收容所”里的难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院子里向拉贝行三鞠躬礼，并献上了一块三米长两米宽的红绸布，上面写着：“你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拉贝在南京的所作所为最终彻底激怒了日本人，日寇为此专门对德国政府施压，要求他们解决此事。纳粹德国不愿因这件“小事”和盟友撕破脸，因此决定征召拉贝回国质询。

约翰·拉贝

1938年2月22日，拉贝正式离开南京，返回了德国，在离开南京时他还顺便帮助王光汉进行了转移。拉贝虽然离开了，南京人民却没有忘记他的恩情，很多南京人民在孩子出生时，男孩取名为“拉贝”，女孩取名为“朵拉”（拉贝夫人的名字）。

拉贝回到德国后，被授予了一枚“红十字功勋勋章”、一枚“国外德侨功勋银质奖章”，还被任命为了西门子远东人事部长。

不过，拉贝一直没有忘记日本占领南京后犯下的罪恶行径，他不停的发表演讲，向德国民众展露他在南京拍的照片，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揭露日寇的暴行，后来，拉贝甚至给希特勒寄去了一份长达260页的记载日寇暴行的报告，希望希特勒能对日寇施压。

拉贝（影视形象）

纳粹反应非常的迅速，没过几天盖世太保就找上了拉贝，没收了他的日记和照片，将他送入了监狱，还是西门子公司的总裁亲自出面，才将他保释出来。当拉贝拿回他的日记时，发现其中有几张照片被没收了。

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后，拉贝被认为是纳粹分子遭到了逮捕。后来还是中国政府在了解了他的近况后，专门给审判法庭寄去了多封担保信件，并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了拉贝在南京期间的贡献，拉贝这才得以恢复清白。

虽然恢复了名誉，拉贝一家六口却失去了收入来源，靠着吃野菜、橡子做的面糊汤过日子。当南京人民知道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了一个以救助拉贝为目的的劝募委员会。没过多久，他们就为拉贝筹措了1亿元法币，兑换成2000美元后给拉贝汇了过去。

问题是当时柏林情况特殊，就算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食物，当时的南京市长沈怡因此专门从瑞士购买香肠、牛肉等食物，给拉贝寄了过去，同时邀请拉贝来中国居住。

柏林危机

可惜的是，当来自中国的援助抵达时，柏林危机爆发了，当时拉贝身处的西柏林成为了孤岛，来自中国的后续援助再也无法进来了。

1950年1月5日，拉贝因中风逝世，享年68岁。他的死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动，甚至连悼念活动都没有，他的墓碑上写着：“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拉贝”

一晃40多年过去了，就在拉贝的名字几乎被人遗忘的时候，1996年12月，他的外孙女在美国南京大屠杀纪念大会上公开了3000多页的《拉贝日记》副本，迅速引起了巨大轰动。

当时，因为墓地使用年限到期，拉贝的墓碑被放在拉贝外孙女乌苏拉儿子家的车库里。中国政府了解这一情况后，联系上乌苏拉的儿子，将拉贝的墓碑运回了中国，准备将之安置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

原本要拆除的小桃园10号建筑，也作为重要历史文物保留了下来。

拉贝故居

朋友需要时，不要让他们失望

拉贝的孙子托马斯，出生于1951年1月18日，他从来没有见过祖父的样子，只能从父亲的叙述中了解祖父的形象，他一直为祖父当年的壮举感到骄傲。

托马斯的父亲是一个医生，子承父业托马斯也成为了一名医生，同时他三个孩子中的两个也就读于医学院，可以说是“医生世家”。

托马斯曾多次往返于中德两国，他本人是“南京荣誉市民”、“中国近现代史客座教授。”2015年时，他曾被中国领导人授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大阅兵。

2020年的春天，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世界爆发，德国的医疗物资和防御物资严重短缺，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医院工作的托马斯对此非常着急，医护人员每天抢救病人超过12小时，结果却因为药品短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重病患者一个接一个的离去。

托马斯·拉贝和祖父雕像在一起

同时，托马斯全家也出现了疑似新冠的症状。万般无奈之下，托马斯想到了和爷爷颇有渊源的中国，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中国驻德大使馆打去的电话，说现在急需一种德国已停产的特殊抗疫药品，以及其他抗疫医疗物资，请求中国政府的援助。托马斯除了想救他自己及家人外，他还想拯救更多的患者。

中国驻德大使吴恳对此非常重视，迅速和国内生产药品的医药公司取得联系，药企负责人知道是拉贝后人有难后，当即决定免费赠送药物。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知道此事后也行动了起来，当即筹措了620瓶指定药品、200套防护服以及3万只口罩，空运往德国柏林舍尔菲尔德机场。

4月21日，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亲自开车驶往海德堡，将宝贵的抗疫物资交给了托马斯。

让人欣慰的是，后来托马斯和他的家人都身体健康，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

托马斯·拉贝（左一）与海德堡市政府代表（左二）接受中国捐赠的防疫物资

曾经有一个日本军官问过拉贝：“你为什么选择帮助中国人？”拉贝说：“朋友需要时，不要让他们失望。”这句话，也同样适合中国人民，朋友有难时，我们又如何会让他们失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