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后人结局如何?成就很大,长子官至正部级,孙子获七一勋章
talk历史 2021.11.04 703 1
今年最火的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当属《觉醒年代》,剧中展现了早期革命先辈为寻找中国的未来前赴后继、矢志不渝的历程,这其中就包括对我党早期领导者之一李大钊的讲述。
李大钊的一生都在努力寻求着救国的道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成为他革命生涯的生动写照,他不仅忧国忧民而且品德高尚,经常无私帮助他人,当时与他接触过的同仁无一不对其敬佩有加。
虽然李大钊为了革命被军阀残忍地杀害,但他的精神却永远在激励着自己的后代,在他的影响下,子女们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为人正直、努力奉献。
而在李大钊后人之中,长子李葆华曾官至正部级,而李葆华次子李宏塔还在前不久获得了“七一勋章”,而他们却始终甘守清贫,一心为民。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革命先辈李大钊后人的故事,尤以成就最大的李葆华和李宏塔父子二人为重点介绍对象。
他们之所以各有成就,离不开李大钊及其夫人赵纫兰的言传身教,所以故事的开头还要从李大钊的婚姻讲起。
“革命家风,薪火相传”
李大钊,于1889年10月29日出生在河北省乐(与涝同音)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李如珍是前清秀才,父亲李任荣是文弱书生,按理说作为家中长子的他应该备受疼爱。
然而一连串的不幸却改变了李大钊的生活轨迹,在他出生前六个月,家乡突然爆发大地震,父亲李任荣因舍身救母,重病不治,英年早逝,而在他出生之后不到一年,悲伤过度的母亲又因病仙逝。
李大钊从小就只能与祖父李如珍相依为命,当时村里的乡亲还很迷信,都觉得他命硬克亲人,就连祖母也对他很不待见,幼年的生活饱受冷眼。
但祖父李如珍却一直鼓励他向前看,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在祖父的影响下,李大钊少年时期就养成了随和大度、乐于助人的性格。
李大钊10岁那年,按照当时农村的习俗,他与同村“门当户对”的赵纫兰结为夫妻,尽管赵纫兰比他年长5岁,两人结婚时没有任何的感情,可李大钊却一直都对他敬重有加。
李大钊长大以后,深知国家和百姓正在饱受苦难,为了寻求救国良方,他先是去天津读书,后又远赴日本,归国后和陈独秀一起倡导了新文化运动,在反复考量之后,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而在这十几年间,李大钊很少回到家乡,即使回来也只是稍待片刻就再次离去,而赵纫兰却从不抱怨,她知道丈夫是为国事操劳,于是,安心在家奉养长辈,操持家务,李大钊对她很是感激,两人感情逐渐深厚。
也就是在此期间,长子李葆华(1909年)和长女李星华(1911年)先后出生,这给忙碌中的李大钊夫妇带来了很大的慰藉。
在李大钊外出时,赵纫兰除了忙家务以外,一直没有放松过对子女的教育,她经常给孩子们讲父亲的故事,教导他们一定要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在她的影响下,李葆华和李星华从小就养成了沉稳持重、吃苦耐劳的品格。
1918年1月,经过漫长的奔波,29岁的李大钊应蔡元培的邀请在北大担任了图书馆主任一职,生活才暂时安定下来。
长期在外的李大钊对家中的妻儿多有愧疚,此刻他也想一家团聚,于是,趁着暑假,李大钊就回到家中把赵纫兰和两个孩子接到了北京生活。
李葆华和李星华随即来到了琉璃厂北师大附属小学上学,而赵纫兰则照顾起了李大钊的起居,每天晚上李大钊忙完工作,就赶快回到家中与他们团圆,家里的他才真正地得到了放松。
据李葆华后来回忆:“父亲当时经常教我和星华唱歌、下棋,有时还会给我们买彩灯玩,睡觉前还会给我们讲故事,一家人在一起充满了欢声笑语。”
可李大钊为了革命又不得不日夜忙碌,与家人也是聚少离多,不仅如此,他还把几乎所有的工资都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或者一些贫苦的工人。
后来在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时,李大钊还每个月都拿出一多半的工资用作党员的活动经费,为此经常会出现工资还没发就被他提前预支完的情况,而妻儿却因此经常挨饿。
直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注意到李大钊的行为后,才偷偷让财务处的人提前扣留了一部分工资,然后由蔡元培直接交给了赵纫兰。
不久后,李炎华、李光华、李欣华相继出生,可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却更加忙碌,几个孩子就在赵纫兰的呵护下慢慢长大。
而在这期间,已经十几岁的李葆华和李星华兄妹二人也逐渐对父亲的行为有所理解,他们每天看着父亲步行出门,步行回家,每天都很匆忙,开始对父亲产生了敬仰,慢慢地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4月6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抓捕,家中的赵纫兰、李星华和李炎华也随之被关进了监狱,而此时的李葆华兄弟几人因为恰巧没在家中才逃过一劫。
在狱中敌人对李大钊进行了严刑拷打,试图逼迫他供出北京的共产党组织,可李大钊却始终闭口不言,4月28日,敌人将其残忍地杀害,后来迫于外界的压力,才将赵纫兰母女三人释放。
而就在李大钊遇害的当晚,躲在周作人家避难的李葆华就看到了《晨报》上刊登的消息:“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一旁的周作人、沈尹默(二人都是李大钊的朋友)本来想安慰他一番,可没想到李葆华却十分镇定,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把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其实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此时的李葆华早已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牺牲后不久,赵纫兰就带着李葆华的弟弟妹妹们回到了家乡生活,然而因为悲伤过度加上日夜操劳,赵纫兰于1933年病逝,组织上考虑到她为革命作出的突出贡献,于三年后将其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员。
长女李星华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于1932年入党,建国后又成了一位作家,写了多篇回忆父母的文章。
次女李炎华长大后也投身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冀东暴动,建国后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面临疾病缠身仍坚持奉献,直到病逝于工作岗位之上。
次子李光华则在建国后担任了唐山钢铁厂党委书记一职,和父亲李大钊一样与工人们紧密接触,并且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期间还受到过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
幼子李欣华则在建国后主动放弃了北京的优越生活,毅然前往贫困落后的门头沟地区担任大峪中学校长和校党委书记,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新青年。
可以说,李大钊不仅个人尽心竭力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其高风亮节也影响了其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的一生,而在他的后代中成就最大、职位最高的当属长子李葆华。
“钱,给你们,自行车留下,我要赶路”
李大钊的去世的时候,李葆华中学还没有毕业,但北大蔡元培校长为了他的安全考虑,就亲自帮他办了一张高中毕业文凭,然后又和几位李大钊生前的好友一起筹钱送他前往日本读书。
而李葆华出发之前则偷偷来到父亲的坟前祭奠了一番,后又回到家乡和母亲拜别,在天津登船的时候,还专门向帮助过他的先生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李葆华来到日本以后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刻苦学习,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能与同学用日语进行日常地交流。
而李葆华除了学习之外,他一直在学校秘密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并且联系到了我党在东京的成员,在不久后就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李葆华主动中断学业愤然回国,在组织的安排下先是回到上海参加抗日爱国斗争,后因上海反动派势力猖獗又被调往北平参与地下工作,并化名为杨震。
几年的工作下来,李葆华逐渐拥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后他又相继在中共北方局各单位担任要职,但也因此受到了日伪军的重点关注。
1940年的一天,已经担任中共晋察冀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的李葆华在参加一次会议时,途径乐亭,准备回去看一下,可他刚一返乡就有汉奸向日本人通风报信,几十名日伪军闻讯立即前来。
好在他们在来的路上就被当地的乡亲们发现,旋即将消息告诉给了李葆华,眼见敌人越来越近,此时已经来不及撤离,李葆华当即爬上了屋顶,然后紧紧地趴在上面。
日伪军赶来没有发现李葆华的踪迹(冀东民居的屋顶是平的,趴在上面,地上的人就看不见),又询问了村民,村民们都说没见过李家来人,他们还以为情报有误,便只好铩羽而归。
乡亲们通知李葆华日伪军走远以后,他才从屋顶上爬了下来,然后连连向乡亲们道谢,歇了片刻,就骑着自行车离开了乐亭。
然而在一处荒郊野外,李葆华被一伙劫匪给拦了下来,正常情况下一般人肯定十分害怕而且会想方设法地保命,可此时的李葆华却十分镇定。
只见他先是仔细观察了一下劫匪的样子,看到他们穿得不过平常百姓的衣服,李葆华知道这些人落草为寇也是无奈之举,便觉得他们只是谋财而不会害命。
于是,李葆华慢慢地对他们说道:“我知道你们以前也是苦命人,走投无路才会上山的,而我们八路就是为了让穷人能够过上好的日子,我知道你们生活比较难,这样吧,我身上还有几块大洋,你们尽管拿去,买点吃的,但自行车能不能给我留下,因为我还要赶路,去打鬼子。”
劫匪们听到李葆华的话都非常感动,而且他们之前也都是贫苦农民,没有会骑自行车的,于是,只拿走了他身上的银元,然后就把车子还给了他,人也给放了。
李葆华除了能够随机应变、工作能力强之外,他还十分讲原则,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派遣了一批延安的干部到国民党占领区工作,而李葆华的二弟李光华就在其中,当时他被派往了冀东。
在前往的途中经过张家口时,李光华见到了在这里工作的大哥,而此时的李葆华正在担任晋察冀中央局的组织部部长,于是一番寒暄以后,李光华就想让大哥帮自己换到城市去工作,因为他之前在延安学的就是城市治理方面的内容。
李葆华听后没有生气,但也没有说话,只是看了一眼二弟,李光华瞬间就明白了大哥的意思,他知道大哥即使身为组织部长,也不会为了自己开“后门”的。
北平和平解放后,李葆华因为适应能力强,就以中共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的身份(第一副书记是叶剑英)成为了第一批进入北平的我党高层领导之一,负责城市治理工作。
李葆华来到北平以后没有第一时间听原国民党管理官员汇报北平的情况,而是直接去人口最密集的菜市场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随后他又接连去了北平的学校和商铺,全面细致地了解了北平当时存在的问题,据他后来回忆说,这些做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父亲李大钊的影响,因为当时李大钊研究问题的第一步就是先从实际出发。
李葆华发现问题后,就带领同志们做了建立各级新政府,肃清反革命,打击犯罪,安置旧人员,改造旧行业,整顿市容,清理垃圾,恢复社会秩序等大量有效的工作,没过多久就实现了北平的总体稳定。
此后几十年里,李葆华先后担任过水利部副部长、安徽省委书记、中央人民银行行长等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而他本人却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分财产,在生活中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1982年5月,李葆华从中央人民银行行长的任上离休,享受正部级的待遇,可即使退下来以后,他也一直关心着国家大事,经常为社会捐款捐物,而他本人住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
2005年2月19日,李葆华在北京病逝,享年96岁,他的一生都在以父亲李大钊为榜样,用心致力于国家的建设,而在他的影响下,次子李宏塔以自己的方式将家风延续了下去。
“让组织查一查,是真是假自有分晓”
李宏塔从小就听父亲讲述祖父李大钊的革命事迹,跟着父亲四处奔波,从小就养成了沉稳低调的性格,在他为百姓办事的几十年里,从来都是不求功名,一直默默无闻。
然而就在2005年6月的一天,李宏塔竟然一夜间在全国出名了,而他的出名竟源于中纪委收到的一封举报信……
原来当时中纪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办公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信里声称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李宏塔依仗祖父李大钊和父亲李葆华的地位,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存在很多重大的经济问题。
这名工作人员看到信的内容后,感到十分震惊,当即向上级报告,随后调查组就奔赴安徽,对李葆华进行了详细地调查,结果却出人意料……
李宏塔,于1949年5月在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才改为北京)出生,当时父亲李葆华正在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奔波忙碌,而他的母亲田映萱同样是一位党员干部,也在为了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努力工作。
于是,李宏塔刚出生没几天就被父母送往了一家托儿所,直到六岁的时候,父母工作轻松了一些再把他领回了家中。
当时,李葆华和田映萱都对自己严格要求,外出工作从来不用公家派的车,而是选择骑自行车,对儿子李宏塔亦是如此。
起初,李宏塔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因为挤不上公车而只能步行去学校,为此经常迟到,后来学校的老师便来到家中向李葆华反映情况,为了确保儿子能够准时到达,李葆华就专门派秘书从旧货市场上给他买了一辆二手的自行车,李宏塔从此与自行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60年代初,李葆华担任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宏塔也跟随父亲来到了安徽读书,在这里上学期间,他了解到了安徽百姓的贫困,并且下定决心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当李葆华离休回到北京休养时,李宏塔果断选择独自一人留在安徽继续工作,并且得到了父亲的极大肯定,在临别的时候,李葆华还多次嘱咐他一定要严于律己、不断进步,保持初心,为民服务。
此后,李葆华一直听从父亲的教诲,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办实事,而且从来不求回报。
在李宏塔担任领导的二十多年间,他一步一个脚印,几乎走遍了安徽的每一个乡镇,而且每次出访,他都身体力行,骑着自行车在山间小道穿行成为当时很常见的景象。
1998年4月,李宏塔担任了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按照相关规定,他是可以专门配车的,而且还可以分到住房,然而李宏塔却始终坚持骑着自行车出行,每次单位分房他都优先把名额给更需要的干部,而自己和妻子则住在一个仅有55平的老式住宅里,一住就是几十年。
当时身边的好友就经常问李宏塔:“你身为一省的民政厅厅长竟然还天天骑自行车,你这让其他厅长该如何自处,又该让手下的副厅长如何自处,好歹也要入乡随俗嘛!”
可李宏塔却丝毫不放在心上,依然坚持骑自行车上班,用他的话来说:“我已经习惯了,他们想坐车当然也无可厚非,都是为人民服务,又何必在乎出行用哪种方式呢。”
然而底下的一些官员和不知情的群众却以为李宏塔是在“作秀”,于是便觉得他肯定有问题,便纷纷向中纪委匿名举报。
一些同事经常为李宏塔的贫苦生活打抱不平,在得知有人举报他时,便连忙劝说他主动向组织上澄清,可李宏塔却笑着说道:“无妨,就让组织查一查,是真是假自有分晓。”大家都对他的坦然很是敬佩。
结果,当调查组来到李宏塔的家中时却发现他家竟然坐落在尚未拆除的旧楼房中,而且位置就在最西边,冬冷夏热,而在55平米的住宅里却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发现,一台20寸的电视还是他结婚时父亲给买的……
为了确保真实性,调查组又亲自到单位和附近的住户走访,可大家都对他很是称赞,就连那些写举报信的人也从来没有发现过李宏塔任何的不妥之处。
事情真相大白,中纪委得知消息后,立即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在李大钊革命家风沐浴下》的文章,向全社会宣传他的事迹,一时引发轰动。
此后,政府和一些社会企业纷纷想为李宏塔提供住房,改善生活,可他却一直甘守清贫,无私奉献,如今他在全国政协委员的任上继续为百姓做着自己的贡献。
而就在今年的6月29日,71岁高龄的李宏塔老人还荣获了“七一勋章”,这是党和国家对他工作极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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