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农妇去博物馆,指着文物说是她的被嘲讽,博物馆领导亲自证实
talk历史 2021.11.04 545 49
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在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伟大事迹,对于人民群众展开教育,全国各地都纷纷成立了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山东省菏泽市的一家革命博物馆内,就曾收藏着一个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有些破烂的针线包。
正是因为这个针线包过于普通,所以也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参观,他们都想知道为什么如此普通的一个针线包会出现在博物馆里面。
这一天下午,菏泽市的一家公司举行活动,安排员工们来博物馆参观,正在他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时,一个穿着打扮像是农村妇女的老人也缓缓的走了进来,这老太太是在公司食堂负责打菜的,和其他人没多少交集。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一行人的到来十分的热情,一件一件地为他们介绍起了博物馆内珍藏的革命文物,当那位老太太走到那个针线包的展柜前时,突然间笑了笑,说道:“老伙计,没想到过了几十年,我们在这种地方见面了。”这无非就是在说这件革命文物是自己的!
老太太这句话一说出口,旁边的其他游客先是一愣,然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纷纷嘲讽道:“这个针线包是你的,那这个博物馆是你家开的吗?”“能放里面的文物最起码也得是革命英雄的,瞅瞅你穿的这衣服,像是英雄吗?”
老太太没有理会这些人的冷嘲热讽,仍然在细细的打量着那个针线包。正巧当时博物馆内的一位领导正在附近,他听到动静后立马赶了过来,问老太太道:“大娘,您说这个针线包是您的,那您叫什么名字啊?”
老太太听后,抬起头来笑了笑说道:“朱文起。”
博物馆领导听后大惊失色,说道:“您就是特等功臣朱文起?那这件文物的确是您的。”
关于特等功臣朱文起和她的针线包的故事,还要从1941年的冬天说起。
讨饭大婶朱文起
1941年冬天,家住鲁西南定陶县游集村的朱文起家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朱文起小心翼翼地打开门一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共定陶县特支书记游文斋。
游文斋见到朱文起后,急促的说道:“四婶子,我想请你帮个忙。定陶特支的情报工作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交通员所剩无几, 我想请您担任我们的交通员,您看可以吗?”
游文斋之所以叫朱文起四婶子,是因为朱文起的丈夫叫做游兰馨,也就是游文斋的四叔。
朱文起和游兰馨相敬如宾的共同生活了20年,结果1940年时那场大饥荒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游兰馨没挺住,扔下朱文起和孩子们走了。
朱文起为了养活三个孩子,经常性地带着他们外出乞讨。好在朱文起能说会道,为人机敏,总能乞讨到一些食物,一家人这才熬了过来。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游文斋也不想麻烦自己这位四婶子,他是真的没办法了。
当时不像现在有电话有网络,进入1941年后,鬼子的扫荡一天严过一天,革命工作开展起来十分困难。尤其是当时,鬼子就像是开了天眼一般,总是能准确地抓住特支的情报人员,就在不久前,定陶县特支最后一名交通员杜克敏刚被鬼子给抓去活埋了。
没有情报工作的支持,特支就像没有眼睛、耳朵一样,行动起来十分被动,游文斋想来想去最终决定跟四婶子求助。
在游文斋看来,四婶子朱文起虽然这一年刚刚36岁,但因为长年吃苦,看起来就像一位50多岁的老妇人,想必鬼子完全想不到这位老太太竟然会是我党的地下交通员。
更重要的是,朱文起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她有一双“天足”。在封建社会,女子在7、8岁时就要用布包裹双脚,使其畸形变小,直到骨骼成形才解开,即古人所谓的“三寸金莲”。
然而,朱文起小时候家里穷得很,连地都没有多少,她的父母自然也没心思让她缠足,直接让她迈着一双大脚帮家里下地干活,这种从没缠过足的“天足”,在日常行走中十分的方便。
朱文起和游文斋之间的关系很好,经常听他讲共产党的理念和政策,对共产党十分拥护。因此,当她听侄子说明来意,思考了片刻后说道:“只要你不嫌弃我大字不识一箩筐,那我就跟你们干了!”
游文斋没想到四婶答应的竟然如此干脆,赶紧提醒道:“四婶子,别看我说得轻松,这份工作可是挺危险的啊。”
朱文起对此混不在意,笑呵呵地摆摆手,说道:“你们年轻人都不怕,我怕什么?你们打鬼子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过好日子吗?能帮上你们的忙,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就说咋办吧?以后婶婶就听你的了!”
游文斋对四婶子大义凛然的话语十分感动,郑重地点了点头,迅速找到鲁西南地委、军分区领导,呈报了朱文起的情况和将她吸收进来担任新任地下交通员的申请。
地委、军分区的领导也知道定陶特支的情况,很快就予以了批准,朱文起就此成为了一名情报战线上的战士。
初次行动
几天后,朱文起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三个孩子听到动静后也从床上爬起来,要跟着母亲一起出去讨饭,结果这一次朱文起却没让他们跟着自己,而是从床缝里拿出了一个小的针线包放在了篮子,叮嘱完孩子们好好在家待着,别出去乱跑后,朱文起正式出发了。
在朱文起的这个针线包里面装着的是一些零碎物件和一张小纸条,纸条上面写着的是特支的一份重要情报。她之所以不将纸条放在身上,主要是担心万一因为紧张身上出现冷汗,把纸条给弄湿了,自己的罪过就大了。
此时正值冬天,不久前刚刚下了一场雪,正所谓“下雪不冷化雪冷”,穿着单薄衣裳的朱文起走起路来身上直打颤,再加上身上带着特支的重要情报,第一次承担这么重要工作的她,心里难免有些紧张,眼神十分的飘忽不定,看起来十分显眼。
当朱文起远远地看到驻扎有日伪军的小炮楼时,赶紧停下来脚步,不久前游文斋曾交代过她,很多地下交通员就是因为心中胆怯,表现的不自然,被鬼子和汉奸认出了身份,白白丢掉了性命。
朱文起在原地跺了跺脚,深吸一口气,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地向前走去。当一名伪兵看到哆哆嗦嗦走过来的朱文起时,斜着眼看了她一眼,这时朱文起福至心灵,回瞪了他一眼。
这个伪兵没想到这个“乞丐婆子”胆子竟然还不小,嘴里嘟囔了一句:“一个要饭的,嚣张什么劲儿啊?”然后随手扒拉了一下朱文起篮子里面的东西,问道:“你那个针线包里边装什么东西啊?”
朱文起见状,直接拿起针线包从里面掏出3根纳鞋底用的大钢针来,对着伪兵的脸晃了晃。伪兵挥了挥手,说道:“滚!滚!滚!下一个!”
顺利蒙混过关后,朱文起按照游文斋交代的路线,七拐八拐地找到了鲁西南地委驻地,并将情报传递了出去。
有了这次经验,朱文起之后的行动就顺利的多了,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她也因此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老家亲戚”
1942年9月,刚改组完不久的定陶县委交给了朱文起一个重要的任务:去定陶县城一趟,想办法把革命传单送进去。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县城不比乡镇,日寇把守的十分严格,不但要进行严格的搜身,进出县城还得要所谓的“良民证”,这个所谓的“良民证”上印有拇指印,只要发现持证人和证件不符,立马“斩首”。
此时的朱文起已经成为了定陶重新成立的地下情报组织中的骨干人员,正是因为任务艰巨,所以组织上才决定让朱文起亲自去一趟。
朱文起接到任务后,在家里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应该怎样顺利的将传单送进去,想来想去最终决定“见机行事”。
这天早晨,她再次拿起了那个从不离身的篮子,将组织交给自己的传单放到了最里面,然后将家里的一些青菜、鸡蛋摆在最上面,径直向县城走去。
当朱文起走到县城附近时,正巧一支日军从县城里面出来,朱文起看到这支部队后赶紧弯下腰低下头,摆出一副十分谦卑的样子,这样做除了可以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外,最主要的是朱文起要避免让他们看到自己眼睛里的愤怒。
自从日寇进入菏泽后可以说是没干过一件人事,用朱文起自己的话说:“日本鬼子根本就是不是人,进村以后就强抢粮食、杀猪宰羊,逮鸡抓鸭,破坏庄稼,砍伐树木,毒打百姓,奸污妇女,无恶不作。”
可以说,菏泽当年的那场饥荒,和日本人的“扫荡”有着极大的关系,想到因为吃不上饭活活饿死的丈夫,听着不远处日本兵叽里呱啦的说话声,朱文起握着篮子的手紧了又松,松了又紧。
等一连串的日本兵开过后,朱文起收拾了一下情绪,拿出“良民证”走到城门前,先对着拿着枪的日本兵鞠了几个躬,将良民证举在面前,排队准备入城。
当朱文起前面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她突然一脸惊喜地对着前面正在盘问他人的伪军士兵说道:“大兄弟,还记得的我不,我是你大姑家的本家堂嫂子啊,前几年你走亲戚的时候,咱俩还说过话来着。”
看那伪兵露出了疑惑的眼神,朱文起知道自己赌对了,赶紧将身子侧过来,将菜篮子递了过去,说道:“大兄弟啊,我这次进城有点儿急事,你先检查我的吧,都是些青菜鸡蛋什么的,很好搜的。”然后对着前面两个人笑了笑,说道:“对不住啊,对不住,真有急事。”
那伪兵迷迷糊糊地将菜篮子接过去后,想了想,随便扒拉了两下子后将菜篮子还给了她,说道:“过去吧!”
顺利进入县城后,朱文起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她也是没办法了才会使出这一招,万一对方没有大姑,或者搜的时候没有徇私,仔仔细细的搜索一遍篮子,那自己可就危险了,好在那伪兵可能是顾忌亲戚的面子,没怎么检查。
想到这里,朱文起走到一个偏僻角落擦了擦头上的汗,在城里转了一圈之后,将传单交给接头人员后就离开了。当天晚上,潜伏在县城内的地下党成员就将传单贴地到处都是,让县城内的日伪军好一阵鸡飞狗跳。
临危不乱的女中豪杰
靠着针线包,朱文起传递了很多次重要情报,但有时候也会出现情报太多,针线包装不下的情况,比如1943年夏的一天,朱文起就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组织上让她将一份重要情报送给鲁西南地委。
朱文起将情报叠好后藏到了内衣的一个口袋里,然后穿上她的破旧衣服,带着篮子和一个破碗就出发了。也许是日伪军提前得到了什么消息一般,这一天对过往行人搜查的十分严格。朱文起一路上经过了多次搜身后,有惊无险地走到了定陶边界地带。
当边界炮楼的伪军看到朱文起后,招了招手将她叫了过去说道:“为什么经常见你进进出出?乞讨还要跑到别的县城去吗?”
然后叫了几个人一同对朱文起进行了搜身,眼见她身上的确没有情报,伪兵们就将朱文起手中的篮子抢了过去,仔仔细细地翻了一遍后,发现的确什么都没有。
然而这并没有打消伪兵们的怀疑,不停地问她为什么接二连三地从这条路进进出出,是不是地下党?眼见朱文起低着头什么也不说,其中一个伪兵不耐烦的说道:“快说,不说就把你送到皇军那里去!我们看在都是中国人的面子上给你好脸,皇军可没那些顾虑!”
原本一直沉默不语的朱文起听伪兵这么说,突然间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喊道:“你们有能耐上战场打仗去,欺负我一个要饭的老婆子算什么本事?”
朱文起的动作立即引起了附近过关卡的人的注意,自觉欺负一个老太太的确过于惹眼的伪兵赶紧对其他人说道:“看什么看?”然后转身告诉朱文起:“你过去吧!”朱文起靠着自己的机智再次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特等功臣朱文起
进入1945年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侵略者开始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受到鼓舞的定陶县抗日军民将抗日根据地越扩越大,直接威胁到了定陶县的反动县长王子杰。
王子杰是定陶县陆湾村人,原先是国民党定陶县长兼保安15旅旅长,仗着有一支3000多人的部队无恶不作,胡作非为,处处与我党我军作对,定陶县民间甚至出现了“天上有个老天爷,地下有个王子杰”这类口头语。
进入1945年后,自觉不是共产党对手的王子杰公开投靠了日本人,为了彰显自己的“价值”,大肆屠杀抓获的革命党员和抗日军民。
面对嚣张无比的王子杰,鲁西南军区经过讨论后认为,是时候除去这个心腹大患了。
不过,王子杰手下有3000多人的精锐武装,鲁西南军区只能调动17、 18两个团和菏泽、定陶、曹县三个县的县大队武装,和王子杰相比并不占优势。想要从根本上铲除这个卖国贼,我军必须事先摸清楚王子杰军队的内部情况。
好在,地下党内一名叫做秦锡爵的情报人员成功潜伏入了王子杰军队中,当时他正给王子杰担任骑兵警卫排长,因为王子杰军营戒备森严,我军需要派专人和他保持联络。经过慎重考虑后,党组织决定让数次完成重要任务的朱文起前往。
很明显,王子杰部队的军营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朱文起打扮了一番后来到王子杰的军营,告诉卫兵自己是秦锡爵的远房亲戚,是来给他相亲的。
卫兵对这种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确认了一下朱文起的身份后就放行了。
当朱文起被人带着来到秦锡爵的所在地时,发现秦锡爵正在和其他军官聊天,因为秦锡爵不认识她,朱文起为了让他明白自己的身份,高声说道:“锡爵啊,大婶给你介绍的那个姑娘你觉得怎么样啊?人家家里人都等急了!”
朱文起的这番话立即让秦锡爵当场闹了个大红脸,营内军官也哈哈大笑了起来。之后秦锡爵跟在场人员告了罪走出房间,带着朱文起来到一间偏房,互相确认了身份后,秦锡爵将王子杰军队的重要情报交给了朱文起,之后亲自将她送出了军营,两人就此搭上了线。
1945年3月底,王子杰挑选 800人去城北抢粮食,晚上留宿在了碱常店。秦锡爵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借着“巡哨”的名义来到了附近村庄,通过地下党员孔耀坤将这份重要情报交给了朱文起。
当孔耀坤告诉朱文起“这份情报十万火急,必须立刻交到军分区领导的手里后”后,朱文起二话不说,马上向着25公里外的指挥部跑去。
要知道,白天时朱文起刚刚为送情报跑了四、五十公里的路,身体已经有些吃不消了,但朱文起为了革命,还是毅然决然地上了路,跑着跑着摔倒了,她就咬咬牙爬起来接着跑。
就这样,朱文起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飞奔到了部队指挥部,将情报送达后直接栽倒在了地上,晕了过去。
军分区首长对朱文起送达的情报十分重视,军分区政委刘星亲自和警卫员一起将她扶到了床上休息,然后调集部队直奔碱常店。
王子杰手下官兵听到我军的枪响后以为是神兵天降,大量官兵哗啦啦放下武器投降做了俘虏,身为头领的王子杰当然不会束手就擒,跨上战马就要逃跑,一直盯着王子杰动向的秦锡爵见状赶紧高呼:“大家不要围在旅长身边,快跑!”之后跃马赶到王子杰身边,顺利将他抓获。
王子杰被俘,他身边的死忠们自知突围无望,纷纷扔掉武器下马投降。
不久后,王子杰经公审枪决,在这次战斗中立下卓越贡献的朱文起被记特等功一次,成为了一位特等功臣。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文起脱离了情报部门开始从事妇女方面的工作。1955年时,朱文起自觉文化有限,辞去了在政府中的职位,回家当了一名农妇。而她的那个针线包,也作为历史文物被送入了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也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2000年5月,占地面积11700余平方米的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正式开馆,原先收藏在其他博物馆的针线包也作为重要藏品被收入其中。
可惜,朱文起老人已逝世18年之久,她再也无法来这里和她的“老朋友”重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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