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事件：一名叫做蒋爱珍的女知青因不堪忍受羞辱，接连开枪打死三人。

案件发生后，不仅《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为她求情，全国上下呼吁轻判蒋爱珍的信件就多达15000封。

为了对蒋爱珍合理进行定罪，法院在4年里对本案先后进行了四次判决。民间也出现传言称，当初羞辱蒋爱珍的人，3个被枪打死，2个被蒋爱珍吓死，剩下的也都病倒了。

那么，蒋爱珍为何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呢？

蒋爱珍

来自江南水乡的姑娘

蒋爱珍是浙江绍兴人，1972年，蒋爱珍的大哥蒋根土由部队转业至新疆农垦兵团，刚刚初中毕业的蒋爱珍知道此事后，吵着闹着要跟大哥一块去新疆当一名农垦战士，蒋根土拗不过她，只得答应了。

当时蒋根土在部队里当财务科长，他们家还有一位亲戚是部队副团长，蒋爱珍为了避免被人说闲话，拒绝了哥哥和亲戚的帮助，主动要求到基层去工作。

蒋爱珍所处的团场处在准格尔盆地内，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新疆后，出生在江南水乡的蒋爱珍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反而积极的参与到生产建设中，和男兵们一样每天扛着桶去渠里舀水，挑到田里灌溉。

生产建设中的妇女

工作之余蒋爱珍也不闲着，要么在伙房里帮忙，要么帮其他同志缝补衣裳，很快她就得到了周围同志们的信任和喜爱。

1974年，蒋爱珍被推荐前往144团医院进行培训，毕业后成为了医院里的护理员，两年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医院党支部委员，不久后又兼任民兵排长。

在一次表彰大会上，医院领导还曾专门握着蒋爱珍的手，夸奖刚满20岁的她是“军垦的一枝花”。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蒋爱珍将会有一个十分光明且幸福的人生，可就在此时，命运却和她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陷害

当时144团医院的党支部副书记叫做张国政，和蒋爱珍的哥哥蒋根土是“老战友”，因此对蒋爱珍比较的照顾。

然而，医师李佩华、药剂师谢世平对张国政当党支部副书记非常的不服气，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对他产生了憎恨，“恨屋及乌”之下，连蒋爱珍也被他们盯上了。

新疆农垦兵团的卫生员（非蒋爱珍）

1978年3月，思家心切的蒋爱珍跟上级提出了回家探亲的申请，并很快得到了批准。高兴万分的蒋爱珍专门买了两袋子葡萄干，准备回到绍兴后给家里人尝一尝。

3月17日晚上，因为第二天蒋爱珍就要回家了，所以老战友们专门为她摆了一桌送行宴，当蒋爱珍回到医院时，发现张国政和护理员小周正在等她。

小周见到蒋爱珍后十分高兴，掏出900元钱塞到蒋爱珍的手里，蒋爱珍还没来得及拒绝，小周就开口说道：“回家的时候帮我给家里买点东西，谢谢了。”

蒋爱珍听后脸当场就红了，心想还好没说出拒绝的话来，这时张国政开口了，他以领导和哥哥的态度，叮嘱蒋爱珍回去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之后两人就离开了。

上世纪支边女青年

因为刚才在饭桌上喝了点酒，蒋爱珍感觉有些困了，和张国政等人分别后就准备回宿舍睡觉。结果她刚在床上坐下，就听到了一阵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护士长。

护士长见到蒋爱珍后，一脸不自然地说道：“手术室里的无菌纱布用完了，你去给他们送去。”蒋爱珍没在意护士长的异样，听话的关上门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当蒋爱珍回到住所时，发现自己房间的门竟然大开着，赶紧冲过去往里一看，发现谢世平正拿着手电筒在她的房间里四处转悠，似乎在做检查。

蒋爱珍当时就生气了，心想：今天应该是张凤梧医生值班，他来我房间干什么？

蒋爱珍决定将护士长找来理论，结果走了没几步就发现蹲在角落里盯着她的李佩华。看着李佩华就像是看阶级敌人一样的眼神，蒋爱珍觉得这事绝对不寻常，于是直接跑到张国政的住处，将自己刚才的遭遇一五一十说了个遍。

上世纪的医院

张国政对此十分重视，带着蒋爱珍一同来到了她的住处，问谢世平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看着直冲自己而来的张国政，谢世平似乎有些心虚，张了张嘴没出声。这时，李佩华从地上站了起来，说道：“干什么？我们来捉鬼！”

张国政听后皱着眉头问道：“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鬼？”

看到李佩华站了出来，谢世平似乎反应过来了，张嘴说道：“当然是抓好色的鬼了！”然后拿起手电筒对着蒋爱珍的床一阵乱照。这种带有侮辱性的动作和语言让蒋爱珍气愤莫名，张国政当场就和李、谢二人爆发了言语冲突。

这时又有几个医生冲了进来，说要“捉奸”，随着动静越闹越大，支部书记徐进义和其他支委的领导都被叫了过来评理，一直闹了很久才消停。

第二天一早，谢世平的妻子钟秋起床洗漱后火急火燎地出了门，挨家挨户地跟邻居们“拉家常”，说昨天晚上自己“亲眼看见”张国政和蒋爱珍一丝不挂的被人从床上抓住了，她编的有鼻子有眼的，很多人都上了当。

与此同时，李佩华的老婆助产士戴淑芝在去菜场买菜时，也说自己“亲眼所见”张国政和蒋爱珍被人在床上“活捉”了。

女知青（非蒋爱珍）

在当时那个年代社会风气比较保守，这件事情很快就传播开了，年仅22岁的蒋爱珍面对这些恶意的诽谤一点办法没有，她连饭都不吃，只知道哭，整个人变得一场憔悴。

蒋根土知道此事后，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劝妹妹不要想不开，身为一名党员，就要依靠党组织，蒋爱珍听从了哥哥的话，开始吃饭了。

随着事情逐渐发酵，“三一七事件”终于惊动了144团党委，3月30日，144团团长冯俊发决定派出工作组调查此事，他选定的工作组组长是和张国政有过几次冲突的团副参谋长杨铭三。

蒋爱珍并不知道杨铭三和张国政的过往冲突，将他当成了自己的救命稻草，哭着将当日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请杨铭三为自己做主。谁知杨铭三一脸认真地听她讲完后，竟开口说道：“有嘛，就承认，跌倒了再爬起来干革命。”

女知青（影视形象）

听杨铭三这么一说，蒋爱珍的心顿时凉了半截，知道杨铭三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和张国政有“私情”了。果然，杨铭三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不停地寻找蒋爱珍和张国政之间“不正常接触”的证据。

然而，没有的东西，杨铭三就是找到天边也没用。眼见杨铭三这边没任何进度，144团团长冯俊发突然来到医院，当众宣布张国政“有大问题”，要求大家踊跃发言，“揭发”张国政的“恶行”。

冯俊发的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李佩华和谢世平当即写了大字报，对张国政和蒋爱珍进行“揭发”，甚至当面侮辱蒋爱珍。

不堪其扰的蒋爱珍又一次崩溃了，她一个人跑到戈壁滩上吹了很久的冷风，当天晚上被蒋根土带回后生了一场大病，之后甚至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症状，经常说着说着话就突然嚎啕大哭，大呼冤枉。

上世纪医院

人发杀机

1978年9月26日下午，调查了半年没找到一点证据的杨铭三再也沉不住气，不顾工作组其他成员以及医院干部的劝阻，执意召开了一次“说清楚会”，逼迫蒋爱珍“交代问题”。

会议开始后李佩华第一个站了出来，对着蒋爱珍骂道：“你不要装疯卖傻，你要真是有精神病，为什么不跳河，不去撞火车，你没有去寻死嘛！”

李佩华见没人附和自己，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纸，对着杨铭三说道：“参谋长，这是我和谢世平拟定的报告，我们强烈要求开除蒋爱珍的党籍，将她清理出医务队伍，下放连队，进行劳动改造！”

看起来一点也不意外的杨铭三，装模作样地看了看李佩华交上来的报告，点了点头说道：“放心，我一定转交给上级。”

“说清楚会”后，蒋爱珍算是彻底绝望了，她明明什么都没做，就要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改造，回到房间后哭了一晚上，第二天连门都没出，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那一天，蒋爱珍想了一整天也没想到自己应该怎么办。最后，感觉生无可恋的她决定以死证清白，在当天晚上写了一封10000字的诉冤书，然后分别给父母、哥哥、张国政各写了一份遗书。

写完遗书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8日一早，蒋爱珍走出房间上班去了。她刚走到医院，就接到了一份让她准备参加比赛的通知。

民兵

原来，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节，部队前几天决定9月29日在戈壁滩上进行一次射击比赛，结果昨天医院里原定参赛的外科医生突然说自己有事去不了了，医院考虑到蒋爱珍的枪法奇佳，而且还是民兵排长，决定让她去参加比赛。

原本已经心存死志了的蒋爱珍接到这份通知后当即“活了”过来，她想到：为什么要死的是我，为什么不跟杨铭三、李佩华这样的人拼个你死我活？

回到住处后，蒋爱珍想越觉得有道理，她想到了曾经看过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小红军潘东子，潘东子母亲被恶霸胡汉三害死后，不但想办法把仇人杀了，还顺便烧了胡汉三的房子，自己比潘东子大那么多，为什么不敢手刃仇人呢？

潘东子

此时的蒋爱珍已经被绝望和仇恨蒙蔽了眼睛，没有想到可以去找农垦兵团、自治区领导乃至北京方面上告，一门心思想的是：等明天我拿到枪，一定要像潘冬子那样杀了“胡汉三”们，并专门拟定了一份复仇名单。

在她拟定的“复仇名单”里，排名第一的就是李佩华，因此，9月29日一早蒋爱珍去武器库领到53式步骑枪和数枚子弹后，拿着枪就往内科赶。

当蒋爱珍走到内科一间病房外时，发现李佩华正和张凤梧在里面密谈，当即想到“三一七”事件当天，原本应该查房的张凤梧“不知所踪”，当晚自己将张国政找来后不久，他就和另一名叫做郭建雄的医生一起来“捉奸”了。

很明显，张凤梧、郭建雄还有李佩华等人是一伙的！想到这里，蒋爱珍更加愤怒了，推开门吼道：“李医生！”李佩华下意识地抬头问道：“干嘛？”蒋爱珍端起枪吼道：“你不是想让我去死，让我去跳河吗？我让你先死！”

53式步骑枪

说着，蒋爱珍迅速扣动扳机，李佩华当场毙命。旁边的张凤梧反应极快，趁着蒋爱珍还沉浸在大仇得报的快感中时，悄悄地溜了出去。

蒋爱珍走出病房后，向着外科走去，途中她看到谢世平的老婆钟秋正在和别人有说有笑的聊天，当即断定钟秋又在“嚼舌根”，拿着枪对准她喊道：“钟秋！”

钟秋回头看着黑洞洞的枪口直接傻眼了，举起双手想求饶，结果蒋爱珍一枪打去，钟秋也直挺挺的倒地身亡了。

钟秋之死迅速引起了巨大的混乱，李佩华的老婆戴淑芝听到动静，冲出来问道：“咋啦？咋啦？”

蒋爱珍正想找她呢，说道：“咋了？你别动！”

对着她就是一枪，戴淑芝当即倒在了地上，不过此时她并没有死，躺在地上呻吟了起来。戴淑芝的孩子看到妈妈倒地，扑上去想将她扶起来。

蒋爱珍见状，迅速冲上前去将小孩拉开，拿枪对着戴淑芝的头部说道：“让你哼哼！”一声枪响后，戴淑芝彻底不“哼哼”了。

蒋爱珍继续向外走，遇到了郭建雄，郭建雄本来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自己应该没被她记恨上，直到看到蒋爱珍眼神后才察觉到不对劲，迅速以非人般的速度进行躲闪然后逃跑了，在逃跑过程中他挨了一枪，不过倒是保住了性命。

蒋爱珍（左）

此时的蒋爱珍心里的怨气已经消了大半，所以刚才打郭建雄也没怎么认真，想着接下来杀了谢世平和杨铭三就算大仇得报了。

蒋爱珍没在药房里面找到谢世平，遂向着谢世平居住的家属院走去。在谢世平家门口，蒋爱珍被他家的狗挡住了，她原想将这条冲自己龇牙咧嘴的狗一起送走，转念一想，这条狗也没惹自己，它也是条生命，就没理它，对负责开门的谢世平的儿子问道：“你爸爸呢？”

谢世平的儿子看出面前这位阿姨不是善茬，想到不久前刚从外面跑回来，现在正躲在床底下瑟瑟发抖的爸爸交代的话，大着胆子说道：“我爸爸不在家。”

蒋爱珍知道时间拖得越久对自己的“复仇行动”越不利，不愿在这里浪费时间，“哼”了一声后转身离开了。

刚走出家属院，蒋爱珍就被群众围住了，蒋爱珍不愿伤及无辜，没有开枪杀人，群众知道蒋爱珍委屈，也不愿意伤她，场面就这么僵持下去了。

拿着枪的女知青（非蒋爱珍）

当144团团长冯俊发知道此事后，立即决定让团武装部长郝振杰去“处理”这件事情，身为团里知名神枪手的郝振杰当即摇手表示自己没把握，请团长“另请高明”。

冯俊发又想让30米开外一枪可以打飞乒乓球的参谋冯玉森去“处理”，结果冯玉森当即表示自己“感冒”了，最近咳嗽的厉害，没法用枪。

正在冯俊发还没想好让谁去“处理”时，突然接到报告：“蒋爱珍被一名姓胡的病人抓住了，现已被捕，没有出现新的人员伤亡。”

人间自有真情在

蒋爱珍被捕后，冯俊发立即以“张国政是蒋爱珍杀人案幕后指使者”为由，命人拘留了张国政，团党委经过讨论后觉得应该将蒋爱珍定为“反革命杀人罪”，被她杀的那三个也应该被定为“烈士”。

党委还专门为他们三个人召开了追悼会，要求各单位必须派代表参加，而且要送花圈。

“9.29杀人案”影响太大，冯俊发根本压不下去，石河子地区中院院长王心如及公安局长李宗儒专门前往144团调查本案情况，从群众口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李宗儒对蒋爱珍十分同情，在144团党委召开的讨论会上，他专门对“判处蒋爱珍反革命杀人罪”提出了反对意见。

结果王心如的反对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石河子地区中院迫于压力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蒋爱珍死刑，立即执行。不过，被关了92天的张国政倒是被放出来了。

新疆高院

王心如对此十分不满，驱车500里来到乌鲁木齐，找到自治区党政领导和自治区高院反映情况。新疆高院对本案复查后认为判处蒋爱珍死刑不妥，要求石河子地区中院重判，并建议追究本案有关领导人的责任。中院复审后，决定改判蒋爱珍“死缓”。

王心如对此仍不满意，将蒋爱珍的情况写成一封数千字的情况反映信寄到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将之编入内参，中央领导们看完材料后专门对本案下达了批示，紧接着，《人民日报》就派出了5名记者飞往石河子调查本案情况。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大篇幅刊登了7000字文章《蒋爱珍为什么杀人？》，全面介绍了“9·29杀人事件”的前因后果，在文章的最后明确指出：“必须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特别是杨铭三）和其他严重违法乱纪者追究法律责任，这件事牵扯面广，应由公检法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协同处理，防止片面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