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一名刚去台湾做生意不久的商人回到了大陆，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尾声，台湾形势风云突变，这名商人此前便有返回大陆的打算，最终几经辗转才回到了山东济南。

说起这名商人，他的家世可着实不简单，他的父亲正是周恩来的小学老师高亦吾，早在1941年父亲弥留之际，就郑重叮嘱他说：“要是日后有事，可以去找周恩来，周恩来一定不会亏待你。”

这名台湾来的商人谨遵父亲的话，回到大陆后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他把自己来到大陆的缘由和打算全都写在了信中，并希望周总理能给他安排个工作。

周恩来

我们今天的故事，便围绕周恩来总理与他的小学老师高亦吾一家人展开。

师生间的深厚情谊

1910年春节过后，周恩来在任东北铁岭税捐局主任的三伯父周贻谦的安排下，从家乡淮安转到了铁岭银冈书院读书，不久后又转入了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当时高亦吾正在这所学校任历史老师，周恩来与高亦吾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了师生。

高亦吾

高亦吾是山东省章丘县人，自幼聪敏好学，在1901年时，年仅20岁的他就考中了秀才，但他无意于在乱世之中谋取仕途，此后一门心思投入到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之中，他先入读山东高等学堂深研历史，这期间他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积极参与了诸多反帝爱国运动。

1909年8月，由于清廷软弱，山东社会各界争取路矿利权的斗争失败，高亦吾一怒之下组织了山东高等学堂的同学们展开了反帝爱国运动，高亦吾脱下长衫，剪掉辫子，在山东各地举行了多次示威和演讲，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

后来高亦吾等人进行的反帝爱国运动震动了清政府，清政府派兵前往镇压，所幸山东高等学堂监督是一位爱才如命之人，经过他与清廷的不断周旋，高亦吾等人才幸免于难，可他的母亲、妻子却因为他参与组织了反帝爱国运动而锒铛入狱。

由于山东清政府对反帝爱国运动一次又一次的镇压，1909年末高亦吾被迫离开山东，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辗转来到了奉天，恰逢此时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刚刚建成，高亦吾遂在族兄的帮助下，担任了学校的历史教员。

奉天东关模范小学现址

当周恩来来到奉天东关模范学校读书后，高亦吾很快便察觉出，年仅12岁的周恩来“非比寻常”。

高亦吾给学生上第一节课时，学生们看这位新老师剪了辫子，都笑得前仰后合，在一片笑声中，只有一名学生举起了手，严肃地问高亦吾“为什么剪辫子”、“这有什么意义吗”等等之类的问题。

高亦吾一边回答他提问的问题，一边惊讶地打量着这名浓眉大眼的学生：他小小年纪便想得如此深远，将来必成大器。

这名学生便是周恩来，他在小学上的第一堂课便给高亦吾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此后周恩来经常找高亦吾问问题，高亦吾也时常抓着机会给周恩来灌输革命理念，渐渐地，周恩来与高亦吾虽名为师生，实际上已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之交。

周恩来总理那句流传深远的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便是在高亦吾的课上有感而发说出的，当时高亦吾正讲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故事，全班的同学们都听得泣不成声，当高亦吾高声发问：“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时，周恩来握紧拳头站起身，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掷地有声。

青年周恩来

高亦吾对周恩来的回答非常满意，在这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要把周恩来培养成大才的信念，高亦吾经常将一些国内的进步刊物同周恩来分享，周恩来每次阅读后都会找高亦吾交流感想，可以说高亦吾对周恩来革命思想的行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913年，周恩来因为伯父周贻谦工作变动的缘故，即将离开奉天前往天津，临别前高亦吾特意留周恩来在自己家中住了一宿，两人聊了许多关于国家大运、革命形势等话，到天亮周恩来要走了，高亦吾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我一生能教育出一位你这样的弟子，夫复何求！”说罢，泪水夺眶而出...

此后周恩来考上了南开中学部，高亦吾也离开了奉天模范学校来到北京当了一名科员，二人相距不远，可由于事务繁忙一直都没什么机会见面，周恩来曾去北京看过高亦吾两次，第二次见面时，高亦吾提醒他说，京津局势现在十分紧张，要进行革命活动的话还是小心点为好。

当时周恩来正在创办“觉悟社”，“觉悟社”印发的进步刊物在天津有着十分大的影响力，周恩来回去后不久，天津当局便派人将他逮捕，觉悟社也被勒令停刊，如高亦吾所言，天津的革命形势也变得紧张起来。

周恩来

高亦吾得知周恩来被捕的消息后，赶忙多方奔走希冀能营救周恩来，此后周恩来获释后前往法国留学，高亦吾也回到了老家，两人此后常有书信往来，但终二人一生没有再见过一面。

到了1936年时，周恩来已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物之一，是年年末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即将前往西安进行调停。

此事见报以后，远在山东老家的高亦吾十分高兴，他曾自豪地对亲朋好友说：“这是我带出来的学生！看他如今有如此成就，我一把老骨头也心满意足了！”

高亦吾曾打算远赴西安见周恩来一面，可由于他年事已高腿脚不便，经家人极力劝阻后最终没能成行，此后，高亦吾就在乡下一间私塾中义务当起了一名私塾先生，1941年初，高亦吾因脑疾逝世，享年60岁。

回大陆的游子

高亦吾弥留之际，将自己珍藏的与周恩来来往的信件悉数交给了妻子韩荣萱保管，高亦吾曾对韩荣萱说：“荣萱，你我夫妻二十余年，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这些信件留给你，权当做对你的补偿吧，还有，周恩来现在已身负着国家重任，等将来天下太平了，你们一定要去找他...”

周恩来

高亦吾在临终之际还特别叮嘱自己的二儿子高肇甫：“你以后要是有什么难处，可以去找周恩来，他一定会很好地待你...你听他的安排，跟着他走，就不会走错路。”

高亦吾去世以后，高亦吾一家生活变得十分艰难，幸得高亦吾的昔日好友吴蔼宸的帮助，一家人才得以勉强保持温饱。

吴蔼宸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外交部顾问，他除了对高亦吾一家给予了经济上的支持外，还安排高肇甫在青岛招商局当了一名职员。

1948年秋天，吴蔼宸突然找到高肇甫，问他有没有兴趣和他一同前往台湾，此时的吴蔼宸已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了驻台先遣特派员，高肇甫听说台湾的红糖白糖卖得很便宜，便想去台湾做生意，缓解一下家里窘迫的现状。

吴蔼宸

于是高肇甫随着吴蔼宸前往台湾，可等到了台湾以后，台湾局势风云突变，高肇甫不仅没法做生意，甚至连大陆都回不去了。

万般无奈之下，高肇甫找到吴蔼宸，和他说明了自己想回家看望亲人的心愿，在吴蔼宸的协调安排下，高肇甫登上了往大陆的轮船，几经辗转后才回到了济南。

高肇甫一直没忘记父亲让他去找周恩来的嘱托，可羁于战乱一直未能成行，此时闲居济南失业的他想起了周恩来，便想给周恩来写封信，说明自己的处境以及希望周恩来总理为他安排一份工作的愿望。

可令高肇甫没想到的是，他想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还没落笔，便被济南的公安机关抓了起来，原来高肇甫刚回济南的时候，曾无意中与人闲聊时透露了自己认识国民党高级官员吴蔼宸的事，当时人民百姓的警惕性极高，与高肇甫闲聊的那人很快就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

周恩来

高肇甫被扣留在了公安局中，公安局局长亲自前来审问，高肇甫为了证明自己清白，遂向公安局局长一五一十说明了自己与吴蔼宸之间的关系，并告诉局长说自己正打算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想让周总理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公安局局长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便让高肇甫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同时将高肇甫从公安局看守所中释放了出来，并安排他住在了公安局的招待所里。

公安局调查人员带着这封信前往了北京，几天之后调查人员回到了公安局，他们证实高肇甫所言都是实话，并带回了周恩来的回信与周恩来约高肇甫见面的时间地点。

1949年8月，高肇甫从济南来到北京，周恩来的秘书杨超热情接待了他，杨超塞给了高肇甫50万元钱（旧币），并告诉高肇甫说，周恩来总理正准备召开政协会议，一时间抽不开身，请高肇甫稍作等待。

周恩来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高肇甫被安排在了政务院秘书处档案科工作，这份工作，也是周恩来总理唯一一次动用职权给他人安排工作。

由于时处建国前夕，周总理国务繁忙，原拟定于建国后与高肇甫见上一面，但高肇甫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也没能见上周总理一面，高肇甫对此并没有丝毫抱怨，他知道周总理太忙了，于是他一边勤勤恳恳的工作，一边等着周总理约见自己的通知。

周总理与恩师后人的鱼水深情

直到1951年12月的一天下午，高肇甫接到周总理秘书打给他的电话说，周总理想见他一面，此时高肇甫来北京已经两年多了，如今终于能见到周总理了，高肇甫满心欢悦。

于是高肇甫放下电话后便赶忙动身，来到了周总理秘书告诉他的与周总理见面的地点，高肇甫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早已在西花厅等待他许久了。

周恩来见高肇甫来了，笑着迎上来问候道：“你就是肇甫吧？”

高肇甫见到周恩来总理，一股异样的感觉涌上了心头，高肇甫紧紧握着周恩来总理的手说：“总理好！”

周恩来

周恩来上下打量了高肇甫一遍，高肇甫身材高大，面容与周总理的老师高亦吾十分相似，周恩来看着他，就仿佛看见了自己曾经的启蒙老师一般，周总理点点头说：“像！你太像你父亲了，都是高个子的山东大汉！”

高肇甫初见周恩来总理时，心情是十分紧张的，他生怕自己万一说错了话惹得总理不高兴，可周总理和蔼的语气，温文的态度让高肇甫那颗紧绷的心渐渐放松下来，高肇甫看着面前的总理，就好像面对着自己的家人一般。

周恩来总理与高肇甫聊起了关于高亦吾的往事，周恩来回忆说：“你父亲是我启蒙的老师，他曾推荐我看过许多书籍，其中一本邹容写的《革命军》对我影响很大...令尊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周恩来总理在1949年收到高肇甫的来信后才知道了高亦吾去世的消息，在此之前两人相隔甚远，因战乱原因来信渐疏。

1941年高亦吾去世以后，周恩来总理再也没收到高亦吾一家人的来信，对高亦吾的消息也就无从得知了。

周恩来总理给高肇甫的信

高肇甫回答周恩来总理说：“父亲是在1941年2月5日去世的，听医生说是患了大头瘟...”

周恩来总理还详细问了高亦吾去世前的病状，问了高亦吾请过哪些医生，吃过哪些药，高肇甫一一回答后，周总理说道：“这不是什么大头瘟，高亦吾得的是脑膜炎。”

说罢周恩来又感到十分懊悔，恩师弥留之际自己不能在恩师身边，这也是周恩来总理长久以来的一块心梗。

周恩来总理还同高肇甫问起了工作方面的事，周总理问高肇甫在档案局的工作是否还习惯，高肇甫表示自己十分热爱这份工作，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他勉励高肇甫要好好工作，为国家档案整理事业做出贡献。

高肇甫此番与周总理见面后仿佛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此后更加全身心投入了档案工作之中，不久后高肇甫由21级科员晋升为了20级科员，还被机关单位评选为了先进工作者。

1953年秋天，党中央号召中央机关人员充实基层，高肇甫第一个报了名，周恩来听说了这件事后，让秘书将高肇甫请来了西花厅，对高肇甫说：“肇甫啊，你第一个报名，这很不错！下去基层以后要踏实工作，千万别因为自己是中央下去的就高人一等...”

周恩来给高肇甫的信

周恩来总理的谆谆教诲，高肇甫都铭记在了心里，临行之前周恩来总理握着高肇甫的手说：“以后别总理总理的叫我啦，我们是同志，是兄弟嘛！”当分别之际周恩来总理又说：“你去基层以后，我们离得就远了，你要有什么事，随时可以给我写信。”

此后高肇甫动身前往淄博，在淄博矿务局从事档案管理的工作，在高肇甫和档案局同志们的努力下，矿务局档案工作进展神速，以前堆积如山的档案被整理得清清楚楚，查找起来十分便捷。

1961年7月，高肇甫回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再次邀请高肇甫去中南海与他见面，8月11日上午，高肇甫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早早地便在西花厅的门口等候他，仿佛等待远归的家人一般。

高肇甫与总理8年未见，高肇甫看着总理两鬓斑白，脸上也出现了一道道的皱纹，他深知总理为国家呕心沥血，一时间感觉心如刀割。

周恩来与高肇甫一家的合影

总理明白高肇甫的心思，他爽朗地笑笑后，逗着高肇甫的孩子们玩了起来，时至正午，总理招呼高肇甫一家人进了客厅，总理稍微问了问淄博矿务局的情况后，突然提议说：“你们来北京一趟也不容易，我们来合张影吧！”

于是高肇甫一家五口人与周恩来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此后这张照片为高家人珍藏，作为“传家宝”流传了下来。

高亦吾的妻子韩荣萱这一年已经是77岁高龄了，高肇甫回山东老家后向母亲说了见周总理的事，并代总理向师母韩荣萱致以问候，韩荣萱十分感动，亲笔写了封信寄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致谢，周总理不久后回信，还在信中附了一张高亦吾的照片。

韩荣萱十分感动，他回想起丈夫弥留之际说的话，如今天下太平，曾经的学生周恩来如今已是国家总理，丈夫高亦吾在九泉之下想必也将为自己的学生感到骄傲吧。

周恩来总理写给韩荣萱的信（复印件）

上世纪90年代中叶，早已从工作岗位退休的高肇甫在面对记者采访时，曾深情地说：“周总理大我20多岁，可待我却如兄弟一般，情同手足，周总理对我们一家的关怀，我时时刻刻铭记在心，我要嘱咐我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周总理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