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带着家人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登上了一架美军C47运输机，准备返回延安。

驾驶这架飞机的是拥有3000个小时飞行经验的美国飞行员兰奇上尉，机组的另外几名成员也是他多年的合作伙伴，相互间配合十分的默契。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架承载着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的飞机，竟然会撞到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飞机上所有人全部牺牲，无一幸存。

当时国民党方面对这起事件的说法是：8日当天的天气不好，飞行员在浓雾中迷航到了山西，最终驾驶飞机撞到了山上。

叶挺

对于国民党的这个说法，周恩来完全不相信，他坚持认为叶挺将军之死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1951年6月，周总理在接见叶挺将军之子叶正大和叶正明兄弟时，就曾坚定地表示：“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

不过，虽然周总理坚信叶挺将军是被国民党害死的，但是他没有证据，虽然命人进行了调查，可惜仍然一无所获，最终抱憾而终。

随着时间的推移，叶挺将军遇害的真相越发扑朔迷离，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当叶挺将军遇难50年之后，一名老汉在临终之前主动交代：“叶挺之死，是我干的。”

那么，这名老汉是谁，叶挺将军遇害事件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消失的飞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遮人耳目，掩藏他发动内战的野心，先后向延安发了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

虽然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蒋介石的“鸿门宴”，但毛主席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去重庆会会蒋介石，陪他一块儿去的是周恩来、王若飞、赫尔利、以及张治忠。

重庆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经中方代表强烈要求，自皖南事变后被扣留了5年之久的叶挺将军终于被释放了出来，并在三天后恢复了党籍。

4月6日深夜，叶挺将军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要他从重庆返回延安参加一次紧急会议。当时从重庆去延安的交通条件并不便利，不管是坐汽车还是坐船都需要四五天的时间才能到达，这样他就不能赶上会议了。

就在叶挺感到焦急万分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也许可以帮助自己的人：王若飞。

当初重庆谈判结束后，毛主席就回了延安，周恩来和王若飞继续留在重庆和国民党方面进行接洽，准备促进召开政协会议，而我党派出参与政协会议的代表就是南方局常委秦邦宪，也就是博古。

秦邦宪

1946年2月的较场口事件让重庆的局势越发紧张，我党推动的全国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提议全都遭到了蒋介石政权的否决，因此王若飞和博古打算于4月8日乘飞机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如果跟着王若飞等人一起行动的话，那么叶挺正好能赶上会议，于是他立即找到王若飞提出想和他们一起回延安，对于叶挺这位红军的创始人，王若飞十分的尊重，当即表示没有问题。1946年4月8日，叶挺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登上了美军C47运输机。

王若飞

叶挺的两个孩子对能去延安表现得很高兴，而飞机舱内的其他人员却心事重重，国共和平建国的希望越来越小，国民党很可能根本没打算和我党和平共处，内战的阴云弥漫在每个人的头上。

不一会，飞机在美军飞行员兰奇上尉的驾驶下准时飞离重庆，向着北方飞去。在飞行过程中，兰奇上尉发现飞机似乎有些异常，飞行的高度有些偏低，他迅速向老搭档瓦伊斯、马尔丁、迈欧等机组成员说道：“报告数据。”

瓦伊斯等人报告的数据显示飞机其他技术指标一切正常，而飞机的飞行高度虽然偏低，但也在正常范围之内，因此兰奇上尉也没有过多追究此事，继续安心的驾驶飞机飞行。

C47运输机

此时飞机上的17个人并不知道，一场危机，正在悄无声息地接近他们。

C47首先飞到了西安，乘员们下飞机休息了一会儿后，等飞机加完油后才登上飞机准备去延安。

结果当飞机即将抵达延安时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雨，飞机随着气流忽高忽低，开始剧烈地抖动，兰奇上尉咬牙控制着飞机平稳飞行，当兰奇上尉总算稳住飞机后松了口气，在磁罗盘的指示下向着一处浓雾飞去······

遇难

话分两头，当毛主席、周恩来等我党领导人收到西安发来的消息，得知C47已经向延安赶来后，共同赶往延安机场，准备欢迎代表团和刚出狱归来的叶挺将军。

延安机场上的毛主席、周恩来、朱德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等人听到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大家纷纷猜测叶挺等人要回来了，不由得兴奋了起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飞机的轰鸣声不知为何越来越小，过了一会儿就完全听不见了。

飞机场上的中央领导人经过商议后认为，可能是因为延安正在下雨，飞机见天气不好就折返回重庆或者西安了。

不过毛主席心里还是觉得有些不安，特地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了解情况，当他得知美军也不知道飞机的情况后，心里更加不安，命人向位于西安和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发报询问叶挺等人有没有回去，得到的答复并不乐观。

就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为叶挺等人的不知所踪而焦急不安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找到杨尚坤向他通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由延安飞往重庆的C47运输机，失踪了。”

杨尚昆

王若飞、博古、叶挺等人都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他们的安危对于我党无疑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因此党中央立即发动解放区内数以万计的居民对失事飞机进行查找。

一天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地区区委书记上报：“我们在黑茶山上发现了一架被烧毁的飞机，看起来很像C47的遗骸。”

党中央立即派出的调查人员在美国人的配合下对飞机进行了调查，并确认：这架飞机就是承载着王若飞、叶挺等人的飞机，飞机上的17名乘员以全部遇难，无一存活。

失事飞机残骸

几天后，调查人员向周恩来提交了一份关于飞机事故的秘密调查报告。调查人员认为，飞机应该是在撞上黑茶山侧峰后才爆炸起火的，排除人为制造爆炸的可能。4月8日那一天黑茶山地区下着雨夹雪，飞行员可能是因为能见度太低才会撞上黑茶山。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起事件不可疑，在调查报告的结尾，调查人员提出了几个疑点：飞机从西安前往延安应该是往北飞，为什么在到达延安附近后会跑到东北方向的黑茶山呢？

黑茶山

作为拥有3000小时飞行时间的兰奇上尉，为何会驾驶着正常飞行高度为6000公尺的飞机，撞到了高度仅为2000多公尺的黑茶山呢？

这些线索只说明一个问题：飞机的仪器出了问题，以至于飞行员在迷失了方向和高度的情况下，驾驶飞机撞上了黑茶山。

当周恩来收到这一份调查报告后脸色铁青，说道：“一定是国民党特务在飞机上动了手脚！”

问题是飞机已经炸毁，我方调查人员无法找到国民党动了手脚的证据，再加上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谈判，国民党方面已经跟美军表示飞机可能是因为天气恶劣，能见度太差才导致的这一起案件，我方也不好再说什么，为和平建国考虑，我党只得对外宣称“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

周总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党就接受了蒋介石方面的说法，“想系”两字明确表明，我党仍然对这起事件保持高度怀疑，保留追究破坏者责任的权利。

1946年4月15日下午2点，中共中央特意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悼念在四八空难中遇难的烈士。

19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与3万余名人民群众，在东关机场为“四八空难”的遇害者举办了追悼大会。

我党领导人一直没有忘记这起悲惨的事件，当周总理于1951年6月接见叶挺之子叶正大、叶正明兄弟时，就明确指出：“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当时护送烈士遗体回延安的郭逸之同志，在上报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就提出了疑点，为什么我们不跟国民党方面抗议呢？你没有真凭实据，没有人证物证，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周总理

找不到“四八空难”的证据是周总理心中的一个巨大遗憾，他和叶挺在北伐战争之前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相知、相交了几十年，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厚，当初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将叶挺抓捕时，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就极其悲痛的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当1946年4月8日重庆各界为叶挺等烈士举办追悼大会时，周总理甚至当场痛哭了起来，可见他与叶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深厚。

重庆悼念烈士大会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四八空难”的真相竟然会在50年后揭开，而揭开这一个真相的，是一个隐居于台湾的老汉。

空难真相

老汉名叫杜吉堂，曾经是一名国民党军统特务，临终之前，他将自己的孩子叫到床边，说道：

“这些年来，我心底里一直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在我心里已经埋藏了整整50年了，它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当我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到那两个孩子无辜的眼睛，我就······”

哽咽了一下，老汉接着说道：“接下来我说的话，等我死了之后你们再公开，也算是对国民党尽最后一次忠了······叶挺之死，是我干的····”

随着老人嘴唇一张一合，1946年“四八空难”的真相就此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1946年3月17日，对于国民党军统而言是一个“天塌了”一般的日子，军统掌门人“戴老板”戴笠，在乘坐飞机飞至南京西郊的岱山附近时，失事身亡了！

戴笠

关于戴笠之死，国民党内部流传着数种说法，有人说是天气不好，撞山了，有人说是戴笠的属下马汉三害死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但是不敢说的看法：戴笠是蒋介石派人暗杀的。

失去了“大老板”的军统不敢把戴笠之死归咎于蒋介石，于是纷纷认为是我党把戴笠害死的，发誓要“给戴老板报仇！”

经过开会讨论后，军统特务们把目标定在了我党秘密情报工作的核心领导人邓发身上。

邓发

1946年4月7日深夜，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虎接到国民党空军通知，要他安排一架飞机送“共党重要人物”去延安。

王平虎当时还有另一个秘密身份，那就是国民党军统的特务，他接到通知后立即将这一份不寻常的命令打电话向军统特务主管做了汇报。

当远在南京的军统特务主管听王平虎报告完后，按耐不住激动地问道：“什么，有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你的这个消息确切吗？”

王平虎赶紧回答道：“消息确切！”

特务主管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立即弄清飞机上的乘客到底是谁，并报告给我！”

不到半个小时，一份完整的飞机乘员名单和简介就放到了特务主管的桌头：

王若飞，51岁，中共党员，共产党中央委员，重庆谈判中共代表之一。

邓发，41岁，中共党员，中共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秦邦宪（又名博古），39岁，中共党员，原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解放日报》社社长。

叶挺，50岁，中共党员，原新四军军长。

李秀文，39岁，叶挺之妻。

叶扬眉，11岁，叶挺之女。

叶阿九，3岁，叶挺之子。

黄齐生，69岁，王若飞舅父。

·······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

特务主管的目光死死的定在了报告中邓发的照片上，然后召集戴笠的死党以及其他军统头目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经过讨论后，他们觉得不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

原本正在床上睡觉的杜吉堂接起电话，听到对面的声音后立马睡意全无，从床上跳下来站直听“指示”。

当他知道上级要他想办法让明天共产党乘坐的C47“出个意外”，且要完成得干净漂亮，不能留下任何线索后，不由得很是头疼。

杜吉堂想了半个小时也没想到应该怎样“完成得干净漂亮”，挨个打电话将自己的手下骨干们叫醒，要他们来办公室一趟。

国民党开会 剧照

大半夜被叫醒的特务们头脑并不灵光，有人提议当共产党人上飞机时直接用狙击枪击杀，有人提议在飞机上安装定时炸弹，还有人提议收买美军飞行员，让他想办法········

就在杜吉堂开始有些头疼的时候，一名一直保持沉默的特务开口说道：“队长，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我们派人混上飞机，在飞机的仪器后面放上磁铁，那么飞机的仪表就会失灵。一旦飞机仪表失灵，那飞机自然就迷航、坠落了。”

杜吉堂知道，这名特务对飞机的构造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建议可信度很高，因此杜吉堂立即打电话给王平虎，让他带着C47型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来自己的办公室，之后和手下制订了一份详尽的计划。

停在机场的c47

4月8日上午8点，一名叫做杨耀武的特务在王平虎的安排下装扮成检修员混入了C47所在的机场，杨耀武对于飞机的结构比较熟悉，进入飞机的检修范围后，他悄悄的转到驾驶舱内，将两块磁铁分别放置在飞机高度表和磁罗盘的反面。

之后杨耀武快速从驾驶舱离开，填好安检单后，带着极其阴险的笑容提着工具箱离开了机场。

上午8点45分，C47正式离开重庆，当飞机飞到延安附近时，突变的天气严重影响了飞行员的判断。

就在此时，杨耀武安装在飞机上的磁铁开始工作了，飞机的磁罗盘首先失灵，让飞行员迷失了方向，原本应该向北飞向延安，结果飞着飞着就往东北方飞去了。

在飞行过程中飞行员遇到了一场大雾，导致飞行员连飞机飞过了黄河都不知道，只能一无所知地向着山西兴县飞去。

当飞行员飞至黑茶山地区时，当地正在下着雨夹雪，能见度并没有高多少。

在此期间，飞机的高度仪也出了问题，飞行员只能靠着飞行经验驾驶着飞机在高山之间穿梭，没有高度仪的辅佐，飞行员连飞机从6千米高空飞至2千米之下都没能注意到，就这样驾驶着飞机一头撞到了黑茶山上，飞机在一声巨大的轰鸣声中化作一团火光支离破碎，完全没有时间跳伞逃生的17名乘员也因此全部遇难，无一生还。

失事现场

叶挺将军作为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曾经的新四军军长，没有死在抗日战场上，反而死在一场国民党精心谋划的阴谋上，实在是一件让人感到极为痛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