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西宁解放的消息传遍了全青海，青海各族人民听到这一则喜讯后无不欢欣鼓舞，当一个叫做廖永和的人听到这一则消息后更是激动不已，说要去“找红军”。

对于廖永和的过往经历，连他的妻子都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之前在奴隶主家里当过奴隶，后来想办法逃了出来。

廖永和在确认“红军打过来了”后再也坐不住，赶了1000多里的路程抵达湟中县，找到时任湟中县县委书记的尚志田，用生硬的腔调说了5个汉字，“大别山！红军！”

尚志田对廖永和说的这五个字很感兴趣，耐心和他进行交流，结果尚志田发现，廖永和只能听懂几个简单的汉语词语，而且一直在说蒙古语。

无奈之下，尚志田只得跟西北军区的领导作了汇报，军区首长对此事高度重视，于1950年命人将廖永和接到军区见面。

当廖永和在一名蒙古族翻译的帮助下，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后，立即在整个西北军区引起了轰动。

那么，这名惊动了西北军区的廖永和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他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这个故事，我们还要从1937年开始讲起。

廖永和

噩梦般的消息

1937年，安徽省金寨县金庙乡三河村的老廖家，来了一名叫做胡传基的年轻人，当这名年轻人见到屋内的两名老人后，十分悲痛的对他们说道：“大叔、大婶，廖永和同志，牺牲了。”

两位一辈子没出过大别山的老人听到这一则消息后，表现大相径庭，廖永和的父亲险些当场昏厥过去，廖永和的母亲表现的却比较平静，一边流泪，一边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怎么死的？”

廖永和是这一家最小的孩子，出生于1917年，在他12岁那一年就跑去参加了儿童团，因表现出色，仅仅过了两年就正式参加了红军，后跟随部队离开大别山，转战川北根据地。自从儿子离开大别山后，两位老人一直对他牵肠挂肚，期盼着儿子回家团圆，结果却等来了这么一个悲痛的消息。

面对战友母亲的问话，胡传基咬了咬牙，将他所知道的廖永和的经历说了一遍。

掉队的红军

廖永和参加红军后，在部队中表现的一直很好，作战时也十分的勇猛，每当冲锋号响起时，他总是第一个拔出大刀冲锋在前，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接连立下战功的同时，他也经常负伤，有时候还要同志们用担架将他抬下阵地，即便如此，廖永和嘴上也从不服输：“我死不了的，命硬的很呢！”

红军

就这样，靠着一次次的拼命战斗，一次次的立下战功，廖永和一路从连长被提拔为副团长，虽然手底下的兵越来越多，廖永和打仗时喜欢冲锋在前的习惯却没有任何的改变，搞到最后连师部的首长都知道有个叫做廖永和的副团长，每次冲锋号响起时总会抄起大刀冲锋在前，因此师部首长每次给要永和所在团下达作战命令时，总要在最后加上一句：“要注意你们的那个廖永和，别让他舞着大刀先冲了过去！”

然而对于师部首长的命令，廖永和却很少真正执行，战斗开始后，他总会偷偷的冲上最前线进行作战。

有一天，部队在参与长征路上的一次战役时，廖永和再次不顾上级命令偷偷的跑到了主攻连阵地上，面对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副团长，主攻连连长急的脸色都变了，说道：“你怎么又跑前线来了，这里太危险了。”

结果不管连长怎么劝阻，廖永和还是亲自冲锋在了最前线，当他率领部队打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攻下敌人的一个山头阵地时，按捺不住心中的焦急，点了一个连的部队绕到敌人后方，然后大吼一声：“跟我上！”

红军

最终部队成功地拿下了那个阵地，而廖永和本人也身受重伤，被抬到了后方医院接受治疗。当廖永和恢复健康准备回部队时，得知他副团长的位置已经被新同志接替了，部队首长劝他在后方再“休息”一段时间，结果廖永和求战心切，主动跟首长提出将自己降为营长继续在前线作战的请求。部队首长拗不过他，只得答应了他的请求，让他当了二营营长。

廖永和跟随部队到达陕北后，接到了向西渡过黄河，西征马家军的命令，这次西征因为战略计划失误的缘故，西路军损失惨重，廖永和的二营打着打着只剩下了27个人，当部队退守梨园一带时，又遭到了马家军的袭击。

在突围战斗中，廖永和的腿部挨了敌人一枪，更要命的是，他接下来还要和同志们一同翻越海拔4000多米高的托来南山，走着走着廖永和就掉队了。

拄着拐棍的廖永和眼见周边一个人都没有，只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个人，内心深处不由得有些焦急，结果他越急走得越慢，就在他感到有些绝望时，遇到了另一名同样因为受伤掉队的战友，经过交流后廖永和得知对方是红九军某连的指导员，姓洪。

两人走了一段路后，又遇到了红5军的一个排长和38军88师机枪连通讯员“火娃子”，随着廖永和越走越远，他身边的走失伤员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他就聚集了整整12名失散红军，其中就包括红30军军部卫生队护士长胡传基。

红军战士

12人在一天晚上开了个短会，决定成立一个“西征小分队”，分队长由廖永和这位军衔最大的人担任。经过统计后他们发现所有人加起来只有三杆枪，20发子弹，这么点装备连自保都难。

不过小分队队员们对活着找到部队很有信心，毕竟他们都是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走过长征路的，连松潘草原那种恶劣环境都走过来了，戈壁还有何畏惧呢？

然而，当他们走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戈壁比草原更加让人难以忍受，毕竟走松潘草原偶尔还能吃草根儿，戈壁上连草根都没有，大家只能收集一些野兽的骨头，用水煮着熬汤喝。

就这样，一行人硬生生靠喝骨头汤走了30多天路，到达了甘肃北部，在这里他们见到了一名姓李的红军参谋，李参谋自称是红30军军部的，跟部队失散后迷了路，不知不觉就走到这边了。

红军

李参谋和小分队一起走了一个白天，他实在难以忍受小分队伤员们的行军速度，第2天一大早就悄悄地溜走了。

李参谋离开后的第2天一早，小分队听到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守在洞口的廖永和端起枪往外一看，发现洞口的道路上有很多晃动的人影，他迅速向战友们发出警报，朝敌人开枪，另外两名枪法不错的队员也冲了出来和敌人进行枪战。

他们毕竟只有3杆枪，根本无法对敌人进行有效压制，很快另外两名拿枪的队员就牺牲了，廖永和自己也挨了敌人两枪，其中一颗子弹直接将他的膝盖击穿，廖永和因此丧失了活动能力。

流匪

当敌人确认廖永和等人的子弹打光了后，立马冲了上来，廖永和此时才看清敌人的身份：塞外流匪，在为首的匪徒旁边笑的十分谄媚的，正是刚刚分别不到一天的李参谋，这群匪徒对廖永和等人的死活完全没有兴趣，他们抢走了小分队的三杆枪后扬长而去。

看着跟在匪徒身边点头哈腰的李参谋逐渐远去的背影，本就身受重伤的廖永和气急攻心之下当场晕了过去。

当廖永和再次醒来时，已经是8天之后了，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9名战友，廖永和十分的感动，他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悲哀的发现自己动不了了，左腿的枪伤未愈，右腿也挨了敌人的子弹。

经过交流，廖永和得知在他昏迷的这一段时间里，战友们抬着他来到了当地人称为“布欧达坂口子”附近的一处山洞里。

廖永和知道，这样下去自己一定会拖累大家的，要求战友们扔下自己自寻出路，8名队员当然不肯，纷纷表示：“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廖永和见不管怎么劝战友们都不肯离开，终于忍不住吼道：“大家聚在一起不就是为了追赶大部队吗？现在我动不了了，难道要大家坐在这等死吗？要不你们去外面拿块大石头把我砸死吧，否则大家会被我拖死，我有罪啊！”

战友们知道廖永和心意已决，经过商议后，决定将年龄最小的队员火娃子留下照顾廖永和，剩下八人继续去追赶大部队，虽然大家互相安慰一定会有再见的日子，但他们所有人都知道：将廖永和留下就相当于让他等死，生还的几率十分的渺茫。

在正式分别之前，廖永和将自己身上仅存的20块银元拿了出来，让大家分了分，然后抓住老乡胡传基的手说道：“如果你有机会回到大别山的话，帮我给父母带句话，就说我这一生对不起二位老人家，如果有来世，我一定加倍报答。”

红军伤员（非廖永和）

挥泪离开山洞后，胡传基几经辗转，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一路要饭回了安徽金寨县，他连家都没回，直接赶去了三河村报丧。

当胡传基讲到这里时，他已经止不住的泪流满面了，廖永和的母亲一直安静地听着他的讲述，她是个十分坚强的人，虽然心里十分的悲痛，但还是强忍痛苦操持起了儿子的丧事。

几天后，三河村燕子地多了一座新坟，虽然只是一座“衣冠冢”，但葬礼还是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廖家甚至还请来一位道士给廖永和“超度”，

就在廖永和的葬礼庄严肃穆地进行的同时，廖永和本人正在一个蒙古毡包里面当奴隶。

逃跑的“奴隶”

当初廖永和与小分队分别后，和留下来照顾他的火娃子相依为命，凭借着顽强的毅力挺过了寒冷的冬天，廖永和的身体也有所好转，甚至能扶着墙站起来了。有一天火娃子在去捡兽骨回来后，告诉廖永和他发现附近好像多了几个蒙古包。

蒙古包

过了几天，火娃子在山洞里熬汤时，突然间听到了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火娃子赶紧跑到洞口边向外窥视了一眼，然后跑回山洞内告诉廖永和：“来人是一男一女，男的是孩子，女的是个老大娘，看穿着应该是两个蒙古人。”

那两名蒙古族人进来后，廖永和当即放松了警惕，他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出了善意，走在前面的那位蒙古族老大娘首先用蒙古语跟廖永和两人打了个招呼，见他们听不懂后，用生硬的汉语说道：“你们好，你们是红军吗？”

廖永和知道，自己和火娃子身上的装束让这位蒙古族老大娘知道了自己的身份，看对方的表现似乎也没恶意，于是将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那位老大娘听后点了点头，说自己叫江西力，身边这个孩子叫尼玛，这里是他们部落春牧的地方，刚才她和孩子路过山下时，看到山上有炊烟，所以上来看一看。

蒙古族妇女（非江西力）

聊了一会儿后，江西力大娘深深地看了锅中的兽骨汤一眼，然后带着尼玛离开了。

第2天一早，江西力大娘再次带着尼玛来到山洞外，为廖永和与火娃子送来了小米、麦面、以及他们最缺少的食盐。

对于江西力大娘的热情，廖永和与“火娃子”打心眼里感激，但是接受对方如此馈赠，他们内心实在不安，江西力大娘告诉廖永和：她知道红军是好人，好人不该受苦，否则佛祖会怪罪的。

拗不过对方的好意，廖永和二人千恩万谢之下收下了这些物资。过了一个月后，江西力大娘送来的物资快吃完了，廖永和的身体也越来越好了。

这天晚上，尼玛和他的弟弟一同来到了山洞内，通过比划手势让廖永和明白对方是想接他们二人下山去，住到自己家里。廖永和认为已经给江西力大娘添这么多麻烦了，怎么好意思再住到人家家里去呢？所以坚定地予以了拒绝，尼玛只得失望地带着弟弟下山去了。

骑马的蒙古汉子

过了几天，江西力大娘亲自来到山洞里，告诉廖永和二人这段时间土匪比较活跃，你们继续待在山洞里面不安全。廖永和想了想觉得江西力大娘说得有道理，江西力大娘能发现他们的炊烟，土匪也一定能够发现，于是答应了江西力大娘的邀请。

不过他们二人共同行动的话目标太大，火娃子被送到了部落头人的家里，从此以后，廖永和再也没有见过火娃子。

当廖永和跟随江西力大娘到了她家后，见到了江西力大娘的丈夫。

江西力丈夫是一名相貌凶狠的蒙古汉子，他之前曾在头人家里当管家，后来有了一些积蓄就离开了头人家自立门户，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奴隶。

当江西力大娘回家后跟他讲，希望拿出一些粮食接济山上的红军时，他当即满口答应，因为他觉得如此一来，自己就能够收获一名属于自己的奴隶，完成多年的梦想，成为一名真真正正的奴隶主。

就这样，廖永和留在江西力家里当了一名奴隶，不过江西力大娘本人从未将廖永和当做奴隶对待，对他十分友善，还专门拿出了一件丈夫的半新蒙古袍给廖永和换上，闲暇时教廖永和说蒙古语，以及蒙古人的规矩，生活习惯。

廖永和认为，如果不想被马家军发现自己的踪迹，自己只有伪装成一名真正的蒙古人才能保证安全，因此他学的十分认真。

残暴的马家军

当时廖永和的腿伤并没有完全康复，但江西力丈夫却拿出了奴隶主的派头，支使他去放羊。一般而言，牧民放羊需要骑马，但是廖永和的腿没好根本没法骑马，只得一瘸一拐的步行放羊，有时羊跑快了他根本跟不上。就这样廖永和仅仅放了三天的羊，就跑丢了两只。

当江西力丈夫知道此事后暴跳如雷，拿起鞭子狠狠地抽了廖永和一顿，一边抽一边要廖永和下跪，廖永和可以忍受鞭打，但是让他下跪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江西力丈夫见状抽的更狠了，直到他的儿子尼玛站出来劝阻才罢休。

廖永和在江西力家当了整整5年的奴隶，在这5年里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部队时的生活， 有一次，他跟随江西力丈夫外出办事时看到了几间土屋，内心不由得十分的激动，他认为蒙古族只住蒙古包，只有汉人才住这种房子。

土房子

兴奋之下廖永和忘记了身边的江西力丈夫，赶紧向土屋冲了过去，想跟人家打听红军的消息，结果他还没过去，被误会他想逃跑的江西力丈夫拦住了去路。

江西力丈夫认为，自己养了廖永和5年，他却还想着逃跑，实在是没良心。愤怒之下拿起一根又粗又硬的沙柳棍狠狠地抽了廖永和一顿，廖永和再也忍不住，一把夺过棍子告诉江西力丈夫：这5年我没白吃白住，如果不是看在江西力大娘的面子上，我早对你不客气了。

江西力丈夫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也没从廖永和手里夺过棍子，他内心第一次产生了恐惧的情绪，第2天一早，他不顾江西力大娘反对，找来几个同族人将廖永和五花大绑，扬言要将他押解到西宁交给马家军处理。

结果在去西宁的路上，押解人员得知前方有土匪劫道，为避免出现意外，又将廖永和带了回去。

当天晚上，江西力大娘偷偷溜进廖永和被关押的蒙古包，解开他身上的束缚，塞给他10块银元，拉着他走到尼玛的枣红马边，让他快离开这里。

对江西力大娘十分感激的廖永和，跪在地上给她“砰砰砰”磕了三个响头，然后骑上马消失在了夜色中。

廖永和

回归

廖永和离开江西力一家后，改名黄永和搬到了青海巴音河畔的一间窑洞里居住，以帮牧民修靴子为生，廖永和做生意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因此深受当地人民喜爱，还娶了一名叫做格能的蒙古族姑娘为妻，对方还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在之后的6、7年里，廖永和没有说过一句汉话，仍然保持着蒙古族的生活习惯，如果他不主动提及，别人甚至会以为他是一名真正的蒙古族人。

1949年秋，廖永和从挚友戛戛尼玛的嘴里知道了西宁解放的消息，不由得十分激动，他脱离队伍已经整整12年了，日思夜想的红军（解放军）此时已经到了青海，如何不让他激动！

正巧野马滩有一个牧主要去湟中县塔尔寺拜佛，当时湟中县已经解放，廖永和找到牧主，请求对方带自己一同去湟中，对方爽快的答应了。就这样，经过长途跋涉，廖永和见到了正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的湟中县县委书记尚志田。

蒙古族汉子（非廖永和）

大会结束后，廖永和找机会和尚志田见了面，他上来就用蒙古语说道：“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话音刚落，廖永和立马反应了过来：他不会说汉语了，汉语词汇都忘得差不多了，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大别山、红军”。

尚志田不会蒙古语，以为廖永和只是想表达对政府的支持，结果当他从面前这位热情的蒙古族汉子嘴里听到“大别山，红军”这两个词汇时， 当即认为面前这名“蒙古族汉子”一定不简单，用汉语和他沟通，发现对方似乎听不懂，想了想后问道：“蒙古族？”

这三个字廖永和发现自己听懂了，摇了摇头，说:“汉族”，尚志田指了指廖永和，一字一顿地说道：“你，大别山，汉族，红军？”廖永和见状再次点了点头。

尚志田大致知道了廖永和的身份，但他实在不理解一个汉族红军战士为何听不懂汉语，他身边也没有懂蒙古族语言的人。无奈之下，尚志田只得将廖永和的情况向西北军区作了汇报。

1950年年初，西北军区给尚志田发来电报，要他将廖永和送到军区去。

当时在青海主持工作的是廖汉生将军，他对廖永和的情况十分好奇，专门抽出时间接见了廖永和，为了和他沟通，还专门找了一位蒙古族的翻译。

廖汉生

当廖汉生通过翻译得知了廖永和这些年的经历后，不由得十分感动，不过仅凭廖永和一面之词，他不能确认廖永和说的都是真的。

廖永和知道廖汉生的想法后十分着急，将自己当年在军队中的军、师、团级首长名字全都说了个遍，其中正巧有廖汉生的熟人，他请对方确认了廖永和的身份后，紧紧的握着廖永和的手，说道：“辛苦了，廖永和同志！”

廖永和的经历传开后，迅速在西北军区引起了巨大轰动，大家都对廖永和的经历表示十分同情和敬佩，廖永和也于不久后恢复了党籍，并在德令哈地区做着属于自己的贡献，1956年，他还成为了德令哈的首任县长兼县委书记。

1995年10月28日，廖永和在安徽老家逝世，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