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7日，中央苏区迎来了一名蓬头垢面、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断了4颗门牙的乞丐，当这名乞丐见到一名拿着枪的红军战士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用沙哑的声音对他说道：“这位同志，我要见周恩来。”

要知道，当时的周恩来可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么一个看起来已经很多天没洗澡的乞丐，指名道姓的要见周恩来，对于那名红军战士来说无疑是一件十分难以理解的事情。

不过，红军毕竟是由劳苦大众组成的革命队伍，战士立刻向上级作了汇报，并得到批准后，将这名乞丐送入了师部，这名乞丐接着被护送到了中革军委和周恩来见了面。

仅仅过了三天后，中央红军迅速改变原有作战计划，踏上了长征的道路，中央红军也因此避免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那么，这名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乞丐是谁？他又为何一定要见周恩来呢？

周恩来

身经百战的红色特工

这名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乞丐”叫做项与年，他的真实身份是我党中央特科的队员，可以说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红色特工，那么项与年为什么会沦为一名“乞丐”呢？

项与年是福建连城人，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不久后受海外党组织派遣前往荷属东印度婆罗州三马林达，在当地华人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项与年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成为了当地华侨华工的领袖，发动了多起工人罢工运动。

1927年项与年回国后不久，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前往上海勃生路（今为长寿路）创办复炎小学，亲自担任校长。

在外人看来，项与年是一位归国华人，小学校长，只有项与年和少数人知道，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一名红色特工。

项与年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损失惨重的中共中央痛定思痛之下，决定设立一个属于中央军委管理的“特务工作处”，驻地在汉口余积里12号，因为该工作处也被叫做“特务科”的缘故，所以简称为“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当时下设四个科室，分别为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以及通讯联络科。

而项与年加入的就是有着“打狗队”之称的行动科，项与年之前在三马林达活动时练就了一身的本领，为人也十分的机智勇敢，多次立下重要功劳。

192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和其他几位同志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的一处秘密机关开会时，被英国巡捕房所逮捕，不久后英勇就义。负责特科工作的周恩来在查出出卖彭湃同志的叛徒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后，立即对他下达了追杀令。

彭湃

白鑫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中央特科一定会对他展开报复，所以一直躲在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43号内不出来，房子周围也有一批警卫人员24小时为他提供保护。

后来中央特科通过国民党内部人员提供的消息，得知白鑫打算过段时间乘坐轮船前往意大利避难，风头过后再回国。

中央特科当即制定了严密的计划，准备在白鑫去码头乘坐轮船的当天将他处决掉，而负责处决白鑫的任务，就落在了项与年所在的行动科的身上。

通过内部情报，行动科知道白鑫是在晚上行动，他们在当天白天就埋伏在了白鑫所在的43号外，项与年握着枪柄对其他行动科成员说道：“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将他当场击毙，否则目标一旦出国，我们就不好办了。”

白鑫

夜幕降临后，在屋子里躲了好几个月的白鑫出现在了房屋门口，他在数名国民党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向着停在不远处的汽车快步走去。当白鑫走到距离汽车不到5米远的时候，终于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拉开车门就要往里冲。

正在此时，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声雷霆般的怒吼：“白鑫！”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白鑫当场就愣住了，然后条件反射般地回头一看，只见八、九名陌生男子拿着枪向他冲了过来，一边跑一边用枪击杀了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同时还对着汽车轮胎开了几枪，白鑫自己也挨了两发子弹，不过因为没有命中要害的缘故他捂着伤口向别的地方跑去。

项与年等人当然不会放过白鑫这一名可耻的叛徒，一直追到71号门口，成功将他击毙。

项与年

危险的“铁桶”

1930年5月，蒋介石与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各路军阀在中原地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混战，经过5个月的战斗，蒋介石最终赢得了这场中原大战的胜利。

在中原大战期间，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各路军阀都暂时放弃了针对红军的军事行动，红军队伍也趁着军阀混战的有利局面先后成立了大量的革命根据地，因此蒋介石在赢得中原大战胜利后的第一时间，就调动大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首要目标自然就是位于江西的中央红军。

当时的国民党虽然右派横行，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有良知的左派人士，莫雄就是其中一员。莫雄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了，16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后来被蒋介石剥夺了军权赋闲在家。

莫雄（1934年）

莫雄此人对于我党十分同情，还曾提交过入党申请，是我党十分看重的党外人士。1933年10月，莫雄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德安专署专员兼保安“剿共”司令，蒋介石为了彰显自己的“大度”，还专门通知莫雄，让他“自组班底”。

就这样，莫雄的“剿共”司令部内出现了大量我党特科成员，不管是副司令、参谋长、还是情报官，全部由上海地下党成员担任，甚至连司令部谍报组都是我中央特科成员组成的，项与年也在莫雄的司令部内当上了情报参谋。

在莫雄的默许下，项与年在德安下辖7个县内建立了地下党组织，要知道，自进入1933年后，我党在城市中的工作已经基本上完全垮台，临时中央甚至在上海都待不下去了，在整个国统区中能保持活力和组织系统的，只有华北特科及平津地区的部分党组织。

然而，在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大本营南昌行营，以及蒋介石住处庐山脚下的九江，中共地下党员却可以大摇大摆地横着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观”，是因为九江正属于德安专署管辖，而德安公署在南昌设有办事处和交通站，因此，地下党员才得以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横着走。

蒋介石

不但如此，连蒋介石手下大特务康泽筹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都有地下党员。

1934年9月末，莫雄接到通知：蒋委员长要在庐山牯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邀请他参加，参与这次会议的除了他外还包括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以及司令、军长、高级参谋等。

按照莫雄当时的职务是不够资格参与这次会议的，但蒋介石考虑到庐山正巧是莫雄的辖区，而且莫雄当年还曾救过自己的命，于是破例邀请莫雄参加这一场军事会议。

蒋介石召开这次军事会议只有一个目：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作战， 我党对这一次会议自然也十分的关注，莫雄临行前向地下党员们拍胸脯担保，一定会将蒋介石的计划带回来。

过了几天，莫雄脸色铁青地回到了保安司令部，将保安司令部副参谋长卢志英、专员公署主任秘书刘哑佛、以及情报参谋项与年三名共产党员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莫雄关上了办公室门后，流着泪对他们三人说道：“这回算‘完了’。”

蒋介石正在召开军事会议

之后，莫雄从包里取出来足足有三、四斤重的文件，将它们放到桌子上后，自己瘫坐在了椅子上，说道：“你们自己看吧。”

项与年等人赶紧上前打开文件一看，映入眼帘的是六个大字：“铁桶围剿计划”。

在这一份由德国军事家提交给蒋介石的，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5次“围剿”计划中，蒋介石打算调动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在指定日期同时展开合围。

在革命根据地四周的军队每日向瑞金中心区推进7至8（华)里，部队每向前推进一华里，就要布置一道铁丝网，每推进10里，就要构建碉堡线及地雷阵，并组成交叉封锁网。

按照作战计划，部队每月向纵深推进50里，只需要6个月时间就可以逼近瑞金，届时瑞金四周将构筑起300道铁丝网及30道碉堡线，不管共产党再怎么顽强善战，面对这种层层推进的战术，也只能望洋兴叹。

最后一份文件是一份标有各种格子的地图，格子内是各种编号，每一支军队每日行进到哪里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莫雄

项与年等三人深知，如果蒋介石真的实施这一项计划，那么红军的处境将会十分的危险，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上下弥漫着一股“左倾”风气，领导层反对领导中央红军赢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主张和国民党硬拼，如果国民党的这个“铁桶”真的将中央革命根据地围了起来，那么中央红军就真的危险了。

跟时间赛跑

在莫雄带回来的每一份文件上，都有着“极机密”字样的印戳，还有着一连串的编号，项与年三人知道，只要这些文件出一丝纰漏，那么莫雄身家性命难保，换句话说莫雄为了我党甚至不惜背上灭门的风险，三人激动的告诉莫雄：“我们代表党感谢你，莫大哥！”

瘫在椅子上的莫雄摆了摆手，说道：“你们还是先想一想怎么办吧！”

卢志英

项、卢、刘三人经过短暂商议后认为：情况紧急，必须马上将这一份计划向党中央作报告。他们启用了一台一直处于尘封状态的秘密电台，将这份计划中的要点发送给了中央苏区。

很明显，光是这些要点是不够的，中央必须知道敌军的具体部署才能作出反应，必须有一位同志将这些文件带回根据地去，执行这个任务的人必须要精通本地方言，而且要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最终这个任务落在了项与年的身上。

三人连夜将莫雄带回来的《剿匪手册》、《围剿总动员令》、《铁桶围剿计划》等文件用秘密药水抄写在了四本学生字典上面。第2天一早，项与年就打扮成一副教书先生的样子，带着4本字典踏上了前往中央苏区的道路。

项与年（左）与莫雄（右）

掉了4颗牙的“乞丐”

从德安到瑞金要途经8个县市，还要走山路，路上除了有国民党军队的观察哨，还有各种豺狼虎豹。

即便如此，项与年也从未感到畏惧，他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在敌人正式开始行动之前，将这份文件送到中央苏区去！”

当项与年走入山区时，发现敌人对这次“围剿”十分的重视，所有的村子里全都有国民党驻军，为了减少和国民党军队的接触，避免不必要的风险，项与年决定白天的时候休息，晚上的时候再穿山越岭的走小路。

走小路虽然避开了国民党，但路上也没有多少人家，项与年一路上吃住都在山上，饿了摘几个野果充饥，渴了就舀一点山泉水润嗓子，走了3、4天后，他整个人都变得胡子拉碴，蓬头垢面，和之前精神抖擞的样子判若两人。

当项与年抵达江西省兴国县时，发现敌人的封锁较之前更加严格了，所有的村子里面都修建了碉堡，各山头也设有岗哨，尤其对于看起来像知识分子的人盘查得严格。

据一名国民党兵讲，上头有交代，共产党的大官基本上都喜欢装扮成教书先生的样子，只要对自称是教书先生的人进行盘查，那么准能有“意外收获”。

莫雄（左）与项与年（右）

项与年知道时间不等人，好在他精通客家话，成功地运用话术通过了国民党兵的排查，有惊无险地走入了兴国县境内。

项与年每过一个哨卡，都要和国民党兵聊很长时间，当他到达宁都哨卡附近时，发现国民党盘查得更加严格了，不再只严格盘查知识分子，只要是青壮年靠近哨卡，一律当做“通共分子”抓捕，他思索片刻后决定装扮成乞丐的样子去瑞金，这样能够大大缩减路上的时间。

不过要当乞丐就要有乞丐的样子，项与年钻到了山上的一处密林内，然后挑选了一块大石头，闭上双眼，以极大的毅力将石头朝着自己的牙齿砸去。

当项与年忍着剧痛将自己的4颗门牙砸下来后，他的面部也肿胀了起来，紧接着项与年迅速将口出的血液涂抹到脸上，然后将衣服撕烂，甩掉双鞋，将4本字典放入路上捡的一个满是污垢和馊粮食的袋子里，强忍着恶心，抱着袋子在山上待了一晚上。

第2天一早，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光着双脚、身上发着臭味、背着破袋子的项与年朝着哨卡走去，他还没走到哨卡附近，里面的国民党兵就捏着鼻子让他快点过关，项与年张着嘴对国民党兵笑了笑，继续向着瑞金走去。

乞丐（非项与年）

长征

装扮成乞丐的项与年此后再也没有遇到一次盘查，于1934年10月7日顺利抵达瑞金。

当项与年在瑞金见到一位持枪的红军战士后，终于放松了一直紧绷的精神，极度的疲惫让他再也支撑不住，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用沙哑的声音对那名红军战士表示自己要见周恩来。

正在红军战士疑惑着乞丐怎么会知道周副主席的名字时，项与年接着说道：“我是地下党员，有重要事情要见周恩来。”

过了一会儿，项与年被红军战士送到了师部，师部首长给驻于都中央军委作战值班室打了个电话，汇报项与年的情况，值班室的作战参谋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师部首长转述了这个问题后，项与年将自己的名字说了一遍，过了没一会儿，作战值班室就给师部回了一个电话，要求师部立即将项与年送到军委来，周副主席要见他。

师部首长知道情况紧急，赶紧命人牵来两匹马，让一名干部亲自将项与年送到于都中革军委驻地，和周恩来见了面。

当周恩来见到如乞丐一般的项与年时也不禁大吃一惊，赶紧拉着项与年的手问道：“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项与年摇了摇头，将手抽回，捡起地上的破袋子掏出里面的字典递给周恩来，然后一屁股坐到了门前的台阶上。

周恩来

周恩来马上就联想到了几天前收到的那一份简要密电，赶紧命人将字典里的信息整理了出来。

有了这份完整的“铁桶围剿”计划，我党立即制定了转移计划。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下达了全军进行转移的命令，两天后，10万红军主力部队正式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此时距离蒋介石开完军事会议并没多长时间，蒋介石的军事行动还没能完全展开，我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逃脱了敌人的包围网，蒋介石的“铁桶”也成为了一个“空桶”。

红军开始长征后，项与年加入了长征先遣侦察队，半路上他又奉命离开队伍，踏上了新的征程。

斗转星移，转眼间22年过去，1956年国庆前夕，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表彰当年为红军紧急突围立下了卓越贡献的功臣们，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受军委之托，专程派项与年将莫雄从广州接到北京，一同出席国庆典礼。

典礼结束后，李克农设宴招待莫雄和项与年这两位为我党我军立下了卓越贡献的英雄（刘哑佛后在赣南地区失踪，卢志英于1948年被国民党所谋害），不久后叶剑英元帅也在家里盛宴款待了他们二人，对他们立下的历史功绩大加赞扬。

周恩来与邓颖超跟项与年合影（2排左1）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在龙岩病逝，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