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不顾国际社会舆论谴责悍然对柬埔寨发动了入侵，并占领了该国全部领土，与此同时，越南还开始在中越陆地边界对我国发起武装挑衅。

中央军委因此于1978年12月7日召开会议，商讨越南侵略我友好邻邦柬埔寨，以及逐渐展现出的对我国领土野心的应对方法。

第2天，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和命令。

昆明军区、广州军区分别组成云南边防部队与广西边防部队准备应对越南之敌。

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王必成接到命令后，迅速开始为教训越南做准备，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1979年2月8日，即我国正式发起对越反击战的9天前，他突然被调离昆明军区，前往武汉军区担任司令员，由杨得志接替昆明军区司令员。

要知道，王必成在1969年就担任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了，他在昆明军区兢兢业业地干了10年，对于昆明军区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而王必成的军事能力也是很高的， 甚至被称为“人民军队不可多得的虎将”，有个“王老虎”的称号。

王必成被临阵换将后，国内逐渐出现了一种传言：王必成之所以被调离昆明，和他与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之间的恩怨有着莫大的关系。

王必成

那么，王必成与许世友之间到底有何“恩怨”呢?王必成在战前被调离昆明军区，真的与许世友有关系吗？

我们先来讲一下王必成的战功。

粟裕的“三只铁拳”

王必成于1912年2月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镇小寨村，他和许世友是正儿八经的老乡，两家相距不过几里路。

1926年，黄安县、麻城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许世友和王必成也投入了这场运动中。1927年11月，黄麻起义正式爆发，麻城地区也成立了农民赤卫队，许世友担任了农民赤卫队的队长，王必成也成为了这支农民赤卫队的队员。

1929年，王必成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之后他参与了鄂豫皖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川陕苏区的历次反“围攻”，后来又跟随部队参加了长征。

在作战中，王必成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作战也异常勇猛，当长征结束时，他已经由一名普通的勤务员成长为红30军89师副师长，长征结束后，王必成于1936年11月被调入抗日红军大学，成为了抗大3期3队学员。

1938年的春天，王必成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参谋长，奔赴抗日前线。此时的王必成已经身经百战，对于打仗得心应手，因此很快就被任命为二团团长。在作战中王必成身先士卒，打了多场胜仗。

1940年7月，王必成率领部队跟随陈毅、粟裕挺进苏北地区，并被任命为第二纵队司令员。

陈毅

7月15日，王必成率领第二纵队率先拉开了东进序幕，在王必成的率领下，二纵一举将国民党保安四旅先头部队击垮，两个月后，王必成又率领部队一举打掉了国民党保安九旅多司令部。

1940年10月，王必成率领部队参加了黄桥战役，与叶飞指挥的第一纵队、陶勇指挥的第三纵队一同打垮了国民党顽军第89军军部和第33师师部，一、二、三纵队也因此名扬天下，王必成与叶飞、陶勇也从此被称为粟裕的“三只铁拳”。

六纵立大功

1945年11月上旬，王必成被任命为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7个月后，六纵又被整编为第6师，王必成改任副师长。

与此同时，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6师所在的苏中解放区就是蒋介石的主要进攻方向之一。

1947年2月，6师被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王必成被任命为该纵队司令员，辖第16、17、18三个师。

5月12日，王必成奉陈毅、粟裕急电，率领部队由鲁南地区急速北上参加围剿张灵甫及第74师的战斗。

王必成等待这一天已经多时了，六纵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于5月14日早晨顺利抵达了100公里外的指定位置，并于第2天拂晓在兄弟部队的帮助下顺利夺取了垛庄，切断了张灵甫的退路。

张灵甫

当时国民党的增援部队最近的距离只有十数公里，时间异常的紧迫，如果我军不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歼灭整编第74师的话，部队将会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因此陈毅、粟裕当即决定命令纵分两部投入战斗：一部在孟良崮西南方向的黄崖山，虎狼山一带，协同第一纵队阻击敌整编第25师；一部在孟良崮东南方向牛头山、大朝山一带协同第八纵队阻击敌第83师。

为了阻击敌增援部队，王必成和政委江渭清等人彻夜未眠，时刻关注着战场上的形势，在六纵战士们的顽强阻击下，敌人未能前进一步，王必成知道如果再拖下去对我军不利，于是主动跟华野首长发电，请求从六纵中抽出两个师6个团的兵力，参与到围剿张灵甫的作战中去。

张灵甫

首长批准后，王必成迅速将自己的指挥所移至距离孟良崮主峰不足4公里的大场山，就近指挥战斗。

5月15日下午1点，华野部队正式对整编74师发起总攻，六纵18师的两个团开始向敌外围阵地发起攻势，六纵17师的两个团也与八纵的友军一同向孟良崮侧翼发起攻击。

当天晚上，华野首长对六纵司令部下达了死命令：明日协同友邻部队攻占孟良崮主峰！

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战斗，六纵特务团与第18师顺利占领主峰与600高地，特务团三连率先突破74师指挥所，并将国民党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击毙，我军正式赢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当王必成到达74师指挥所见到张灵甫的尸体后，说道：“如此下场，罪有应得。”

是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32000余人，其中仅王必成指挥的六纵，就歼灭了5700余名敌军，粟裕知道此事后十分高兴，直言：“歼灭74师，六纵立了大功！”

在之后的战争中，王必成指挥着军队接连立下赫赫战功，与王必成共事多年的陈丕显甚至称他为“人民解放军中一员不可多得的虎将。”

再见许世友

1953年4月，一直想去朝鲜与美军“较量较量”的王必成终于得到了前往朝鲜前线的机会，他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率领部队参加了1953年夏季战役，并获得了朝鲜颁发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可惜他“挫败美帝民族自豪感”的瘾还没过够，朝鲜战争就结束了。

战争结束后，王必成被调回国内，前往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之后于1954年被调至上海，担任警备区司令员。

王必成在上海待了整整5年半，在上海期间他十分重视军政及军民关系，将上海地区的民兵工作搞得十分出色，之后他于1960年11月被调至南京军区担任副司令员，负责南京军区的军事训练工作。

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就是他的“老上级”许世友。

许世友

土地革命时期，虽然许世友与王必成一同参加了红四方面军，但他们并不在一个部队战斗，抗日战争爆发后，许世友去了胶东地区，而王必成则在苏南苏中地区作战，虽然相隔并不算远，但毕竟很少有机会直接交流。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被任命为华野九纵司令员，而王必成被任命为六纵司令员，他们两位老乡因此有了广泛接触的机会。

解放战争结束后，许世友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而王必成则于1949年8月调任七兵团副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并于1953年去了朝鲜。

1960年，许世友见到既是老乡又是老战友的王必成时，内心十分高兴，两人在工作上配合的也十分的默契，

然而两人虽然没有想到的是，1966年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两人之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隔阂，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此急转直下。

隔阂

1966年后，许世友对社会上逐渐过激的风气感到不满，于是主动给中央军委提出自己要“请病假”，到后方医院养病去，南京军区的工作也移交给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才千，王必成、林维先以及副政委鲍先志等人负责。

张才千

后来，南京军区领导机关也受到了激进青年的冲击，王必成等领导干部也不得不站了出来接见他们，这一接见不要紧，闹出了不小的风波。

王必成等人接见激进青年后，军区内开始开始流传出他们要与对方一同“搞许世友”的传闻，后来王必成等人又迫形势在机关、部队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了字。

许世友虽然在后方“养病”，但他对于南京军区的工作并不是什么也不知道，甚至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当他听到南京军区内虚虚实实的传闻，后又收到王必成等人签字的材料时，当即发了火，称他们这是在签“乱军”的协议。

更让许世友恼火的是，在激进青年冲击司令部大院和指挥所时，他从外地给王必成打电话，说不管是谁，只要敢往里冲就开枪，结果王必成并没有听他的，许世友逐渐相信南京的老战友们要“搞自己”的话。

因此当许世友回到南京军区后，立即点名批评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王必成在南京的日子也因此过得比较困难，不久后就被调离了南京。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开始在南方进行巡视，并与各地的党政军干部进行谈话。毛主席在与许世友谈话时，专门叮嘱许世友：“王、林、鲍三名同志是好人，你对他们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毛主席与许世友

虽然此时王必成已经被调至昆明当第一副司令员了，但许世友还是不愿意原谅他，因为许世友认为王必成既是自己的老乡，又是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他却趁着自己在外地的时候“针对自己”，不听自己的话，所以许世友并不愿意原谅王必成。

临阵换将

1979年2月8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做准备的王必成，接到了让他去武汉军区担任司令员的命令，而接替他位置的人则是原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

从古至今，临阵换将都是兵家之大忌，比如赵孝成王赵丹，在长平之战中听信谣言，换下老将廉颇，换上了纸上谈兵的赵括，直接导致了长平之战的惨败。

因此将王必成调离昆明的命令传开后，国内开始出现了一些传言：之所以将王必成调到武汉，不让他参加对越南的战争，跟他与许世友之间的恩怨有着“莫大的关系”。

许世友

那么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

事实上，王必成之所以被调离昆明军区，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东线部队总指挥是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许世友在1955年被授予的是上将军衔，那么与之相对的西线部队的总指挥也应该是一位上将，而王必成在1955年被授予的是中将军衔，因此中央军委才会将同样为上将的杨得志调至昆明。

第二：对越反击战是一场惩戒战争，政治性与军事性同等重要，这场战争除了要求部队指战员会打仗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会把控战争程度，做到“适可而止”，如果一口气把越南给灭了，战争性质就变了，而王必成在作战上是一把好手，但是在政治上却不太合适。

第三：王必成没有对越作战的经验，越南战争期间，杨得志曾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过越南，对于越南军队的战术、装备了如指掌，众所周知，越南军队的战术战法都是跟中国军队学的，身为老师的杨得志对于越南这个不听话的“学生”的了解，肯定是远远高于王必成的。

许世友和杨得志

因此，王必成被调离前线跟他与许世友之间的恩怨并没有关系。而王必成对自己丢失一次建功立业机会的这件事情，虽然十分遗憾，但还是坚决地执行了中央的命令。不过，在离开昆明前，王必成“动用特权”帮自己办了两件事情：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送上前线参战。

不久后，王必成的老伴儿陈瑛找到他，说道：“咱儿媳妇也想到前线打仗去。”王必成听后十分高兴，说道：“好，这才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

陈瑛略带责备地对他说道：“可她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怎么能上前线去呢？”王必成摇了摇头，说道：“让她去，我虽然不能去前线，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去参战，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也算为国尽忠了。”

王必成的热忱之心成功地打动了妻子，陈瑛没有再对此事表达反对意见。

和好

许世友对1966年后发生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1984年1月，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其乐融融。

结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许世友突然间提起了那10年中的旧事，说：“我们老同志中，也有犯了错误的同志，比如南京军区的‘王、林、鲍’嘛，至今对错误还没有个表态·······”

被点名批评的王必成完全没想过许世友会公然对自己发难，因此愣在了当场没有进行辩解，会议结束后他越想越气，决定下次会议的时候和许世友进行“摊牌”。

1984年6月7日，中顾委华东组二次会议上，王必成就当年南京军区在1966年后的问题进行了说明。

王必成

王必成告诉许世友：“当初我接到你下达的'对冲击大院的人开枪'的指示后，请示了常委们的意见，毛主席、周总理专门下达批示说不准开枪，之后你又要求我们调动部队，于是我只得给总参王新亭副参谋长、以及“林办”打去电话征求意见，他们都说不准调动部队，更不准开枪。之后我就将这个指示批转全军执行，现在看来当初不调动军队，不开枪是正确的。”

之后，王必成就其他事情做了说明，并诚恳地对许世友说道：“我们现在都是70多岁的人了，年岁也没多少了，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去见马克思了。我们这些老同志就该多栽花，少栽刺，多交朋友。有利于团结的事情多做、多说，反之就不说，更不能做。当然我今天提了几点意见，仅供参考，我也不强加于你，你可以持保留意见，也可以反驳嘛。”

最后，王必成对许世友说道：“当年毛主席跟你讲过的话，也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王、林、鲍三个同志是好人，你要高抬贵手啊！’”

王必成发完言后，许世友表示：“谈得很好！”然后他走上台与王必成站在一起，紧紧地握了握手，当年的恩恩怨怨，也随着这次握手似乎彻底的烟消云散了。

1985年10月，开国上将许世友因病抢救无效逝世，享年80岁，先王必成离世4年。

1989年3月，开国中将王必成在南京因病逝世，享年77岁。

两位老将军为了新中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