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台湾上尉飞行员驾机投奔大陆,落地时有200多弹孔
talk历史 2021.11.04 657 1
1949年4月17日正午12点30分,一架机身上有200多处弹孔的飞机降落在了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徐州机场上。
不久后从飞机上走下来了两个人,面对专门来迎接他们的机场人员,两人迅速对他们挥手致敬,6天后两人驾驶飞机抵达北平,并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其他几位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
两位飞行员之所以会受到如此隆重的接待,是因为他们来自台湾,也是第一批从台湾驾机起义的飞行员,其中一人甚至是国民党的空军上尉。
爱国世家
驾机起义的台湾飞行员叫做杜道时,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山东人。
1917年2月,杜道时出生于山东省东临道高唐县南街村,杜家是当地一户有名的书香世家,他父亲杜友蕖还曾在北大理科求过学。
1919年,一战战胜国为瓜分战败国殖民地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了巴黎和会。作为一战战胜国的中国不但没能享受战胜国利益,中国的山东青岛反而被大会“转让”给了日本人。
巴黎和会上的事情传回国内后,立即激起了巨大的民愤,中国人民对这场名为“和会”实为帝国主义国家“分赃大会”的会议有了充分的认识,因此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的无耻行为。
五四运动的主力以青年学生为主,在北大求学的杜友蕖理所当然的参与了这场运动。当时青年学生将斗争目标放在了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现察哈尔龙烟铁矿公司督办陆宗舆、以及代表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章宗祥在身上,因为他们三个人都被视为“极度媚日分子”。
被巴黎和会激怒的学生们喊着“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直奔曹汝霖家,因为没能抓到曹汝霖,一气之下把曹汝霖位于东单东堂子胡同的住宅一把火给点了。
在学生们包围曹汝霖家时,章宗祥正躲在曹汝霖的锅炉房里瑟瑟发抖,察觉到着火后因为担心自己会被火烧死,只得冲出了锅炉房。
结果学生们因为见章宗祥穿着一身西装,错误的将他当成了曹汝霖揍了一顿,而参与这场斗殴的就包括杜道时的父亲杜友蕖。
不久之后,杜友蕖就因为殴打政府官员被抓进了监狱,等他从监狱出来后得知学校将他开除了,无奈之下回到了家乡,没多久就病死了。
当杜道时稍微懂事后,他的母亲、伯父、以及其他亲戚朋友就跟年幼的杜道时讲述父亲的事迹,因此杜道时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爱国的有志青年。
1933年,16岁的杜道时顺利从北平四中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平私立汇文学校”(现为北京汇文中学)。
1935年,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和日本侵略者秘密签署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拱手送给了日本侵略者。
国民党当局的软弱无能,大大刺激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因此他们开始积极策划“华北自治”,妄图在华北成立傀儡政权,然后间接实现对我国华北地区的统治。
和软弱无能的国民党当局相反,中国共产党开始向华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积极宣传抵抗日寇,保卫华北的思想,并经常性的发动学生、工人进行游行示威,国民党当局虽有所收敛,但仍没有放弃其卖国求和的错误想法。
1935年12月6日,北平、天津等地传出一则消息,华北地区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该委员会虽然名义上属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但其实质是日本政府逼迫国民党当局成立的所谓“自治政权”。
消息传来后群情激愤,北平学联当即通过《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北平、天津的15所大中学校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并决定于12月9日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
1935年12月9日上午10点30分,北平天津等地十多所高校的上千名学生聚集在新华门请愿,结果国民党当局只是敷衍了事。
请愿活动失败后,学生们当即决定进行游行示威,结果当学生们到达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遭到了反动军警的镇压,反动军警抄起皮鞭、木棍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们进行追打,大量学生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杜道时也参与了这场运动中,不过因为他经常锻炼的缘故,成功逃脱了反动当局的追捕。
而“一二九”运动也让他对日寇越发仇恨,因此当一年后他从北平私立汇文学校毕业后,不顾母亲的反对,没有听从母亲的安排报考清华大学,毅然决然的报考了国民党航校,想要成为一名飞行员和日寇斗争到底。
因为杜道时学习成绩优异,所以他顺利地成为了国民党航校第9期的学员,从航校毕业后,杜道时被分到了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
红星照耀中国
1941年12月7日,日本策划并实施了震惊世界的偷袭珍珠港事件,美国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就此被拖入了这场世界大战中。
美国正式参战后,蒋介石当局也紧跟着对日本宣战,中美也就此结为军事同盟,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其中就包括大量先进飞机。
1943年,美国政府决定支援国民政府一批新的战机。杜道时因为精通英语被国民党空军派往美国接收新一批援华战机:B24重型轰炸机“解放者”。
虽然B24轰炸机在美国已经服役两年了,但是中国的飞行员并没有多少人会开这种轰炸机。
因此杜道时到达美国后,需要先花一段时间来学习B24轰炸机驾驶技巧。在美国学习期间,杜道时巧遇了同样被派往美国学习的战友刘善本。
他乡遇故知总是让人欣喜的,刘善本和杜道时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交谈中,杜道时意外得知刘善本竟然想过驾驶飞机投奔共产党。
有一天,刘善本一脸严肃的将杜道时叫到一边,然后悄悄地塞给了他一本书,杜道时看了一眼封面,上面用英文写着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作者署名为埃德加·斯诺。
杜道时对埃德加·斯诺早有耳闻,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美国的记者,竟然跑去延安采访共产党,杜道时还听闻对方将在延安的经历写成过一本书叫“西行漫记”,只不过军队内管的严,所以从来没看过。
当杜道时将自己对埃德加·斯诺的了解跟刘善本说了后,只见原本一脸严肃的刘善本脸上露出了笑容,对他说道:“《西行漫记》,就是这本《红星照耀中国》的另一个名字。”
从这天起,杜道时学习之余总会捧起那本《红星照耀中国》进行阅读,他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对那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延安也心生向往之情,将这本书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后,杜道时开始和刘善本交流读后感想。
杜道时在国内时,曾亲眼目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他十分想亲眼看看埃德加·斯诺笔下的延安是不是真的。
但是杜道时心里也十分矛盾,毕竟是国民党将他培养出来的,军人的荣誉感让他不愿意直接奔赴延安,再加上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比起个人的选择,国家的安危大于一切,因此他掐灭了回国后前往延安看一看的想法,安心在美国学习知识。
刘善本和杜道时在美国一直学习到1945年,学成后奉命驾驶飞机飞往英属印度卡拉奇(现为巴基斯坦领土)“就地待命”,然后他们就错失了和日寇进行决战的机会。
为了心中的正义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中原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解放战争正式爆发。也就在这一天,刘善本驾驶一架B24轰炸机飞往延安,成为了国民党驾机起义第一人。刘善本驾机起义的消息传开后,蒋介石气地骂了好几句“娘希匹”,因为就在当天他刚任命刘善本为自己专机“美龄号”的机长。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飞行员驾机起义的事件,国民党空军加强了对所属飞行员的控制。然而,刘善本开了个好头后,很多国民党飞行员的心思开始活络了起来。毕竟他们之所以选择参加空军,是为了和日寇作战,而不是为了打内战,这些飞行员中就包括杜道时。
1947年的一天,杜道时在执行飞行任务时,悄悄对机组副驾驶金治能说道:“我想去投靠共产党。”
金治能和杜道时是老朋友了,对他十分了解,因此杜道时想要“投共”的事并不让他感到惊讶,让他惊讶的是杜道时竟然将这么大的事直接对自己说了出来,金治能不由得十分感动,对他说道:“你去哪,我就去哪。”
在向金治能摊牌之前,杜道时已经将自己的想法吐露给了中队副驾驶朱壁谱,朱壁谱对他也很支持,因此杜道时等人执行完飞行任务的当天晚上就找到朱壁谱,三人一起商议驾机投奔共产党。
结果三人对解放区地图研究了半天后失望的发现,自从共产党撤离延安后,就没有可以供B24轰炸机降落到机场了,因此他们驾机起义的愿望暂时破灭了。
后来,杜道时在和家里人聊天时,得知自己的堂弟杜鸣似乎在共党那边“有关系”,于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给杜鸣写了一封信,吐露了自己想要驾机起义的想法。杜鸣是中共胶东地委统战部的地下党员,收到堂哥的信后,立即向地方党组织作了汇报。
党组织对杜鸣汇报的情况十分重视,迅速安排杜鸣前往上海与杜道时见面,共商起义大计。
杜道时见到堂弟后十分开心,两人迅速商议了起义时的联络信号,并决定在老乡刘志成家里以及镇江的一个地方建立秘密联络点。
杜道时和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后,迅速和自己的战友们进行秘密联络,争取到了很多具有起义意向的国民党飞行员。为了避免自己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危害自己的家人,杜道时提前将老母送到了家住重庆的堂妹杜敏家里,确认老母到达重庆后,他又将自己的妻儿送到了镇江。
一切准备就绪后,杜道时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等待着党组织下发的起义命令。结果没几天他就收到了一封胶东统战部部长谢鸣钦的亲笔信。
谢鸣钦在信中表示十分欢迎杜道时驾机起义,但组织认为,如果杜道时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的话,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可以进一步带动更多的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以发挥“蛋鸡循环扩大”作用。
杜道时虽然心中十分不愿,但还是最终选择了听从党组织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为我党效力。
起义时刻
1948年11月6日,在蒋介石看来“优势在握”的淮海战役正式打响,结果仅仅过了两个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赢得了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蒋介石在南线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蒋介石仅剩的“5大主力”第5军和第18军完全被解放军所歼灭,解放军主力兵锋直指国民党的统治核心地带:江浙沪。
淮海战场上的接连失利让蒋介石彻底慌了神,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时,提议与“中共和平谈判”。蒋介石一边作着“求和”的姿态,一边为败退台湾做准备。1月25日,已经是空军上尉的杜道时接到命令,驾驶飞机飞往台湾新竹。
因为蒋介石担心再次发生刘善本、俞勃(1948年12月16日驾驶B24从南京飞往石家庄机场起义)那样的起义事件,因此前往台湾的飞行员们到达台湾后被重新分组,杜道时联络的起义人员被分散到了不同地点,杜道时只得重新组建起义力量。
3月2日,又有一名叫做黄友寿的飞行员从上海驾驶B24轰炸机飞到了北平。国民党当局对此无疑十分愤怒,因此开始对空军飞行员实施监控,而杜道时成为了国民党内部“重点监控人员”。
杜道时知道,如果自己再不起义的话,很可能真的会暴露,就在他不知要不要立即起义时,收到了一封上海来的信件。
寄信人是他的堂弟杜鸣,杜鸣在信中问堂兄最近是否安好,在信的结尾还特别强调“祝努力”。
这一封信件中唯一有用的信息就是“祝努力”这三个字,因为这是杜鸣和杜道时约定的暗号:“飞回”。
接到组织的指示后杜道时万分高兴,迅速让自己的妻子联络自己联络好的起义力量,并约定在3月中旬时劫持一架飞机投奔光明。
结果就在他们准备行动时,杜道时所在大队的大队长张培义突然宣布:“为避免大家的手枪出现锈蚀现象,大家先把自己的配枪交出来,由我为大家统一保管,需要的时候我会发给大家的。”然后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杜道时一眼,说道:“你没意见吧?杜道时上尉。”
张培义这一“釜底抽薪”的举动直接让杜道时的劫机起义计划破产,杜道时只得另想别的办法。
1949年4月10日,杜道时一家在海岸边散步时遇到了自己的老战友郝子仪。郝子仪原来在空军第八大队担任机械员,后来被调到了第二十大队,而郝子仪就是当年杜道时在大陆时联络的起义人员之一。
郝子仪看到杜道时后,赶紧走上前去,悄悄地对杜道时说道:“你怎么还没飞?”
杜道时没好气地说道:“飞?别说飞了,现在我只要动一动,就有一大堆人在暗地里‘护送’。”
说着他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向后撇了一眼,郝子仪这才注意到距离他们20米开外一名看报纸的中年男子正时不时地盯着他们。
郝子仪见状赶紧告诉杜道时,最近有一架C46运输机即将起飞,让他做好准备。
6天后,郝子仪和杜道时见了一面,郝子仪对他说了“明天4点,新竹桥头,333号”后就离开了。
杜道时知道,自己终于要离开台湾了,虽然他有心通知自己联络的起义机组成员,但他正被监视,为了避免行动暴露,只能放弃了这个想法。
4月17日3点30分,杜道时穿上机务人员的浅绿色夹克,然后吻别妻子后趁着天黑躲过了特务的监视,并于4点前准时抵达了新竹桥头。
很快他就看到了郝子仪,然后在郝子仪的带领下顺利进入了机场,爬上了提前加满了油的333号C46运输机。
4月17日5点,杜道时驾驶着C46腾空而起飞离了新竹机场。虽然如果直接北飞的话能到达解放区,但如此一来,飞机就显得十分显眼,危险性巨大。因此杜道时决定先驾驶飞机向西飞往厦门,进入大陆后才驾驶飞机向北飞去。
当时江南还属于国民党地盘,因此杜道时驾驶的C46并没有引起国民党军队的怀疑,直到飞机快飞到徐州时才被国军所发觉。当 C46飞到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交叉点时,遇到了国民党空军的拦截部队。
杜道时赶紧驾驶C46往背离徐州机场的方向飞去。而敌机因为油量不足所以也没跟他们过多纠缠,将他们“驱离”后就返航了,杜道时待敌机飞远后迅速转向飞往徐州机场。
在正式降落前,杜道时按照之前自己和杜鸣约定的方式首先摇晃机翼,放下机轮,然后投放了一个白色保险伞,正式准备降落。
结果 C46飞机刚降落不久,就被守卫徐州机场的解放军高炮部队所发现,然后对 C46予以火力打击。原来因为这几日国民党飞机一直对徐州机场进行骚扰,而高炮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也没有看清C46发出的请降信号,于是就闹了个大乌龙。
危急关头杜道时来不及多想,赶紧驾驶飞机通过急转弯的方式脱离市区,驾驶飞机插入机场跑道延长线并紧急关闭油门,飞机在地面上“跳”了几下后成功的降落到了跑道上。
而这时机场的守卫人员也知道了杜道时是起义飞行员,纷纷涌上前去欢迎杜道时与郝子仪的到来,这一刻时针指向12点30分,距离杜道时起飞已经过了7个半小时了。
杜道时和郝子仪下机后不久就乘坐专车驶离了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座机检修时发现,就在杜道时降落这极短的时间,飞机上就出现了200多处弹孔。工作人员不由得十分感慨,对于杜道时的飞机驾驶技术十分钦佩。
1949年4月23日,杜道时与郝子仪奉命驾驶C46飞往北平。并于当天下午19点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杜道时起义后不久,他的家人就被国民党当局从台湾“驱逐出境”,赶往大陆和他团圆。
为了表彰杜道时驾机起义的壮举,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时,他还和刘善本一起驾驶飞机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而这也是杜道时和刘善本一生的荣耀。
而新中国政府也没有亏待这位驾机起义的英雄,杜道时到达解放区后不久就被任命为航空局训练主任兼助教课长,经过多次考验后被任命为航空某学院的顾问(师职),1978年,他甚至当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
1992年2月,杜道时在西安病逝,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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