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会议会场，刚刚结束了一场唇枪舌战，大家对前段时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下的错误，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将要确定毛主席为未来党的核心领导，这时一个人忽然冒了出来。

只见他指着毛主席的鼻子，大声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打仗的方法一点都不高明，就是靠着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

毛主席一愣神，马上反驳道：“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题目叫做什么？”

对方立刻哑口无言。

很多年后，毛主席对一个日本访华团代表笑着谈了这件事，毛主席说，其实当初他只读过《三国演义》，后来因为这件事，反而专门翻了几遍《孙子兵法》，关于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呢?那不成了纸上谈兵了吗？

这个在遵义会议上反驳毛主席的人，正是凯丰。

其实在遵义会议前，凯丰就受到博古等人的指使，几次三番地去找聂荣臻谈话，要求聂荣臻在会上站在博古那一边，可是聂帅不为所动。

在遵义会议上，虽然凯丰最后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是他却仍反对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

并且在遵义会议后，凯丰还向毛主席撂下狠话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那么，这个凯丰究竟是何许人？敢如此的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后，他的结局如何了呢？

在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批留学苏联的青年学生，他们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中很多人都在我党中担任要职，其中王明、博古、洛甫都曾担任过我党的“一把手”，这个凯丰正是这个团体中的一个。

凯丰，1906年生于江西萍乡，原名何克全，早年便从事革命活动，年仅21岁便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和博古、王明、王稼祥等人远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

1930年，凯丰回国，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在任职期间，他工作兢兢业业，发表了大量文章，为宣传我党主张做出了很多贡献。

长征期间，凯丰的职务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由于与博古等人的私交甚好，凯丰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一直是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支持者。

血战湘江后，8万中央红军锐减到不足3万，中国革命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很多指战员都要求毛主席重新出来主持工作，但是有很多人仍然支持博古、李德等人，而凯丰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于是就有了在遵义会议上，和毛主席公开唱反调的那一幕。

可是谁也想不到，短短一个月后，凯丰就成了毛主席的坚定支持者。

这是由于在毛主席重新取得领导权后，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依靠自己灵活多变的打法，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包围中突围而出，并且取得了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等一些列胜利。

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凯丰在看到毛主席所取得的战绩后，立刻就扭转了自己以前错误的看法，并且积极地向组织上承认错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看到凯丰同志的变化，都非常的欣慰。

特别是在长征后期，张国焘仗着自己兵多将广，想要分裂中央，这个时候，凯丰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方，他不顾自己和张国焘之间的同乡之情和同学之谊，坚持公理，在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等会议，公开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坚定的站在毛主席和中央红军一边，为避免红军分裂，做出了重大贡献。

长征结束后，凯丰服从组织安排，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在著名的洛川会议和瓦窑堡会议上参与了持久战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并且发表了《马克思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文章著作。

在此期间，凯丰和毛主席越来越熟悉，通过双方的相互了解，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加深，凯丰对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心悦诚服，而毛主席对凯丰的人品能力也极其认可。

对于在遵义会议上对毛主席的冒犯，凯丰不止一次地向毛主席道歉，而毛主席自然也不放在心上，在一封信里，毛主席曾这样对凯丰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随着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爆发，我党组织派出大量人员远赴东北开展工作，毛主席特意点将，让凯丰担任东北局委员,同时兼任宣传部长，专门负责我党在东北地区的宣传工作。

在凯丰的努力下，东北根据地的宣传工作搞得如火如荼，毛主席亲自写信，对凯丰的工作给以了鼓励，并且两人在信中，如老朋友一样聊天，可见此时他们的情谊十分的深厚。

后来，新中国成立，凯丰选择留在东北工作，他先后担任沈阳市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务。

作为一个南方人，再加上当时艰苦的条件，凯丰几年来一直抱病在床，身体越来越差，毛主席对此一直都很关心，后来向组织上要求，将凯丰调到了北京，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马列学院院长等职务。

不管是在东北，还是在首都北京，凯丰自始至终都任劳任怨，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什么特殊化，廉洁奉公，执政为民，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并且凯丰对自己的亲属和子女也要求严格，甚至近于苛刻。

凯丰的二女儿何淑英一直在老家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来见自己的父亲，按照凯丰当时的地位，给女儿安排一份工作，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可是他却嘱咐女儿要好好的在家务农。

女儿临走时，凯丰连像样的礼物都拿不出，只让女儿带走两件衣服，一件毛线衣，一件中山装，并且都已打满了补丁。

后来，何淑英经过自学，成了加油站的一名会计，凯丰马上给女儿写信，要她安心工作，不能搞什么特殊化。

1955年，凯丰病重，何淑英来到北京照顾自己的父亲，凯丰经常告诫自己的女儿，“你是从事经济工作的，这种工作特别容易犯错误，你一定要廉洁自律，公家的钱，是一分一毫也不能动的！”

1955年3月23日，由于病情恶化，年仅49岁凯丰在北京去世，后葬于八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