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臣到莫逆，戴笠：我不是中国的盖世太保，我只是蒋介石的下属

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完一支中美合作的精锐部队心情大好，为了款待美国人，戴笠特意举行了一场奢华的宴会。

舞会开场前，戴笠先是说了一番漂亮的场面话，随后严肃地跟台下的美国人解释道：“我不是中国的希姆莱，我只是蒋委员长的下属而已，希望大家能够重新认识我。”

台下的美国人错愕了两秒，很快就笑成了一团。

显然他们根本不相信戴笠说的话，戴笠中国的盖世太保，东方希姆莱的形象已经在外国人眼中根深蒂固了。

相较于盖世太保，希姆莱这些词，戴笠更享受被称作是蒋介石的“佩剑”。

对于戴笠来说，是蒋介石的重用让他功成名就，他视蒋介石为榜样，更将他当成此生唯一的精神信仰。

随蒋介石17年间，戴笠为蒋清扫障碍，救蒋于危难之中，他是究竟是如何得到蒋介石信任的，又为蒋介石卖过几次命呢？

1925年，戴笠从上海回到了浙江老家，这一年戴笠已经29岁了。

而立之年却一事无成，戴笠满心怅然。正当戴笠一筹莫展之时，偶遇了小学同学毛人凤。

彼时毛人凤因病刚从黄埔军校休学回乡养病，听闻戴笠壮志难酬，就建议他去考黄埔军校。

当时蒋介石是报纸头条热推的政治明星，也让他执掌的黄埔军校门口人头攒动。

同年，戴笠参加了第五期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遗憾落榜。

他没有放弃决心来年再考，并且在落榜这一年将原名戴春风改成了戴笠。

该名取自汉代民谣：“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

彼时的戴笠心怀天下，渴望人人平等，更期望在事业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1926年9月，戴笠第二次报考黄埔军校，这一次他终于以30岁的高龄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连的一位普通学生。

跟他同期的同窗都是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他明白自己不能像那些年轻后生们一样脚踏实地走，他需要一条“快车道”实现弯道超车。

徒增的年纪并非一无是处，早年混迹上海滩所锻炼出来的审时度势能力，让戴笠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1926年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逐渐走向对立，该事件为日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埋下了伏笔。

彼时戴笠暗中搜集了一批左倾倾向的同窗名单交给了政治部主任胡靖安，从此受到了胡靖安的赏识。

然而戴笠并不高兴，因为他一心想为蒋介石做事，可是以他的身份根本见不到蒋介石，而他的那些功劳也就张冠李戴了。

于是为了得到蒋介石的注意，他不惜铤而走险拦在总统府门前“拦车上书”，第一次拦车就差点被蒋介石的护卫打死。

然而这一次冒险是值得的，蒋介石记住了他的名字，并且给了他一个特权，以后不需预约随时可以晋见。戴笠和蒋介石的君臣关系由此奠定了基础。

1928年4月18日，蒋介石因党内矛盾被迫下野前往上海，戴笠为表忠心毅然离开黄埔跟随他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戴笠如鱼得水，他靠着早年在上海滩跟杜月笙等人结交下来的情谊，弄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信息，令蒋介石又一次对他刮目相看，他开始被重用。

蒋介石用人有两点要求：一，最好有地缘关系，即浙江老乡；二，最好有师生缘分，即黄埔军校出身。

戴笠恰恰符合这两点要求，除此之外，两人的童年经历以及政治信仰都极其相似，骨子里笃信儒家思想，都期望通过打天下的方式实现个人抱负。

蒋介石的抱负是打天下，戴笠的抱负则是成为蒋介石最忠实的臣子，他以“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为人生宗旨，绝对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共同的政治信仰让两人“亲上加亲”。

戴笠对自己的定位很明确，他要为蒋介石做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杀掉他想杀却不能杀的人。

1931年3月1日，国民党内部委员会以挽救党国的名义要求成立力行社，蒋介石钦点资历最浅的戴笠成为力行社社长。

这个力行社便是军统局的前身，戴笠以特工巨头的身份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为了不辜负蒋介石的厚望，他开始为蒋介石扫清障碍，他的首要目标就是斧头帮的帮主王亚樵。

王亚樵跟蒋介石积怨已久，从1931年至1935年 ，他策划了三次刺杀蒋介石的计划，蒋介石对此人又恨又怕。

王亚樵之所以针对蒋介石，主要原因是反感蒋介石为独裁统治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另一个原因是他跟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桂系两广派渊源颇深。

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了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胡汉民，两广派为了营救胡汉民，就拜托王亚樵刺杀蒋介石。王亚樵在庐山刺杀蒋介石未果，同年7月23日又暗杀蒋介石小舅子宋子文未果，蒋介石大为光火，向戴笠下了死命令务必制裁王亚樵。 这第一个任务无疑是棘手的，因为戴笠在上海当盲流时，曾拜在王亚樵门下，两人结拜了兄弟。 在兄弟情谊和政治前途面前，戴笠必须二选一，最后他选择了后者。

身为暗杀大王的王亚樵当然是没那么好对付的，就在戴笠追杀他期间，他仍策划了另外两起刺蒋计划。 戴笠派出去的手下只能追踪到王亚樵的踪迹，却迟迟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后来王亚樵索性躲到了由李宗仁和白崇禧主导的两广派辖区，致使戴笠没有下手的机会。 王亚樵躲藏的期间，戴笠也没有闲着，他开始挑“软柿子”文人下手。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人权运动先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的杨杏佛在家门口被刺杀身亡。 这起刺杀计划正是他一手策划，只因杨杏佛曾发文戳中了蒋介石的痛点，痛斥蒋介石独裁不尊重人权，他还积极参与组织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种种举措得罪了蒋介石。 这是戴笠所领导的特务“在上海租界内所干出的第一次血腥罪行”，也是他洋洋得意了多年的杰作之一。 1934年11月13日，《申报》创始人史量才在回家途中被刺杀身亡。 史量才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先驱，“九·一八事变”之后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经常在《申报》上发布左翼文章暗中抨击蒋介石的黑暗统治。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行动期间，《申报》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报道，扩大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社会影响，种种行为惹恼了蒋介石，因此被杀。 接二连三的刺杀成功给了戴笠实操经验，在此期间不断升级了对王亚樵的追踪。

1936年，戴笠终于找到了刺杀突破口，他确定了王亚樵藏身在广西梧州，精心挑选了五人敢死队前往。 就在11月21日，王亚樵被戴笠的敢死队暗杀于一处公寓内，敢死队头目为了跟戴笠邀功请赏，剥下了王亚樵的脸皮。 就这样，一代枭雄王亚樵惨死，成了昔日好兄弟戴笠的垫脚石。

此时的戴笠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完全信任，两人之间的君臣关系积累了足够的量变，而真正让两人关系从君臣主仆升华到生死之交则是因为这件事。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软禁了蒋介石，要求他停止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联共抗日。 戴笠得知蒋介石被软禁之后，立刻从上海折返，并不顾属下反对于12月22日冒着被张学良杀死的危险前往西安侍奉蒋介石。 事实上他前往西安并没有起到营救蒋介石的作用，但他冒死侍主的精神感动了蒋介石。

12月23日，戴笠随蒋介石一同被解禁释放，蒋介石一出来看到戴笠那一刻后眼眶红了，那一刻两人已经不仅仅是君臣关系，而是莫逆的生死之交。 戴笠在就任力行社社长那天，面见蒋介石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从今天起我的脑袋就别在了腰上，我工作做得好敌人要我脑袋，我工作做得不好，领袖就要我的脑袋。”戴笠跟随蒋介石17年，出生入死，鞍前马后兑现了当初对蒋介石的承诺，难怪蒋介石会在他死后悲痛欲绝，泫然欲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