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上海视察经济建设工作的邓小平，专门去了一趟上海烈士陵园。在女儿邓楠的搀扶之下，86岁的他缓步来到了一块朴素的墓碑前。

邓楠抬眼望去，发现上面铭刻着的是：“张锡瑗烈士”。

除此之外，墓碑之上还镶嵌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张锡瑗留着一头飒爽的短发，表情十分的坚毅。

邓楠知道，父亲这次来烈士陵园，就是为了专门来看望她的。因为这位张锡瑗烈士，正是父亲的结发妻子。

邓小平俯下身子，眯了眯眼睛仔细地看着墓碑上的照片，他的思绪回到了1926年的那个下午，耳旁也仿佛响起来那个铭刻到灵魂的声音：“你好，我是张锡瑗。”

邓小平

中山大学初相遇

1926年1月，邓小平因为受到法国政府追捕，从巴黎转移到了柏林，之后又经波兰抵达了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心中的革命圣地：红色之都——莫斯科。

邓小平到了莫斯科之后，被分配到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问题是当时中共莫斯科支部总部并不在东方大学，而是在位于沃尔洪卡街16号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中山大学）里。

莫斯科中山大学

当时的共产国际高层认为，把被寄予厚望的中共党员安排到中山大学时更合适，于是，邓小平在东方大学仅仅待了12天，就于1926年1月29日转入了中山大学，被分配到了第七学习小组，俄文名仍然是“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

进了中山大学之后，邓小平经常听同学们提及一位叫做“多加多娃”的女同学。

当时的中山大学可以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学校里面有几百个男生，却只有二、三十个女同学。长得漂亮，信仰坚定，为人处事又落落大方的“多加多娃同志”，自然吸引了很多男同学的注意。

邓小平

“多加多娃”也是中国人，刚来莫斯科两个月，不过被分到了另一个学习小组。邓小平是在校团委组织的一次活动中第一次见到她的，身材苗条、留着短发的她很快就吸引了邓小平的注意。

此后，邓小平开始不自觉地关注起了“多加多娃”。

这天下午，邓小平再次在图书馆里邂逅了“多加多娃”后，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去问道：“你是中国人吗？”

“多加多娃”抬起头礼貌地说道：“是啊，我是中国人。”

“我叫邓希贤，之前在欧洲勤工俭学，刚来莫斯科不久。”

“你好，我是张锡瑗。”

张锡瑗

通过交谈，邓小平知道了张锡瑗是河北房山县人（1960年并入北京），今年20岁，去年刚加入共产党，之后被组织选送来了莫斯科。而张锡瑗也了解了邓小平在法国的经历，两人聊得很愉快。

不过，因为张锡瑗和邓小平并不在同一个小组，平时也没有多少接触的机会，邓小平在学校待了一年就接受组织派遣回国，担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他和张锡瑗因此并没有真正擦出感情的火花。

意外的重逢

当时，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邓小平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前回国了，而张锡瑗却在学校里上完了两年的课。

张锡瑗的父亲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自小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她，在17岁时就参加过学潮，还曾结识过李大钊、赵世炎等领导人。不过，这些并没有让张锡瑗的学习成绩变得非常优秀，她在学校里面经常得三分。

同时，当时张锡瑗的党务工作其实完成的也不是很好，甚至得到过“没完成党交代的任务”的评价。不过，张锡瑗对革命的热情却是始终如一的。

在这期间，国内的革命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张锡瑗对中国的未来忧心忡忡，于1927年经蒙古回国，准备参加保定铁路工人罢工运动。

运动结束之后，张锡瑗被安排到了武汉中央秘书处。此时的张锡瑗并不知道，在秘书处内还有一位老同学在等她。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后，党组织专门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身为中央秘书的邓小平，自然而然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他第一次来武汉，为了工作需要，正式把名字改为了“邓小平”。

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结束后不久，张锡瑗就来到了武汉，两位曾经的老同学，就在这种意外情况下相遇了。

同学变成了战友，张锡瑗和邓小平见面后可以说是既惊又喜。不久之后，他们俩跟着中共中央一起去了上海，邓小平开始担任中央秘书长，而张锡瑗也开始在邓小平的手下工作。

邓小平和张锡瑗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兴趣爱好，又在工作中增进了双方的了解，渐渐地，两人之间互相产生了好感，并于1928年的春天，正式结为了夫妇。

当时的上海管得比较松，邓小平婚礼当天，中央的同志们专门在上海广西中路找了一间名叫“聚丰园”的四川菜馆，办了一桌子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30多位同志出席了他们的婚礼。

周总理

参加过那次婚礼的郑超麟老人后来回忆此事时仍然唏嘘不已，说道：“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她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和邓小平结了婚。”

当时，张锡瑗是出了名的贤惠。对于邓小平的工作十分的支持，家里面的事情完全不用邓小平操心。有时候，邓小平经常大半夜的外出开展工作，不管他多久回来，张锡瑗都一直等着他，确认丈夫安全回来后才肯入睡。

当时，邓小平夫妇以及周总理夫妇共同租住在一幢小楼里面，周总理夫妇住在楼下，邓小平夫妇则住在楼上，周总理夫妇经常能听到楼上传来的说笑声。

战斗在上海，当然不可能全是你侬我侬的爱情往事，是伴随着生命危险的。在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可以说一天比一天严重。为了保险起见，邓小平夫妇别说去电影院看电影了，甚至都没有照过一张合影，这也是邓小平心中的一大遗憾。

邓小平

当时的局面有多危险呢？据邓小平讲，他在军队这么多年从没受过伤，干地下工作也没被抓住过，可就是在上海期间，却经历了两次人生中最大的危险。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他去和罗亦农接头，刚接完头从后门离开，巡捕就从前门进去把罗亦农给抓走了，前后差了不到一分钟。

另一次，巡捕得知了周总理的住址，周总理夫妇和张锡瑗接到通知提前转移了。邓小平当时在外面没接到通知，回家时巡捕正好在里面搜他的房子。

好在，当时搜查的巡捕里面有特科的内线，听到邓小平的敲门声之后直接答应了一声，邓小平当即反应了过来赶紧溜走，此后半年一直没去那个弄堂。

生死离别

俞作柏

1929年5月蒋桂战争结束之后，身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军事特派员兼绥靖公署主任的俞作柏、李明瑞开始和我党进行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29年8月决定派遣邓小平和龚饮冰代表中央前往广西开展革命工作。

当时，张锡瑗的肚子里已经有了邓小平的骨肉，在家庭和革命大局面前，邓小平选择了后者，毅然踏上了前往广西的道路。

在广西待了三个月之后，邓小平和其他同志已经做好了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决定离开百色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邓小平回到上海时，张锡瑗也正好快要临盆了，被送到了上海宝隆医院等待生产。然而，此时的邓小平并没有即为人父的喜悦，他汇报完工作赶到医院时，等到的却是妻子难产的消息。

张锡瑗

在产房外心惊胆战地等了很长时间后，张锡瑗终于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然而，很不幸的是，因为分娩时间实在太长，生产时张锡瑗受到了病原体感染，不幸患上了产褥热，发起了高烧。

邓小平一直陪伴在妻子的身边，握着她的手跟她畅想着革命成功后的未来，给她坚定的鼓励和支持。

然而，邓小平最终还是没能从死神手里将妻子抢回来，虽然他近乎失去理智的苦苦哀求医生救救她，但医生也只能遗憾地表示爱莫能助。仅仅过了几天，张锡瑗就带着浓浓的遗憾，病逝在了邓小平的怀抱中。

祸不单行的是，没过几天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女儿也不幸夭折了。

妻子、女儿的死对邓小平打击很大，他想让她们入土为安，问题是百色起义迫在眉睫，他实在没有时间了，狠狠心，咬咬牙，邓小平化悲痛为力量，毅然踏上了前往广西的道路。

在经过香港时，邓小平遇到了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李强，请求他回上海时帮忙安葬妻子。

她比照片上漂亮

1930年的春天，李强回到了上海，和邓颖超、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张锡珍）一起，将张锡瑗安葬在了上海江湾公墓内。

因为当时上海白色恐怖严重，李强他们没敢在墓碑上写张锡瑗的真名，而是写的“张周氏”，立碑人也专门写了个假名。

安葬在张锡瑗旁边的是两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与苏兆征。

上海解放

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入城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妻子的尸骨。问题是，已经过去20年了，时过境迁，想要找到当年的墓地并不容易。在这期间，日本人还在公墓附近动土修建机场，将公墓挖得面目全非。

好在，李强当时也在上海。在李强的帮助下，邓小平成功找到了妻子的遗骨。当时他正和陈毅住在瑞金路的“厉志社”旧址瑞金花园内，将妻子的遗骨收敛好后，邓小平将她安葬在了瑞金花园里面。

进入20世纪六十年代后，上海市民政局开始筹建上海市烈士陵园，张锡瑗的遗骨也被民政局所接收。

1969年，张锡瑗正式被安葬在了烈士墓区之内。在墓碑之上铭刻着五个大字：“张锡瑗烈士”。墓碑上镶嵌着的黑白照片，还是张锡瑗在莫斯科的时候照的，这也是她唯一的一张照片。

时光荏苒，一转眼21年过去了。这些年里，邓小平也没少跟儿女们讲他和他第一位妻子的故事······

一阵微风拂过，打断了邓小平的追忆。这一年，他已经86岁了，脸上也留下了岁月的痕迹。然而，照片上的张锡瑗却仍然是那么的年轻、漂亮。看着照片，邓小平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沉默良久后，邓小平对邓楠说了进入墓园以来的第一句话：

“她比照片上更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