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13日，已经立秋一个月的上海还是像夏天一样炎热，公安局的民警都被热得昏昏欲睡，屋内十分安静。

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打破了寂静，电话那头的人传来一阵急促的声音：“我路过市区西南侧与浙江省交界处，发现河里有一具尸体，你们快来看看。”

当时上海人口还不多，这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算是郊区，几乎没有什么人会来。

尸体被打捞上来之后时，民警粗略地看了看尸体，并在记录本上写下死者特征：女性，30岁左右，微胖型身材，上身是浅蓝色的灯芯绒外套，下身穿着米黄色卡其布的裤子，无明显外伤，没有证件，身份未知。

不久，上海市公安局的法医赶到现场，经解剖认定：死者年龄32岁至37岁，没有生育史，非体力劳动者，死亡原因为溺水，时间大概36小时前，胃内有酒精，但无残留药物，身上无打斗痕迹。

公安局据此推断该女子是喝酒之后自杀或是失足掉进水里。

因为身份一直无法确定，当地有关部门就临时制作了一口白皮木棺，将尸体入殄带回去。

但是，第二天，事情出现了转机，近几日刑侦科一直在寻找一名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女特务，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该死者很有可能就是这名女特务。

警方一直寻找的女特务就是眼前的死者吗？若属实，她为何会突然溺亡？她此次潜伏在上海又做了些什么呢？

因爱情进入军统局

这名女特务叫薛鸣琴，1925年出生于上海，祖上世代从商，家境比较富足，是家里的老大，从出生就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而且薛鸣琴从小就十分聪颖，三岁背诗，五岁就已经写了一手好字，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甚至被左邻右舍称为“女神童”，父母一直供养她到高中毕业，那年正是1945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年。

在日本投降前后，上海实际上已经被国民党控制，上海地理位置优越，地位又很突出，上海被国民党重点经营，正是这个原因，薛鸣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高中毕业之后，薛鸣琴与同学一起参加了一场舞会，在舞会中遇上了自己的心上人。

薛鸣琴长相出众，在学校就是焦点人物，在舞会上，精心打扮得的她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舞会上一个小流氓不停地对薛鸣琴进行挑逗，甚至把手放在薛鸣琴的大腿，薛鸣琴一直躲避都不能甩掉这个流氓。

突然，一位大叔从人群中走过来，对小流氓一顿暴打，这位大叔不仅身手敏捷，而且在舞会灯光的照耀下，外表也显得十分出众，当时薛鸣琴年仅20岁，正值情窦初开，瞬间就被大叔吸引住了，但她不知道的是，这些是这位大叔故意所为。

这位大叔是三青团人员，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戴笠物色合格的特工，薛鸣琴一进舞厅就被大叔看中了，才有这了场“英雄救美”。

当时，父母想让薛鸣琴继续读大学，但是薛鸣琴死活不愿意，毅然决然地跟随大叔进入了当时由军统局管理的“国防部保密局”，成为了一名特工。

此后，薛鸣琴瞒着自己父母进入军统在上海的特训班，每天早出晚归，她的父母以为她找到了工作还对这个女儿很放心，她不去上学有份正经的工作也不错！殊不知此时的薛鸣琴在特训班已经学会了枪击、 爆破、投毒、色诱等技术。

从特训班毕业之后，薛鸣琴开始奉命侦察情报、策反不坚定分子的等工作，戴笠十分看好他，军统局的人都称她为“特技女杀手”，后来军统局改名为保密局，依然得到重用。

1949年，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上被解放军消失殆尽，蒋介石带领着自己的残部逃到了宝岛台湾，她也奉命跟随去了台湾。

消失多年，重潜上海

薛鸣琴简单地告别了自己的父母之后，就与家中切断了联系，父母四处打听女儿的消息，但始终一无所获。

九年之后，也就是1958年9月10日，上午的11点，薛母在里弄传呼电话间接到了一个电话，差点使她昏了过去。

电话是女儿薛鸣琴打过来的，薛鸣琴说：“女儿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再出现在你们面前了，希望你们多保重身体，告诉弟弟妹妹一定要好好工作，靠真才实学谋生，千万别走了我的老路子。”

等到薛母反应过来想问女儿在哪儿的时候，薛鸣琴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薛父知道后，赶紧来到上海市公安局将这一事实讲述给民警，民警听过薛父的陈述觉得事情不简单，因为上海在1945年解放之后，敌特活动并没有消失，有时候还十分猖獗，于是就请来了在这方面十分有经验的刑侦科刘科长，

薛父看到刘科长出来，突然跪在地上哭着说：“公安同志，救救我的女儿啊，她一定是被国民党特务给骗了，你们一定要救救她啊！”

刘科长了解情况之后，让薛父描述薛鸣琴的特征，并安排公安局画师画下来，拿着画像上报给了公安局局长黄赤波，黄赤波立刻下令组建专案小组，进行侦查。

黄赤波

便衣警察先是找到了管理传呼电话间的王阿姨，了解接通这个电话时的情况，阿姨说：“那个女的声音有点沙哑，声音很低，要求让薛忠铭家人接电话。”

“再回忆回忆，当时旁边有没有什么声音，比如火车、工厂之类的声音。”警察继续问道。

阿姨想了一会儿：“有，我听见里面有一个男子说‘阿三头，快一点儿，15路来了，’是上海话。”

上海电车

这是一条十分有用的线索，便衣警察立即查找15路电车线路上的电话亭，幸运的是沿路只有一家电话亭，在常熟路的一个弄堂口，如果王阿姨没有听错的话，薛鸣琴很有可能就是使用这个电话亭打给母亲的。

便衣警察立即寻到当天管理电话亭的阿姨，拿出画像让阿姨辨认，阿姨很确定地说：“我见过，这闺女长得俊俏，但是那天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但是很遗憾，阿姨对薛鸣琴的印象也就只有这么多了，当问道薛鸣琴往哪个方向走了？当天穿的什么衣服？阿姨都无法做出准确地回答。

尸体身份浮晓

便衣警察只好展开另一路径进行调查，先是薛鸣琴的画像发给了各个港口、车站，确定此时的薛鸣琴还在上海。

那么既然在上海，就肯定要吃饭，要有落脚的地方，于是警察就开始对全市的饭店、宾馆进行清查，连着工作了十几个小时。

此次清查，查获了逃犯2名、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4名，但始终没有发现薛鸣琴的线索。

同时，专案组对薛鸣琴的家进行秘密监控，但是两天过去了，依然没有等到薛鸣琴，也没有第二个电话再打进来。

9月14日的中午，薛家收到了一张邮包通知单，专案组拿着通知单很快就拿到了包裹，包裹是在两天前从闸北区的一家邮局寄出的，寄件地址是上海一家保密工厂的代号，寄件人正是薛鸣琴，上边写的是她的乳名“薛芙蓉”。

为了安全起见，专案组还请来了爆破专家对该包裹进行检查，确认包裹中没有炸弹等爆炸物之后才打开。

打开包裹后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里面的东西并不是什么炸弹，而是普通的生活用品：五套中老年款式的衣服，两块高级毛料，两盒饼干、两盒巧克力、十瓶鱼肝油丸，在其中一个衣服的口袋里，装有100斤全国粮票、500元钱和一封信。

上海粮票

经鉴定，包裹里的所有物品都是上海所产，人民币和粮票也是真品。

但是那封信可不简单，那是一封绝命书。

信中这样写道：“此次从台湾赴大陆是为了执行极端机密的重要任务，但是因无法完成难以返回台北，不得不选择自尽，女儿不孝，希望父母多多保重。”

虽然绝命书就摆在眼前，但是警察依然难以确定薛鸣琴是否真的自杀，因为“金蝉脱壳”这一招是特工经常使用的招数，除非见到尸体，否则不能轻易相信。

有人联想到昨日在郊区发现的无名女尸，会不会就是自杀的薛鸣琴？

联想是有依据的，死者的样貌与薛鸣琴父母所描述的女儿的特征十分相似。

在发现无名女尸的当天，刑侦人员对河的周边进行了勘察，在距离女尸大约300米的地方，有一艘小木舟，里面有一个空酒瓶，两个罐头，还有十几张糖果纸，上边有一些指纹。

经过比对，证明是死者的指纹，刑侦组推测死者偷了渔民的小船，喝完酒之后，一头栽进黄浦江里。

当时并不知道死者是自尽还是失足，这下也水落石出了

于是，公安局让薛鸣琴的父母辨认，没错，死者就是他们的女儿薛鸣琴。

寄住同学家，漏出关键线索

确定了薛鸣琴已经自杀，但是更大的疑问必须要破解，薛鸣琴是怎么从台湾潜入上海的？她此次前来要执行的任务是什么？

专案组针对这些问题又重新召开了分析会，分析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包裹是前两日才寄出的，薛鸣琴是一个受过专门培训的特务，她潜入上海之后，肯定会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不会拿着这么大的包裹招摇过市，所以她应该是住在邮局的附近。

专案组立刻对邮局附近的旅店、饭店的登记资料进行排查，还派出民警对附近的居民进行了解情况，看有没有遇到过薛鸣琴的，或许能获得一些线索。

当时上海有一项规定，市民的家中来了客人需要过夜或居住超过三天的人，需要去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想到薛鸣琴既然没有在旅馆居住，可能寄住在别人家，于是又请辖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进行对户籍进行排查。

老式户籍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了新进展，当地派出所负责户籍的民警查到一位名叫宋寄萍的女子家中曾经接待过名叫“薛倚倩”的上海女子，薛倚倩的资料上显示她是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的工程师，家住在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借住的理由是家中修理房，无法居住，因此到老同学家住一周左右。

派出所根据资料显示的工作地点和家庭住址去寻找薛倚倩，但是两边的回复都是，没有这个人。

随即，专案组就开警车去到了宋寄萍工作地点——上海新跃金化工试剂厂，对宋寄萍进行依法传讯。

宋寄萍一头雾水的就被带到了公安局，警察为了确定她是不是薛鸣琴的同伙，对她询问了很多让她匪夷所思的问题。

直到警察向她讲明了薛鸣琴的情况之后，她才反应过来，惊讶的表情浮在脸上。

在听到薛鸣琴跳河自尽的时候，她不敢相信地说：“怎么可能，前几日还见过呢”哭了起来。

据宋寄萍的陈述，她和薛鸣琴从小学就认识了，关系很好，虽然到高中不在一个学校了，但是每年也要见上一两次面，此次事件之前，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的年初，后来就断了联系，宋寄萍也一直都想找到她，但不知道薛鸣琴去了哪里。

宋寄萍家就在邮局的附近，丈夫是解放军营级军官，常年不在家，家里有一儿一女，和婆婆住在一起。

9月2日，宋寄萍刚下班回家，薛鸣琴突然登门拜访，宋寄萍见到薛鸣琴十分激动，不停地询问她这几年都去了哪里，但是薛鸣琴并没有直面回答，宋寄萍也就识趣地不再追问了。

薛鸣琴简单地对宋寄萍说了些自己的情况，还说家中整修不方便居住，希望在她家里住上几日。

双方是老同学，再加上之前的关系又如此要好，宋寄萍就同意了，薛鸣琴为了不让宋寄萍有过多猜想，更好地隐藏自己，还主动提出去报临时户口。

宋寄萍上班的时候，薛鸣琴就与婆婆在家，每次下班的时候都看见薛鸣琴拿着一张上海市的地图，一边看一边沉思，还时不时的拿铅笔在上边画上几道，宋寄萍虽然觉得奇怪，但认为是别人的事，也始终没有多问。

上海地图

专案组随即派人搜查宋寄萍的家，找出来了她所说的那张上海市的地图，上边的确有勾勾画画的痕迹，但是又被薛鸣琴那橡皮擦去了，经过仔细辨认，发现她所圈出来的都是靠近铁路或是港口的地方。

专案组想到了此时正在进行的金门炮战，金门炮战是由解放军发起的，严惩国民党军对大陆的袭扰，粉碎敌对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国民党军队猝不及防，随后开始反击，但是战力不足，损失惨重，因此初步判断薛鸣琴潜入上海与此事有关。

金门炮战

就再次找到宋寄萍，问：“薛鸣琴去你家里的时候有没有随身携带的东西？或者有没有带些衣物，总不能是空手去的吧？”

宋寄萍回忆说：“薛鸣琴确实带有一个中型的旅行箱，是红棕色的，但是从来没有在我的面前打开过，对她来说好像挺重要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他们听后立即赶往薛鸣琴溺亡的郊区，对那条河进行打捞，认为薛鸣琴一定会将这些东西随身带在身上的。

果然，在距离发现薛鸣琴一里多的河里，打捞上来了一个红棕色的行李箱，因为有重物，沉在了河底，里面有两台美国制造的间谍相机，有一台可以用于收发的小型收音机，两瓶密写药水，和几个用于测定军用飞机和舰艇型号、速度的仪器。

微型间谍相机

至此，薛鸣琴自杀的真相已经水落石出了。

由于金门炮战所需要的很多物资都是从上海或者途经上海发往福建的，当地有很多运输中转站和兵工厂，薛鸣琴此次潜入是奉蒋经国之命到大陆刺探情报，探明具体位置，再秘密传送给国民党军，进行轰炸。

但是上海防范森严，薛鸣琴始终都没有找到机会下手，而此次任务又是一条死命令，若完不成，回到台湾也是死路一条，万般无奈之际，只能选择自杀。

就这样，薛鸣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回顾她的一生，或许本身她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但在最好的年纪，选错了路，一步错步步错，导致了最后悲惨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