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儿子,建国后在砖窑厂做工,主席知道后批示:可以照顾嘛
简史微鉴 2021.10.27 105198 0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宣传先进、科学的思想。但那时候他并不知道,在湖南有个在师范读书的年轻人正远远地仰望着他,把他当作心中的偶像。
8年后,当时仰望陈独秀的年轻人已经到了他的身边,成为了陈独秀最得力的助手,也成为了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他们配合默契,关系融洽,一起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促成了革命的蓬勃发展。
但是从1926年开始,陈独秀与那个年轻人虽都心系革命,日夜想着为百姓找出路谋幸福,却构思着不一样的革命道路,致使他们渐行渐远,分道扬镳。
那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他与陈独秀之间从敬仰,到亲密,再到疏离,最后分道扬镳。
一场艰苦的抗日战争和革命,让陈独秀一家中的大半子孙都为国捐躯,建国后一家人所剩无几。而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年轻时在工厂做窑工,未曾拿国家补助一分钱。毛主席在路过他家时了解到此情况,便说:"陈独秀的后人有困难,可以照顾嘛。"
那么,陈独秀与毛主席的关系是如何一波三折,陈独秀的孩子们又如何隐姓埋名,为革命捐躯,致使建国后门衰祚薄?这要从他和毛主席的一段段情感波折中探寻。
从"触不可及的"偶像"到共同工作的"战友"
在毛泽东还在湖南师范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经常买《新青年》分赠给毛泽东、蔡和森等学生传阅,毛泽东每每拿到都如获至宝,《新青年》上陈独秀与李大钊撰写的那些散发着革命激情的文章,常常让他看得热血沸腾,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归属感。
陈独秀那时是"新文化运动"的吹号人,也是"五四运动"的先驱。那时辛亥革命的失败让这些知识分子反思,要救中国不能只靠西方的制度、习俗、生活做派,更要靠改变民众的思想,破除封建,迎接文明。故而陈独秀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不断引入新思想,通过《新青年》传达,起到了空前的思想启蒙和解放的作用。
毛泽东对陈独秀宣扬的这些先进思想向往不已,不久就成为了《新青年》的忠实读者。除了每天上课、看报纸,毛泽东的生活就剩下了读《新青年》,思考《新青年》。陈独秀和李大钊迅速地替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了毛泽东心里的楷模和标杆。
受《新青年》的影响,1917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成为了陈独秀等人领导的"五四运动"中的重要革命团体。
次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一行人作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领队第一次到北京。那次毛泽东还是借钱去的北京,到了之后必须马上找一份工作才能维持生计,所以毛泽东就找到了以前在湖南师范教课,届时在北京大学任职的杨昌济来为他介绍一份糊口工作。
杨昌济随即把他介绍给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由于李大钊早前就看过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便欣然把他安排成了图书馆助理员。这不仅解决了毛泽东的温饱问题,还给了毛泽东和李大钊交流的机会。
毛泽东和李大钊常常在图书馆中谈天说地,谈革命说思想,渐渐熟络了起来。这一年9月的一天,经过李大钊的引荐,毛泽东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偶像——陈独秀。
虽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陈独秀,但这场相见可以说是"以文会友"。陈独秀早就对这个"二十八划生"有所耳闻。
原来在早前,毛泽东看了《新青年》后颇有启发,便写了一篇《体育之研究》送到《新青年》杂志。没想到这篇文章引起了陈独秀的共鸣——毛泽东在文章中的种种想法可以说与陈独秀完全契合,而且在此之前,陈独秀也多次发表文章表明对"旧体育"的批判。毛泽东在当时的署名"二十八划生"(繁体"毛泽东"是28划),也让陈独秀和李大钊印象颇深。
陈独秀接着就以北大学长、老师的身份与毛泽东进行了一阵很简短的交谈,也就仅仅说了说《新青年》对新民学会发展的影响,但是这次简短的见面与交谈却让毛泽东激动不已。他回家对杨开慧(毛泽东妻)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作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返回湖南。由于陈独秀对他的深刻影响,毛泽东在湖南边"教书"边"革命",积极宣扬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开展反帝爱国活动。
不仅发动学生运动,召开学生代表会议,甚至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最后,通过学联会,毛泽东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在湖南大规模地宣传了《新青年》中的思想。
为了扩大宣传,毛泽东效仿陈独秀的《新青年》,在长沙创办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但是因为杂志的撰稿人常常拖欠稿子,《湘江评论》的撰写、编辑、出版,甚至叫卖大都是毛泽东自己领导完成的。陈独秀看到了《湘江评论》后,对毛泽东赞叹不已,多次给予《湘江评论》高度评价。
在12月2日,长沙举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焚烧日货大会"。正在大会如火如荼的时候,军阀张敬尧突然横插一脚,用武力截停了焚烧日货。
张敬尧,是湖南臭名昭著的"张氏四兄弟"之一,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激怒湖南的人民,引来公愤。张敬尧不仅结党营私,秽乱湖南政治,而且草芥人命,搞得百姓民不聊生,困苦不堪,唯独他成日骄奢淫逸,人人痛恨。
毛泽东为了把张敬尧赶出湖南,多次联合新民学会,和社会各阶层,在湖南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罢课罢业常常出现,完全把张敬尧的骄奢安定生活搞成一滩浑水。
张敬尧这一行人恼羞成怒,常常攻击新民学会,毛泽东又组织了各界的"驱张代表团"在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展开运动。
12月到第二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进入了北京,迅速地继续驱张运动。先是到总统府、国务院送请愿书,又联合北大学生发动声讨张敬尧的机会,又成立了"平民通信社"向全国发出新闻稿件,利用舆论狠狠地打压了张敬尧。毛泽东在北京忙得不可开交,但在间隙研读完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的行动短短几天辐射到了全国,让北京政府深感震惊,引起了巨大范围的反响。
毛泽东这次在北京接触了许多共产主义书籍。这种书在国内并不多见,中文版本的更是少之又少。在毛泽东晚年回忆时,他称当时有三本书他记忆非常深刻,其中有两本都是陈独秀翻译的。
他说,自从那时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心中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就从来没有动摇过。故而陈独秀在毛泽东转变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过程中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1919年6月8日,陈独秀被北洋政府抓进了监狱,关押了三个多月。陈独秀在监狱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高喊:"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出狱后,毛泽东的看望让他深感惊喜,更让他对这个热情的对待革命和革命人士的小伙子刮目相看。随即,陈独秀又与毛泽东进行了几次促膝长谈,他发现这个之前稚嫩的小伙子身上已经有了共产党人的那种生生不息,毛泽东对革命的热忱让他惊讶不已。
1920年,陈独秀发表了《欢迎湖南人的精神》这一篇文章,说到:"我们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虽未指名道姓,但是大家心里都明镜儿似的知道,那一班青年就包括那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毛泽东。
1920年,陈独秀为了躲避北洋军阀的迫害从北京转移到上海,恰好这时毛泽东正在护送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人到上海。毛泽东马上以学生的姿态去拜访陈独秀,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三次见面会谈。
这时,陈独秀正在准备和李大钊一同建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便与陈独秀谈论了他在前段时间读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看到陈独秀正在翻译完整版的《共产党宣言》,陈独秀便同毛泽东谈论了一些马克思思想,还简要地想毛泽东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建党计划。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计划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这个高革命人对革命炽热的情怀让他极受感染,这些谈话让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质的飞跃,"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从那时候深深地刻在了毛泽东心上。北京大学萧超然曾说:"如果没有两次北京上海之行,毛泽东可能不会走向全中国,甚至走向全世界,换句话说,就不会有以后的伟人毛泽东。"
1921年,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毛泽东在接到通告后,马上在长沙积极响应,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
根据陈独秀的指示,毛泽东在第二年当上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发动了多次工人和群众游行反帝反封建。陈独秀对毛泽东的这些指示让毛泽东开始领导群众运动,为毛泽东以后的革命道路打下良好基础。
1923年,是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最密切的时期。1月,陈独秀开始筹备中共三大,决定调毛泽东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来到上海之后,便有了机会常常与陈独秀共同商讨革命,交换意见,制定方案。中共三大上,中央任命陈独秀、毛泽东等五个人组成中央局,而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他的工作就是协助陈独秀完工作。
年长毛泽东14岁的陈独秀深受毛泽东爱戴与敬仰,而陈独秀也对这个好学、热情的下属夸赞有加。他们根据"三大"所制定的线路和方针,每日共同研究国共合作事宜。
这一阶段是毛泽东和陈独秀关系最密切、最融洽的时期,但第二年因为毛泽东积劳成疾,和妻儿共同回到湖南养病,二人的亲密工作关系也从此结束了。
革命立场引发的分道扬镳
陈独秀可以说是中国"建党史上"的第一伟人,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使者,致力于用马克思的思想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但是,在后续的革命道路上,陈独秀却未曾及时地结合国情,也因此与毛主席在革命道路上产生了分歧。
陈独秀一直致力于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方法,倾向于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重走已经俄国胜利的"工人运动"革命道路。
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共产党从农民里来,为农民谋幸福,工作的重心也应当放到农民身上,用农民运动开辟出一条革命的道路。党内不能国民党统一战线的要求太过于懦弱,把革命的权利完全地交到国民党手里。
由此二人逐渐产生了分歧,而这种分歧真正明晃晃地爆发出来,是源于1925年毛泽东的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5年11月,毛泽东完成这篇文章后把文章寄给陈独秀审阅,面对这篇文章,陈独秀认为这其中许多想法从未尝试,有所冒险。
但是,当时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这篇被自己拒绝的文章竟在第四期《革命》上出现了。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毛泽东一点都没有修改,从那时候起,陈、毛二人之间的裂缝便越来越大。
不久后,毛泽东又写了近两万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国内引起了大范围的轰动,先后在《战士》杂志的35、36、37、38期上连载。《向导》杂志也想要刊载这篇文章,但是却被陈独秀坚决反对,最终刊载失败。但过了不久,分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批准长江书店出版了这篇文章的单行本,《共产国际》也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刊登此文,这更加剧了陈独秀和毛泽东之间的对立。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农民运动"道路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开始阐述农民运动的正确性,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从此,毛泽东和陈独秀两人分道扬镳,再未相见。
从1915到1927年,这短短十几年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情感从敬仰,到亲密,到分道扬镳。但是,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于革命和国家的一片炽热,虽然陈独秀终没有看到时代的潮流所趋,走到了历史的身后,但是不能泯灭的是他对中国建党立业的贡献,和对祖国、人民片赤诚之心。
陈独秀的儿女们
陈独秀有四子: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鹤年。
1917年,延年和乔年到上海求学双双考取了复旦大学。一开始,兄弟二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是后来二人赴法勤工俭学后,两人双双放弃了无政府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者。回国后积极开展革命运动。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党派陈延年到上海担任书记。一日,陈延年正和两位共产党员参加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突然传来一位交通员被捕的消息。陈延年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一阵不安,因为交通员知道开会的秘密处所。
陈延年等人立马讨论,结束了会议,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会所依旧没有敌军的动静。陈延年等人为了销毁会议资料就冒险进入秘密处所内进行销毁,却没想到敌军狡猾至极,没过一会就赶到了会议场所,逮捕了陈延年等人。
被逮捕后,陈延年在狱中未曾暴露自己的身份,秘密给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写信求救。汪孟邹得知后,立刻去请了胡适帮忙。
但不幸的是,胡适却错信了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寻求他的帮助。吴稚晖虽然之前与陈独秀等人有过深交,但是后来与陈独秀等关系并不好,投靠了蒋介石。
吴稚晖得知陈乔年被活捉了之后,大为称快,立即报告了蒋介石,并向杨虎发去贺函,陈延年的身份由此完全败露。最终,陈延年在逮捕的九天后,被秘密押往刑场,站着被刽子手乱刀砍死,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也是一名捐躯赴国难的烈士。1928年2月16日,叛徒唐瑞林屈服告密,陈乔年在会议中同两位同志一起被敌人逮捕。
起初敌人并不知道陈乔年是陈独秀的儿子,故而党内决定花点钱将陈乔年赎出来。在狱中的几位同志也在商量对策,想要用敌人并不熟悉的周之楚来顶替陈乔年坐牢,让陈乔年脱身,周之楚也同意为了革命用自己的性命保全陈乔年。
奈何周之楚的父母爱子心切,不忍心看到儿子替人送命,也开始四处托人营救,却最终导致了陈乔年身份败露。身份败露后,敌人多次对陈乔年严刑逼供,但陈乔年始终守口如瓶,视死如归,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守住了秘密,约一年后被敌人枪杀,年仅26岁。
哥哥陈延年与陈乔年离世的消息,都被陈独秀的长女玉莹和三子陈松年瞒过了母亲,兄妹二人只身去给他们料理了后事。而陈延年离世后因蒋介石下令不许留下全尸,玉莹和松年连哥哥的面都没见到。两兄妹到上海给陈乔年收尸之后,陈玉莹也悲愤交加,由此一病不起,不久也离开了人世,届时才28岁。
陈乔年虽是陈独秀的三子,但从小跟着母亲在安庆乡下长大。一次袁世凯下令清理陈独秀等进步知识分子,扬言要斩草除根,陈松年那时才3岁。
在陈家被抄家时,好心的邻居把陈松年叫到了自己家,假装成是自己的孩子给他洗澡,才让陈松年得以保全了性命。30年代陈独秀入狱后,陈松年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建国后,陈松年一直在窑厂做工人,生活困苦,但未接受过国家的帮助。1953年,毛主席路过安庆,问起陈独秀的家人,当地地委书记告诉主席说,陈独秀家中现只有一个儿子了,卖了房子来维持生活。毛主席当即表示:"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这时,地方才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也开始每个月给陈松年发30元的生活补助金,直到1990年陈松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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