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18日，在四川成都三桥南的一家餐馆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晚上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了，街上的店铺也都开始准备打烊了。

这家餐馆的老板和老板娘也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休息，但是没想到店里突然就闯进来很多陌生人，二话不说抓起这个店里的老板就走。

老板娘想要上前阻拦却被这些人打晕了，等到老板娘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为了打听丈夫的消息，老板娘多方奔走但还是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尽管如此老板娘始终不放弃寻找丈夫，直到有一天丈夫的一个朋友送了一句口信：“我大概一时回不来了，请把女儿们照看好。”

努力餐

老板娘不知道丈夫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得到丈夫的消息后，她强忍着悲痛打理餐馆大大小小的事务、照顾年迈的婆婆以及几个孩子。

怀着丈夫能够回来的希望，老板娘一等就是9年，在这9年里，老板娘每天都会打扫丈夫曾经住过的小屋，就好像丈夫一直都没有离开一样。

直到1949年12月，这家餐馆来了一个重要的客人，他就是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从他的口中老板娘才知道自己的丈夫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

那么，这家餐馆的老板到底是谁呢？被抓后他怎么样了？

这个餐馆的老板就是车耀先，关于他的故事还要从1894年说起。

年少家贫，惨遭退婚

车耀先，在1894年8月28日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灌口场的一个贫困的小商贩家庭，父母凭借着贩卖一些火柴、地瓜、甘蔗为生。

家里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是车耀先的父母还是把孩子送进了私塾，车耀先5岁的时候进入私塾读书，但是因为家庭债务纠纷与人打官司，最后被搞得倾家荡产。

车耀先一家人

车耀先因此不得不辍学，辍学后，11岁的车耀先就开始给布贩背布匹赚取微薄的收入补贴家庭。

车耀先14岁时，父亲外出做生意一去就没了消息，车耀先只得与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

在车耀先2岁时父母给他定下了一门娃娃亲，但是因为家里贫穷对方多番刁难不愿让女儿下嫁，这门婚约就此终止。

之后在县城的一位火柴商人的介绍下，车耀先到崇州“益盛荣”商号做一名学徒，车耀先在当学徒时勤奋好学，又十分聪明，老板一家都很喜欢他。

在他当学徒的时候，车耀先认识了街对面的黄三姑娘，黄三姑娘家境贫寒，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家中只有母亲和年幼的弟弟，三人靠着一家杂货店谋生。

车耀先有一次去帮师傅打酒见到了黄三姑娘，但是那个时候双方都比较腼腆，两个人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后来黄三姑娘来找车耀先帮忙算账，两个人一来二去就慢慢熟悉了。

车耀先

师娘看出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情意，便提出要帮他提亲，刚开始车耀先十分高兴，但是想到自己之前因为家境不好被退婚的事就心生退意，便借口说要先经过母亲的同意再说这件事。

初识军阀真本质，毅然决离

1911年，四川掀起了保路运动，全国各地的人相继罢市、罢课，组成“保路同志军”反抗清政府。

车耀先也在此时决定离开“益盛荣”，随着胡介仁参加了保路同志会，成了川军第二师第八团的一名普通士兵，但是他常常想起黄三姑娘，后来听说黄三姑娘和别人定亲了，于是车耀先就悄悄地把黄三姑娘放在了心底。

参军后，车耀先原本只是在胡介仁的连里当一名司书，帮忙抄录公文，不久之后，胡介仁被免职，车耀先就到连里当了一名士兵。

车耀先在川军中作战十分英勇，在陕西镇巴县的战斗中，他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军事能力守住城门21天，也因此当上连长，还获得了北洋政府授予的“文虎勋章”。

文虎勋章

车耀先升职的消息很快就传回了家中，他的母亲十分高兴儿子能够出人头地，之后就开始忙碌着给儿子成家。

偶然地打听到儿子曾经喜欢过黄三姑娘，于是母亲就亲自到黄三姑娘的家里拜访，到了黄三姑娘的家中才知道黄三姑娘也对自己的儿子有意，逼着家里退掉了原本的亲事。

母亲立即写信将这件事告诉车耀先，车耀先得知后激动不已，立刻就给黄三姑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希望黄三姑娘能够嫁给自己。

黄三姑娘很快就回信答应了这门亲事，婚事定下后，车耀先也随着部队换防到成都，1918年，二人在家人的主持下完婚，这一年车耀先24岁，黄三姑娘22岁。

民国初年虽然下令废除了一些陈规旧习，但是这些习惯却不是说改就能完全改变的，就像黄三姑娘还是依旧裹着足。

车耀先当兵时就深受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男女平等，所以在婚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取名为车黄体先，并让妻子放了足。

因为黄三姑娘小时候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车耀先还支持妻子继续学习，把她送到了妇女学习班学习了一年多的文化。

之后黄三姑娘跟着丈夫去了军营，在军营里，黄三姑娘身为连长太太却没有丝毫架子，还经常帮助士兵缝补衣物、煎药，士兵们对她十分敬重。

但是好景不长， 车耀先就在简阳附近贾家场的战斗中受了重伤，头部遭到重创，当时敌军以为车耀先已经死了，把他的衣服扒了扔进了弹坑。

北洋军阀合影

还好车耀先福大命大自己醒了过来，被一个好心的农民发现并把他送进了部队，但是车耀先的伤势太严重了，子弹穿过他的颅骨，弹片还卡在脑袋里，情况十分严重。

在车耀先高烧不止、昏迷不醒的那段日子里，黄三姑娘每日寸步不离，几天几夜都没有合过眼，好在车耀先最后熬了过来。

车耀先虽然脱离了危险，但是脑中的碎骨压迫到右腿的神经，他的右脚也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也是这场战争让车耀先开始明白这些军阀的本质，这些军阀关注的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像这次战争发动的原因仅仅是军阀们为了争一个小老婆。

1926年，川军刘湘第四师驻防荣昌，车耀先任团长，这一年，刘湘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

刘湘

一大批政治工作人员以及黄埔军校的学生纷纷从广州来到21军，其中很多学生都是我党党员，车耀先也在此时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

曾经车耀先认为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我党的革命思想渐渐让车耀先明白共产主义才是拯救中国的明路。

于是车耀先积极地支持重庆附近的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车耀先看着刘湘表面上挂着革命军的旗号却保持着军阀的风气十分不满，于是在大会上公开指责刘湘，因此引起了刘湘部下的不满。

1927年，刘湘暗中与蒋介石勾结，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大肆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车耀先十分愤慨于是借着参加“基督教东亚和会”的机会离开了四川。

重庆三三一惨案遗址

但是在这场宗教大会上，车耀先看到所谓的宗教也不过是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傀儡，宗教也是帝国主义欺骗愚昧的百姓的工具，之后车耀先先后出游了朝鲜、日本等地，探求救国救民之路。

在日本的一个展览会上，车耀先看到日本海军击败清政府北洋舰队的图片，以及康熙大帝的金袍，车耀先的民族自尊心被深深地刺痛，于是他立即回到国内。

此时国内已经进入了内战时期，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大革命也以失败告终，车耀先下了决心要与过去决裂，拒绝了刘湘送他去陆军大学深造的建议，寻找一个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9年，车耀先在成都加入我党，入党的车耀先浑身都充满了斗志，还写下了“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誓言，表达自己为革命献身的决心。

车耀先入党誓言

投身革命，宣传救国

车耀先入党后，接受党的指示回到成都，为了掩护身份，车耀先在成都开了一家“努力餐”餐馆。

“努力餐”表面上是一家普通的餐馆，它的寓意是“为解决劳苦大众的吃饭问题而不懈努力”，为此车耀先还专门设有低价的套菜、大包、大饺等等，提供给劳苦大众。

车耀先常常对厨师说:“庶民百姓到我们这里来吃饭，就要想办法让他们吃好，做到物美价廉。”

在车耀先的管理之下，“努力餐”饭馆的生意十分红火，除了给一些贫苦的劳动者提供饮食，“努力餐”还为一些吃不起饭的革命者免费供应食物。

车耀先所经营的“努力餐”不但为革命筹集了很多活动资金，还成了我党地下组织秘密见面的地方。

努力餐餐馆

1930年，车耀先利用同乡的关系，打进了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内部，发展党的秘密组织，参与并计划了“广汉暴动”，之后在成都基都教会中从事统战工作，团结一些爱国的教徒，与帝国主义作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车耀先积极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又在成都召开的“五九”国耻群众大会上慷慨陈词，怒斥蒋介石卖国投降。

国民党反动军闯进现场抓人，车耀先在群众的帮助下得以脱险，不久车耀先就再次发动了援救被捕爱国人士的运动。

三军联合办事处反动头目得知此事后，秘密的下令部队在深夜包围“努力餐”，逮捕车耀先，但是车耀先事先得到同乡好友的通知已经偷偷的转移到上海。

在上海躲了半年后，车耀先又返回成都，但是此时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破坏，车耀先就与我党失去了联系。

之后，车耀先在刘文辉的24军和邓锡侯的28军分别担任过上校参谋和副馆长等职位，借着国民党的身份掩护自己，积极地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还私下里保护了很多革命力量。

邓锡侯

因为潜伏的身份太危险，所以车耀先一直都没有将自己真实的身份告诉黄三姑娘，在妻子的眼里，丈夫只是一个爱国青年。

创办《大声》，鼓舞青年奔赴延安

1936年，车耀先以“注音符号促进会”的名义，联合了成都40多个社会团体发起了“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

在这场300人的大会上，车耀先痛斥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之后在说到东北同胞在日寇统治下的悲惨遭遇时泣不成声，在场的群众听完这场演讲之后群情激奋，抗日热情高涨，但是这些活动很快就被国民党政府强制镇压。

1937年1月17日，为了宣传抗日，教育民众，车耀先创办了《大声》周刊，在在《大声》刊上，车耀先先后发表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以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和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通电。

《大声》报

在担任《大声》周刊的社长时，车耀先多次用笔名发表文章，揭穿亲日派妄图挑动内战的阴谋，大力宣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

车耀先的文章语言简练、十分犀利，在当时的影响力很大，反动派对车耀先恨之入骨，不断地对车耀先进行威胁、恐吓。

创办《大声》后，车耀先的任务更加繁重，所以“努力餐”的生意就完全交到了黄三姑娘一个人手中，黄三姑娘经过这些年的学习，已经熟练地掌握店铺的经营，每次提到黄三姑娘，店里的店员满脸都是钦佩。

车耀先每天忙着爱国救亡，兴办报刊，夫妻两个人每天只有晚上吃饭的时候才有一会说话的时间。

每天吃晚饭的时候，黄三姑娘都会给丈夫准备好饭菜，吃饭的时候黄三姑娘就会向丈夫汇报当天店里经营的情况，黄三姑娘的记忆力特别好，凡是她经手的账目毫无差错，因此车耀先总是说你不用给我报账了，你做主就可以。

但是黄三姑娘依旧每天向车耀先报账，当丈夫要说自己在外面用了多少钱时，黄三姑娘总是说：“你不用报账，一个男人家，哪能不用点钱。”

车耀先开展革命活动需要很多资金，尽管黄三姑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名地下党员，但是每次丈夫出门办事黄三姑娘都会给车耀先准备好金钱。

黄三姑娘将这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让车耀先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车耀先则是完全将自己精力集中在抗日救亡上，激励了无数的有志青年。

在《大声》报的影响下，很多青年受到鼓舞想要奔赴延安圣地，车耀先的《大声》发展得越来越好，社员达到1000多人，成功的帮助了许多革命青年前往延安。

延安圣地宝塔山

被抓渣宰洞，妻子寻夫10年未果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大声》十分仇恨，报刊出了13期，就被国民党中央下令查封，并派人到“努力餐”抄走了数百份刊物。

面对被反动派抄的一片狼藉的编辑部，车耀先仍旧不改初心，提出另一个方案：换一个名字，换一个地方，继续出刊。

之后《大声》又更名为《大生》，但是出版几天都会被国民党政府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查封。

1937年，《大生》改为《图存》再次与读者见面，《图存》在卢沟桥的炮火之中生根发芽，大声疾呼，要求进行全面抗战，反对妥协退让，对成都地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1937年12月，中共四川工委成立，车耀先恢复了组织关系，由省工委书记罗世文单线联系，在忙碌《图存》的时候，车耀先积极地从事组织上的统战工作，推动四川各界人士支持抗战，抵制投降分裂的逆流。

抢米事件

“努力餐”餐馆就成了他们秘密组织活动的场所，他们经常在这里秘密的开会，商讨关于革命的事宜，车耀先也被进步人士誉为统一战线的“线长”。

但是车耀先也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三青团中央组织处长康泽带领着数百名特务、暴徒，利用成都粮荒的困境，在成都大悲巷抢劫重庆银行仓库大米，之后把这件事嫁祸给我党。

在“抢米事件”发酵的同时，国民党特务也闯进了“努力餐”大门，将车耀先秘密抓捕，很快罗世文也被抓入狱，军统头目戴笠亲自前往成都，把车耀先、罗世文押到重庆望龙门监狱。

在狱中，特务对他说：“只要供出‘抢米事件’是共产党组织的，就可以让他担任四川省民政厅长一职”，车耀先一派从容，不为所动，之后特务又对车耀先和罗世文严刑拷打，但是还是没有收获。

在狱中，敌人不管怎么审问车耀先，车耀先都十分坚定地说：“我不是共产党，我只是站在国民的立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渣宰洞集中营

敌军没有办法，于是提出了“工作修养人”的意见，车耀先因此被分到了监狱里的图书室，图书馆里有很多被没收进来的进步书刊，车耀先讲这些书籍一一整理、修补、编号，在这里车耀先还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自传》。

在车耀先和罗世文被捕后，我党多次要求国民党释放被捕人员，国民党谎称车耀先和罗世文已经在狱中病逝，为了掩盖自己的谎言，戴笠命人把他们关进黑牢，隔绝与外界的任何接触。

1946年7月，车耀先和罗世文等人被转移到重庆渣宰洞监狱，8月18日，车耀先和罗世文被特务在松林坡（原戴笠机场）秘密杀害。

车耀先

被捕之后，车耀先只来得及让人给妻子捎一句口信说“大概一时回不来了，请照看好儿女。”

黄三姑娘在这6年里从未放弃寻找自己的丈夫，她写过告状信，但是都石沉大海，黄三姑娘相信丈夫有一天会回来的，凭借这个信念，她一个人苦苦经营“努力餐”，养育儿女，照顾婆婆。

即使一个人养育孩子很困难，但是黄三姑娘还是把孩子都送进了学堂，每天在餐馆开张之前，黄三姑娘一定会到丈夫办公的小屋中打扫，就像是车耀先没有离开一样。

这一等就是9年，直到1949年，军区领导王维舟代表组织前来看望黄三姑娘，王维舟告诉黄三姑娘：车耀先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人，别再等他了，他已经殉国了。

这个消息让黄三姑娘悲痛欲绝，身体大不如前，之后黄三姑娘拒绝了组织上按月发放的烈士抚恤金，并把经营了20多年的“努力餐”交给组织，自己购买了两间店铺维持生计。

1954年，在得知车耀先牺牲的第四年，黄三姑娘离开人世，年仅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