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40年代，贵州省遵义县枫香镇里住着一个“跛子瓦匠”，这个泥瓦匠的左腿相较右腿短了10厘米，走路一瘸一拐的，因此得了这么一个绰号。

在当地人看来，这个泥瓦匠就是一位活“菩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这个泥瓦匠，是一名掉队的老红军。

新中国成立后，泥瓦匠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老战友开国上将杨勇的名字，遂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给自己安排一份工作。

杨勇

那么，面对老战友写来的信件， 杨勇将军会作何安排呢？这名老红军又是因何掉队的呢？后来又有着怎么样的结局呢？

关于这个故事，要从1935年的娄山关战斗说起。

娄山关上“程咬金”

1935年1月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后，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在扎西一带休整。

有鉴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经被吸引至川滇边境，黔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中革军委决定摆脱川、滇之敌以及蒋介石中央军的包夹，挥师东进二渡赤水返回黔北，和战斗力最弱的王家烈的“双枪兵”（王家烈手下部队人手两杆枪，一杆真枪，一杆烟枪，故而得名）进行交战，以图立足黔北、赤化黔北。

王家烈眼见红军主力重返黔北，慌忙调遣遵义及周边之兵前往娄山关、桐梓一带增援，妄图阻止我大军东进。有鉴于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当即决定，趁敌援军尚未抵达，我军迅速占领娄山关一带，以图遵义。

王家烈

娄山关，又名太平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的脊梁上，是沿裂隙溶蚀而成的一个天然隘口。大娄山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同时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大娄山上的娄山关更是黔北至川南的交通要道，险峻异常，有“万峰插天，中通一线”之称，被誉为“黔北第一险碍”，为兵家必争之地。

为了顺利攻取娄山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五、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击、迟缓川军之敌，以红一、三军团及干部团为主力攻打娄山关及以南之黔军，争取一鼓作气将娄山关夺下，乘胜夺取遵义。

在战斗正式开始之前，为了摸清敌人的部署，时任红三军团12团作战参谋孔宪权，奉命带领侦查员偷偷地摸上娄山关，抓了几个“舌头”，获得了不少的情报。

娄山关

孔宪权原名孔权，湖南浏阳人，1932年8月时由黄克诚亲自介绍入党，后来还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曾经给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当过传令排长，结果因为喝酒误事被彭德怀给撤了职，可以说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干部。

1935年2月26日，孔宪权接到命令，率领突击队攻打敌人设在娄山关南侧黑神庙的指挥部。 当孔宪权等人抵达距离黑神庙不足百尺的地方时，遵义方向来的敌人援军也抵达了此地，见到人数稀少的突击队后，敌军指挥者当即大喜，觉得这是“立功”的大好时机，立即对突击队发起了猛烈进攻。

孔宪权知道我军不占优势，赶紧命令战士们在敌人之前挖掘好的战壕内进行抵抗，成功挡住了敌人的第一波攻击，给敌人造成了大量的杀伤。

然而，“双枪兵”战斗力虽然低，但是人多势众，敌军指挥官在第一波攻势失败后，没有给突击队以任何的喘息之际，迅速组织起了第二波攻势。在这次攻击中，突击队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就冲出战壕抄起大刀和敌人进行肉搏。

孔宪权

孔宪权拿的是十响的“连珠匣枪”，有80发子弹，在刚才的战斗中已经消耗了不少弹药，眼见战士们冲出去后一个个地倒下了，孔宪权咬咬牙，再也顾不得隐蔽，直接站起来对着敌人进行射击。

突然从战壕里站出来的孔宪权立马就成为了敌人的“活靶子”，一名敌人的机枪手迅速朝着他扫了一梭子子弹过来，孔宪权的左腿当场就中了六发子弹倒在了地上。这时突击队的战士们已所剩无几，敌人当即嗷嗷叫着冲了过来，倒在地上的孔宪权强忍疼痛，翻身滚到了旁边的一个水沟里面，掏出抢放倒几个敌人后，枪里只剩下三发子弹了。

就在孔宪权觉得自己要交代在这里了时，营长邓克明带着主力部队抵达了战场，孔宪权顺利得救，被卫生员用担架抬到了安全场所。

娄山关战斗打了一天一夜，26日午后，在被我红军主力部队截断了后路的情况下，娄山关守敌眼见增援无望仓皇撤退。我军顺利夺取娄山关后，略作休整就朝着遵义城猛扑过去，成功于第二天晚上占领了遵义城。

红军进入遵义城后，孔宪权等伤员被安排到了遵义老城内的天主教堂里面治疗。红军医生在为孔宪权治腿时，发现他的左腿胯骨被子弹打碎了，为此专门用鸦片水对他实施了麻醉，动刀将他腿里碎掉的骨头取了出来。

当时在医院里接受治疗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党总支书记的胡耀邦。胡耀邦清楚地记着，孔宪权做完手术的当天晚上，嘴里面一直在高声喊着：“杀！杀！杀！”这是红军进攻时候的口号，即便是睡着了，孔宪权仍然想着“上阵杀敌”。

胡耀邦

虽然被孔宪权吵得睡不着觉，但胡耀邦也不由得打心眼里对孔宪权感到佩服，称他为“打不死的程咬金。”

脱离部队的“跛子瓦匠”

孔宪权受伤时正值长征，我军时不时地就要进行战斗和转移，伤病员难免会拖累行军速度。为此，红军总政治部专门对伤病员的安置问题做了规定：团以上伤病员，抬着随部队转移；营以下伤病员就地安置；普通战士发放10至15块银元的安置费，团以上实在无法跟随部队行动的干部，则会留下300块大洋，同时还会配备一名卫生员，一名通讯员。

身为营级军官且受伤较重的孔宪权显然达不到随队转移的标准，但上级念在他打仗勇猛，所以给了他特殊待遇，让几位战士抬着他走了两个多星期，孔宪权也因此得以跟随大部队来到了贵州毕节的黔西县。

抬着担架的红军战士

这两个多星期里，孔宪权的身体一直没有好转，伤口也没有任何愈合的迹象。为此，红军不得不将他留在了黔西县。做出这个决定后，上级让他享受了一把团以上干部的待遇，不但专门给孔宪权留了300块银元充当生活费，还专门留下了一名军医和一名通讯员照顾他的起居。

孔宪权所寄宿人家的家主叫做宋少前，开了一间药铺，是本地知名的财主。当红军战士护送着孔宪权来到宋少前家时，宋少前对此十分欢迎。

虽然宋少前是一个财主，但却对红军很有好感，因为在红军到来之前，他家没少受军阀的欺压，眼见红军部队将王家烈的军队打得屁滚尿流，宋少前感觉像是狠狠的出了一口恶气一般。与此同时，宋少前觉得红军的“红”字很吉利，说不定留宿红军战士，能让自己“时来运转”，因此才会满口答应。

为了保证宋少前不会将孔宪权交给国民党，护送他前来的红军战士拿着照相机对着宋少前家照了几张相，然后对着宋少前摇了摇手里的相机说道：“以后这个人的安全就交由你负责了，如果他没出什么问题，红军将会感谢你，如果他要是出了任何意外，我们就拿你是问。”

就这样，孔宪权在宋少前家里住下了，在这期间，他一直心心念念地想要回归军队继续打仗，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在宋少前家里住了20个月后，回部队的机会终于来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被囚于西安的蒋介石被迫同意放弃内战方针，同意和我党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

国共两党再次开始合作后，国内的白色恐怖氛围大减，贵州省政府主席专门发出呼吁，要求所有隐藏在贵州省的红军战士走出来，国民政府将保证他们的安全，如果愿意，政府还会帮他们与原部队取得联系。

孔宪权听到这一则消息后非常激动，在这20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医生和通讯员已经偷偷地离开了，孔宪权因此和部队失去了联系。现在这个难得的机会摆在眼前，他当然不愿意放弃。然而，孔宪权没想到的是，当他将自己离开的想法告诉宋少前后，宋少前竟然说什么也不同意让他离开。

宋少前之所以不愿意让孔宪权离开，是因为他担心，万一过上个三、五年的红军回来了，到自己家里发现找不到孔宪权人，那自己可就麻烦了，到时候谁来证明自己把孔宪权保护的很好呢？

没办法，孔宪权只得继续在宋少前家里住了下来。

数年后，孔宪权再次跟宋少前提出了辞行。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局势混乱，宋少前几经劝告后见孔宪权去意已决后，他也不确定红军还能不能回来，因此叹了口气放他离开了。

泥瓦匠

孔宪权离开宋少前家后，走走停停来到了遵义县枫香镇一带定居了下来。为了谋生，他在本地当了一段时间走街串巷的货郎，后来又干起了泥瓦匠。

孔宪权小时候曾经读过一年半载的私塾，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工作之余，他没事就帮着附近的父老乡亲们写诉状，如果乡亲们需要，孔宪权甚至会亲自出头替人家打官司。

也正因此，孔宪权逐渐在附近的七里八乡都出了名。后来，乡亲们偶然得知了孔宪权曾经是一名红军战士的事情，于是纷纷传言：“那个‘跛子瓦匠’不是一般人，他是一位‘活着的红军菩萨’。”

当时国内民风淳朴，迷信之风盛行，当附近的乡亲们得知孔宪权是“红军菩萨”后，纷纷上门讨要孔宪权穿过的鞋和破烂衣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地不知道从哪儿传出了谣言，说“将菩萨的随身物品烧了，剩下的灰泡水饮用能‘包治百病’。”

孔宪权并没有听到过这个谣言，面对登门求助的乡亲们，他来者不拒，将很多自己穿过的草鞋、布鞋还有烂衣服送给了乡亲们，乡亲们也因此更相信他是“菩萨”了。

没想到你孔宪权还活在人间！

开国大典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江西后，孔宪权的内心无疑是十分高兴的。他十分想要出来继续为革命做贡献，可惜却无人能帮他证明身份，因此只得作罢。

孔宪权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年多，事情竟然就出现了转机。这一天，孔宪权在看报纸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贵州军区司令员、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杨勇。

杨勇和孔宪权可以算得上是老战友了，两人当初同属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同样参加了娄山关战斗，可以说是能够同生共死的兄弟。不甘寂寞的孔宪权，当即给杨勇写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详细的讲了一遍，表示自己还活着，腿虽然残疾了，还是希望能为革命出一些力，做一些所能及的工作，希望杨勇能给予安排。

当杨勇看到这封信后十分高兴，迅速给他写了一封回信，惊喜万分地表示：“没想到你孔宪权还活在人间！”

不过，当时杨勇马上就要去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了，因此劝孔宪权直接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将军写信，向他寻求帮助。

黄克诚

作为孔宪权的入党介绍人，黄克诚得知孔宪权还活着的消息后也很高兴，专门为他出具了书面证明，使孔宪权成功恢复了党籍。不久后，中共遵义地委的同志经过考察，将孔宪权任命为第7区副区长。

遵义会址何处寻

195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遵义地委、行署决定修建“遵义会议纪念馆”，专门抽调孔宪权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秘书，负责筹建纪念馆相关工作。

想要筹建纪念馆，就要先面对一个问题：遵义会议是在哪召开的？

因为遵义会议召开时正值战争时期，这次会议又很重要，所以会议的相关情况高度保密，孔宪权当时只是一名营级干部，无权知道这次会议的相关情况。遵义本地更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

遵义会议

此时距离遵义会议的召开已经过了整整26年，当时参加过这次会议的领导干部，对遵义会议的详情也只有模糊的印象了，因此，找到遵义会议会址，是一件并不轻松的工作。

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孔宪权进行了三年多的走访调查，初步将遵义会议的会址判定在了遵义天主教堂，并拟定了一份报告上报中央。

不久后，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给孔宪权发来了一份回函，表示不久前在一份档案里面找到了线索：“遵义会议是在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面召开的”。有了这一条弥足珍贵的线索，孔宪权立即展开了调查，很快就找到了位于遵义老城子尹路的柏公馆，并将柏公馆内的房屋及周边的环境拍成照片，绘制成详细的图片送交中央。

过了不到半年，曾经参与过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专门给贵州省委打来了电话，说道：“遵义会议，是在黔军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

最合适的纪念馆馆长

确认了遵义会议会址后，孔宪权立马对会址进行修缮和清理。在修复期间，孔宪权为了让会址和当年红军离开时保持一致，走访了大量柏辉章家的街坊邻居，从他们口中了解了柏辉章家原貌，并做了相应调整。

为了确认当初会议是在柏公馆哪个房间里面召开的，孔宪权还专门去了一趟北京找到杨尚昆打听当年的情况。杨尚坤想了想后告诉他：“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户，靠天井。”

经过孔宪权的不懈努力，遵义会议纪念馆基本上还原了遵义会议召开时候的布置。上级部门对孔宪权的努力成果十分赞赏，于1955年2月正式将他任命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

1958年11月，邓小平到达遵义后特别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他对孔宪权做出的成绩非常满意，拍着他的肩膀说道：“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

1964年，遵义会议会址进行了一次全面大维修，在维修过程中，孔宪权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请毛主席亲自为纪念馆题字。

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人看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自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从没有为任何革命纪念旧址题过词。

不过，虽然十分困难，孔宪权还是展开了行动。他想方设法地找了很多人，成功说动了毛主席，请他老人家在工程竣工时，为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并制成了匾额。时至今日，这一块由毛主席亲笔题字制成的匾额，，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后来被评为“中华第一匾”。

改革开放之后，孔宪权的故事逐渐为外国所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曾专门邀请他出国讲述长征和红军的故事。美国一位叫做哈里森· 索尔兹伯里的作家，对孔宪权的遭遇很是赞叹，还将他的故事写到了自己著作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面。

1988年11月7日，孔宪权老人因病逝世，享年78岁。消息传开后，胡耀邦亲自发来唁电，对长征路上的老战友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孔宪权

孔宪权和遵义之间可以说充满了奇妙的缘分，在进攻遵义之前的娄山关战斗中，他不幸负伤，跟着部队离开遵义后，几经辗转又回来了。在遵义他看到了老战友的消息，重新参加了革命工作，还因此当上了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如此种种，不得不让人感叹命运的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