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岳阳建新农场一劳改犯坦白:我开了杀害杨开慧的最后一枪
talk历史 2021.11.04 652 9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杨开慧之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中最大的一个遗憾,杨开慧也是他三段婚姻(毛主席不承认与罗一秀之间的婚姻)中最爱的一位妻子。
不过,关于杨开慧当初是如何就义的,社会上有着很多的说法,在所有说法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杨开慧是被何键“砍头而死”。
主要原因就是,当章士钊问毛主席为何用“骄杨”而不是“娇杨”来形容杨开慧时,毛主席回答:“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然而事实上,杨开慧并不是被敌人砍头而牺牲的,在杨开慧牺牲40年后的1970年,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建新农场内,一名劳改犯主动选择坦白,交代了40年前杨开慧牺牲的具体细节,他说:“我开了杀害杨开慧的最后一枪···”
关于杨开慧的故事,还要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讲起。
入狱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在事关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八七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主动要求回湖南领导暴动,并得到了党组织批准。
毛主席因为不确定这次起义能否成功,担心妻子和孩子在自己身边会有危险,于是托人将杨开慧和孩子们送回了长沙板仓隐蔽,自己则领导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
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按照党中央指示对长沙发起了进攻,虽然成功占领了长沙,但因兵力不足最终只得选择撤退。
这一场战斗虽成功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但也让湖南军阀何键就此对毛主席和红军越发憎恨,身为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司令的他不敢真刀真枪地上井冈山和毛主席及红军打一仗,只敢在自己的地盘内耍横,悬赏1000大洋捉拿“毛泽东妻子杨氏”。
杨开慧在当地人民群众的配合下,成功地躲过了反动派的两次追捕,最终躲到了位于平江向家砖屋的舅舅家里,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决定“守株待兔”,派遣了大批密探潜伏在板仓附近。
1930年10月下旬,杨开慧冒着生命危险潜回板仓探望母亲和孩子,结果她刚回来就被埋伏在附近的密探余连珊所发现,大喜过望的余连珊赶紧跑到长沙县福临铺保安团去报告。
10月24日晚,余连珊和长沙县福临乡乡长范瑾熙一同带着60多名反动派冲入杨开慧住所,将她和长子毛岸英及保姆陈玉英一同用鸡公车送往长沙司禁湾陆军监狱署关押。
杨开慧等人在监狱里住了几天后,一天傍晚,杨开慧被监狱方面叫去问话。
监狱方面装模作样地问杨开慧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称这是“犯法”的行为。杨开慧当场予以驳斥,告诉对方自己没有犯任何法,何键才是真正犯法的那一个。
杨开慧这话监狱方面不敢接,于是决定换个话题,对她说道:“如果你现在能悔过自新的话,何长官会考虑饶你一命的。”
面对对方的诱降,杨开慧丝毫不为所动:“关于政治,各有己事,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成功便成仁。”
监狱方面见杨开慧软硬不吃,有心对她施加重刑,结果这时却接到上级通知:“不准对杨开慧施加重刑!”
原来杨开慧被捕后,她的母亲向振熙老夫人就与杨开慧的兄长杨开智一同找到章世钊、蔡元培等人,请他们看在当初和杨昌济朋友一场的份上,帮忙解救杨开慧。
章世钊、蔡元培等人当即写了一封联名信递交给蒋介石,请求南京政府饶杨开慧一命,面对外界压力,蒋介石迅速给何键发去一封电报,要求他暂缓行刑。
虽然此时杨昌济已经逝世7年,但他的影响还在,湖南文化界、教育界、舆论界一直在给何键施压,让他不敢对杨开慧用重刑,现在有了蒋介石的命令,他也正好就坡下驴,于是命人告诉杨开慧:“只要你愿意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那我就可以给你自由。”
面对何键不怀好意地“劝告”,杨开慧仍然没有任何动摇,只是回了一句话:“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何键没想到杨开慧“骨头竟然这么硬”,他认为,如果屈从于南京方面的压力将杨开慧放了,那么如何对得起自己的名号?但他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反抗来自南京方面的指示。
想来想去,何键想到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他花钱收买了大量无业游民和社会闲散人士,安排他们上街“游行示威”,何键趁此机会向南京方面回电表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如果毛泽东的堂客不杀,别的政治犯也都可以不杀了。”
之后,何键对外放出消息,说要将杨开慧“斩首示众”。
行刑
杨开慧对于即将到来的命运早有心理准备,当她的六舅妈严嘉女士前来探监时,杨开慧特意叮嘱对方下次再来时,帮忙准备一套新衣服,一面小镜子以及一点化妆品。
几天后,严嘉带着杨开慧要求的东西再次来到了监狱,看着冷静莫名的杨开慧,严嘉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杨开慧对此却看得很开,反而安慰严嘉不要难过,并叮嘱她:“我死之后,不要作俗人之举。”
在行刑的日子即将到来时,何键却改变了主意,给负责行刑的特务营下达通知将“斩首示众”改为“枪决、曝尸三日”。
何键特务营中的士兵基本上全都是他从湖南醴陵老家招来的,因此对他异常的忠诚,让特务营行刑,何键觉得很放心。
1930年11月14日一早,特务四连执行官晏国务吃完早饭后,急匆匆来到4连2排的驻地吹起了哨子。
等2排的士兵们集合后,晏国务板着个脸说道:“今天办人,办的是要犯,行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警戒,不可出一点差池!”
之后,晏国务让副目姚楚忠与罗国林、黄正榜等人去监狱里押解杨开慧,自己与剩下的人去了清乡司令部“法堂”。
到了“法堂”后,荷枪实弹的二排特务们呈两列相面而立,坐在队伍尽头的是执法处长李琼,在李琼的前面是一张长桌子,桌子上有一张纸,一支毛笔,一个令箭样式的白纸做成的“标子”,上书“枪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旁边还有一个盛有红色墨水的砚台。
过了不到10分钟,姚楚忠等人将杨开慧押解到了“法堂”内,面对两侧杀气腾腾的反动派特务,杨开慧没有丝毫的畏惧,镇定自若的走到了“法堂”正中间。
只见李琼挥了一下手,姚楚忠等人就解开了杨开慧身上的绳索,并脱下了她的外衣,只留下了一件单薄的内衣。
之后李琼拿起桌子上那张纸,向杨开慧宣读她的“罪状”。
宣读完毕后,李琼再次问杨开慧道:“最后问你一次,你愿不愿意声明脱离与毛泽东的夫妻关系?如果愿意的话,仍可恢复你的人身自由。”面对故作慈悲的李琼,杨开慧没有给予正面回答,只是朝地上吐了一口吐沫。
李琼见状点了点头,从桌子上拿起毛笔在砚台里蘸了蘸后,将“标子”上的“杨开慧”三个字从上往下一划一带,然后“啪”的一声将毛笔放在砚台上,拿起面前的“标子”往地上一扔,然后“哼”了一声起身离开了。
姚楚忠见状立马和罗国林一起再次将杨开慧捆住,黄正榜则快步上前将地上的“标子”小心翼翼地捡起,将之插到了杨开慧的后颈处。
按照何键的指示,“行刑队”押解着杨开慧从清乡司令部里出来后要“进行游街,让大家看看‘亲共’的下场,以产生‘威慑’作用”。因此,杨开慧被他们押解着从北正街走到南正街,之后又走到了学院街口。
国民党反动派大摇大摆的举动很快就吸引了长沙百姓的注意,周围很快就聚集了大量的人群,负责行刑的国民党反动特务们,不但丝毫没有对处决一名手无缚鸡的女子感到羞愧,反而像是感到“十分光荣”一样,像一只只高傲的鹅一样的表现的趾高气扬。
在学院街口停留了一会儿后,一名特务拉着一辆不知从何处搞来的的黄包车停到了杨开慧面前,姚楚忠和另一名特务迅速将杨开慧架到了车上,之后继续带着她“游街”。
在长沙城里转了一个多小时后,队伍才经浏阳门出去,一路直奔丘陵山上的识字岭。
识字岭是一座陡峭又偏僻蛮荒的山岭,人迹罕至,因此被国民党反动派当作了杀人刑场。
黄包车上的杨开慧眼见骑着马走在最前面的晏国务停了下来,知道这里就是自己的安眠地了,没等姚楚忠动手,自己就从车上走了下起来,然后默默的走到一处坟堆上,背对着行刑队伍,谁也不知道此时的她到底在想什么。
晏国务是本次行刑的“监斩官”,他看了一眼太阳,觉得时候差不多了,对站在杨开慧后面负责行刑的刽子手帅保云说道:“行刑!”
帅保云立即拿起手中的驳壳枪对准杨开慧的背部连续开了两枪,杨开慧身体一震,缓缓地倒在了地上。
晏国务上前看了杨开慧一眼,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去。姚楚忠知道任务完成了,赶紧将杨开慧身上的绳子解开,然后跟着大部队下山了。
当对毛主席和红军恨之入骨的何键得知杨开慧被枪决了的消息后,觉得并不放心,又派人去了一趟刑场,那人赶到刑场后,发现杨开慧并没有死,但也只剩最后一丝气息了,她用全身最后的力气,通过用嘴啃、用手扣的方式,挖出了几个小小的坑。
面对杨开慧的惨状,这名冷血的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丝毫的动容,直接跑到特务营4连驻地,找到刚吃完饭的晏国务说道:“你们今天上午打的那个女人还没死呢,再去补一枪。”
晏国务听后立马将姚楚忠叫了过去,对他说道:“你再去一趟识字岭给杨开慧补一枪,确认她死了再回来。”
姚楚忠立即回答道:“是!”然后带上两个卫兵跑到识字岭上,看着身上仍然留着鲜血,指甲里、嘴里全是泥土的的杨开慧,不知同情为何物的姚楚忠没有丝毫犹豫,对着杨开慧头部就是一枪。
年仅29岁的杨开慧烈士就这么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立碑
杨开慧牺牲时她的近亲属都不在长沙,负责为她收拾后事的是六舅母严嘉和表嫂郑佳娟。
两人在识字岭上的一座荒草堆中找到杨开慧的遗体后,为她换上干净的衣服和鞋袜,连夜将遗体运回板仓,安葬在了棉花坡头上。
当毛主席知道杨开慧遇难的消息时已经是两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当他看到《国民日报》上发表的“毛杨氏已于昨14日下午绑赴识字岭刑场处决”的消息后,悲痛的难以自持。
接着毛主席给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寄去了一封信,上面只有8个字“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随信寄去了30元钱,请杨家人为杨开慧立了一块碑,上书“毛母杨开慧之墓,男岸英,岸青,岸龙,民国19年冬立”
20年后的1950年10月,毛岸英在正式入朝作战之前,决定回一趟长沙为母亲扫墓,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知道此事后,立即给长沙县委打了一个电话,要他们确认杨开慧烈士墓的现状如何。
长沙县委当即吩咐相关人员前往板仓调查,发现20年来在当地人民群众的保护下,杨开慧的坟墓至今仍然完好,只是墓碑上没有“烈士”两个字,于是长沙县委向省委打报告,询问是否需要对烈士的坟墓进行适当修整。
省委请示了毛主席后下达通知:“允许对烈士之墓进行修整,在80万元(旧币,相当于80元人民币)内开支处理。”
长沙县民政局及其他相关部门很快就拟定出了修缮方案,并在毛岸英赶来之前将烈士陵墓修缮一新,总共花了240万元旧币,超支部分由县财政局自己支出。
毛岸英赶到母亲坟墓前后,庄严肃穆地祭奠了一番,然后转身踏上朝鲜战场,就此一去不回。
1962年11月,杨开慧烈士生母向振熙老夫人逝世,毛主席知道此事后,专门向杨开智寄了500元奠仪钱,并提出:“可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
1969年,向振熙、杨开慧的合葬墓正式修建完成,墓碑为汉白玉石所制,上面刻着楷书碑文“杨开慧烈士之墓”,下面刻着毛主席所书的“杨老夫人与开慧烈士同穴”。在墓碑后面还有一方大石碑,上面刻着的就是毛主席怀念亡妻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善恶到头终有报
杨开慧之死和两个人脱不开关系,一个是何键,一个就是姚楚忠。
何键在新中国成立后跑去了台湾,当上了所谓的“总统府国策顾问”,最终在69岁时病死在台北,而姚楚忠,则选择留在了大陆。
不是姚楚忠不想逃离大陆,只是他这样的下级军官,就算想要跟着蒋介石去台湾,蒋介石也不可能要他,因此他只得选择隐姓埋名地留在了大陆。
在之后的日子里,姚楚忠每次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到浑身是血的杨开慧烈士牺牲前的情景,他的良心因此十分不安。
报纸上时不时报道的某某隐藏在大陆的特务落网并被枪决的消息,更是让姚楚忠惶惶不可终日。
惶惶不安地过了20多年后,姚楚忠被认识的人告发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特务,有重大历史问题,旋即被扭送至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建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在劳改期间,姚楚忠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认识到了自己当年杀害杨开慧是多么错误的一件事情。
于是在1970年初主动找到农场的领导,流着泪水说道:“我有罪!是我开了杀害杨开慧的最后一枪!”
之后,姚楚忠将40年前杨开慧牺牲时的详细经过对农场领导讲了一遍。
因为事关重大,有关部门对姚楚忠主动交代的事件十分重视,专门组成了调查小组,对他交代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实地走访了姚楚忠存活于世的“战友”和亲戚们后,确认他所言非虚,立即对上级部门进行了汇报。
1974年7月,姚楚忠被醴陵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对于毛主席而言,杨开慧之死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当年“不做俗人之举”的她,一没要大红花轿,二没要三书六聘、三没要任何嫁妆,提着一个箱子就去了毛主席的宿舍,和他自由结合,成为一时美谈。
后来毛主席在国共合作期间遭受排挤,又是杨开慧劝他回湖南老家去,让毛主席实践了自己发动农民运动的想法。
可以说,杨开慧除了是毛主席精神上的伴侣外,也是他在革命道路上的重要同志。
杨开慧是一个既脆弱又坚强的女人,脆弱的她可以为了毛主席“哭得厉害也会闭气晕倒”,坚强的她可以“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这就是杨开慧,一位让毛主席铭记一生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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