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初，记者们齐聚在辽宁省沈阳市一所幽静的大院内，争相采访一位已年过九旬的老太太。

为什么记者们会“齐聚一堂”呢？原来，这位老太太曾经是一位地下党，而且对抗战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绝对是“热点话题”。

原本清静的小院一时间“热闹非凡”，可住在这儿的老太太却脾气古怪，她从不和街坊邻居们说话，更不喜欢记者们采访她。

无奈之下，记者们只得让一位姓胡的年轻人单独和老太太交谈，这位年轻记者待人热诚，老太太最终被他的诚意所打动，“破例”接受了胡姓记者的采访。

老太太向这位年轻记者讲述了自己革命的往事，至此老太太的身份才彻底浮出水面，原来她不仅仅是普通的地下党成员。

朱德曾这样赞扬过这位老人：她是我们共产党的功臣，是我党的一名“军火大盗”！

那么，这位老太太究竟是何许人也？她的革命生涯又谱写了怎样的壮阔篇章？在她“军火大盗”名号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位老太太的故事，还要从1904年说起。

辗转东三省

这位老太太叫高崇德，她于1904年出生于辽宁省黑山县胡家镇小荒村。

高崇德家中贫穷，她的父亲早在她八岁那年就病死了，高崇德的母亲成为一家人唯一的支柱，母亲带着她和弟弟艰难度日。

贫穷的生活并没将高崇德压垮，反而养成了她坚韧的气质，高崇德从小就性格倔强，她爱读史书，对书中描述的行侠仗义的侠客非常向往，她幻想着总有一天要成为仗剑持戟的“巾帼英雄”，为祖国驰骋御敌。

渐渐地，高崇德长大了，她没有忘却心中理想，一心寻求报国道路。

然而我国东北当时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自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后，东北的抗日呼声一浪盖过一浪。

张学良接替了父亲张作霖的位置成为了奉系军阀的首领，为将日寇赶出东北以“救国难”，张学良日夜操练兵马，随时准备同日本关东军决战。

高崇德便在这个背景下加入了东北军，并在部队中认识了任东北军团长的吕正操。

吕正操是辽宁省海城县人，1922年加入了张学良的卫队旅，此后一路擢升至东北军116师647团团长。

吕正操从小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自己家乡烧杀抢掠的暴行，因此心中对侵略者们充满了仇恨，他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将侵略者们赶出中国。

高崇德在吕正操身上看到了自己所一心追求的侠肝义胆、为国为民的“品质”，渐渐地，高崇德喜欢上了这样的吕正操，而吕正操也喜欢上了坚韧果敢的高崇德。

当时高崇德与吕正操都已二十多岁，正是适合结婚的年龄，于是二人顺理成章结成了夫妻，在军中传为一段佳话。

高崇德爱枪，因此每次在丈夫吕正操训练部队的时候，高崇德总要去训练场上练习打靶，久而久之，高崇德的枪术越发精湛，以至于整个647团也罕有高崇德的“对手”，那些男战士们对高崇德的枪法佩服得五体投地，高崇德“女神枪手”的美名就在东北军中传遍开来。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段铁路，关东军在声称“中国军队炸毁日军铁路”后，以此为借口向沈阳发动突然袭击，随后便大举入侵我国东北。

然而，就在这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却密电张学良，要求东北军不得抵抗日军进攻，全军从东三省撤退。

此时的蒋介石还在奉行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国内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对日军侵占我国东三省一事，蒋介石却以“不得使战争局势进一步激化”为由，对进犯日军“熟视无睹，置若罔闻”。

在蒋介石的压迫下，张学良被迫服从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从而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国际联盟”上，希望国际联盟能够制止日军的侵略举动。

国际联盟是1920年为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而成立的国际组织，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国际联盟便向日军发出警告，要求日军撤出我国东北。

然而，虽然国联确实向日军发出停止进攻的警告，但气焰嚣张的日本军队丝毫不理会国联的警告，侵略的脚步并未因此而停止。

日军打算侵占整个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东北抗日救亡的呼声也一浪盖过一浪，高崇德深刻地意识到，中华民族正面临最危险的时刻。

带着报国觉悟的高崇德走出深闺，放下官太太的虚名，与丈夫吕正操一道投入了抗日的队伍。

高崇德加入抗日队伍之初，她先是在城中到处贴示抗日的标语，她还撒传单，在街头巷尾作演讲，在演讲中大谈东北人民的前途与日军窥视中原之野心。

高崇德号召人们都团结起来，不当亡国奴，要将日本军队“赶出东北”。

就在高崇德宣传抗日救亡期间，高崇德认识了一个姓王的共产党员，这位王先生经常和高崇德讨论抗日救亡活动的纲要和措施，并不断向高崇德讲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主张。

这位王先生还送给高崇德一本叫《陶罗斯上前线》的苏联故事书，这本书讲述了一个苏联女人上前线的故事，王先生勉励高崇德说：“苏联女人能干，我们中国女儿就不行吗？”

高崇德深受勉励，她决定在宣传抗日救亡的工作结束后，也要上前线真枪实弹抗击日本军队，为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贡献力量。

然而，由于蒋介石政府一意主张不抵抗政策，仅靠东北军队零零散散的抵抗与一些爱国民众组成的武装力量根本无法阻挡日军攻势，1932年2月，东北三省沦陷，日军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伪满洲傀儡政权，3000多万东北同胞们饱尝亡国痛苦。

日军意图鲸吞中华之心已是路人皆知，张学良也意识到不能再将所谓的“不抵抗”政策继续执行下去，张学良率东北军队退至热河省，积极谋求抗日对策。

然而，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眼见日军压境，却只忙着种鸦片、卖大烟，他虽表面迎合张学良抗日，实际上却早已将细软收拾妥当，随时准备弃城逃跑。

1932年7月11日，日本关东军特派员石本权四郎被抗日军逮捕，关东军以此作为战争借口，大举入侵热河。

至1933年3月4日，日本皇军装甲车开进承德，热河十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日军全部占领。

张学良被迫南撤，向国民党中央寻求抗日支援，然而国民党却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也只是口头声援张学良抗日，并无实际支持或行动，直到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都是后话了。

东北四省沦陷后，吕正操率领部队前往河北南部敌后前线打击日寇，其时吕正操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崇德为支持丈夫的抗日行动，主动申请带领部队军官家属们南撤。

为了解决军官家属们吃住的问题，高崇德变卖了自己全部的金银首饰，南撤路上充满了艰难险阻，可坚韧的高崇德最终还是将家属们成功送到了陕西后方的安全区域。

高崇德此后便在后方为前线作战部队提供支援工作，可高崇德并不满足于此，扛起枪在前线奋勇杀敌才是她的理想。

一天上午，高崇德原本在宣传救亡队伍中认识的王先生突然找上门来，王先生建议她利用和吕正操的特殊关系，在河南新乡一带建立一个留守处，用以收容原东北军散兵和一些其他部队的散兵，以培养抗日武装势力。

高崇德接受了王先生的建议，她以东北军53军留守处的名义，很快就召集了三百余人，成立了一支抗日武装部队，高崇德用这支部队保护军官家属的安全，同时也为前线战士们输送给养，稳定以后，高崇德凭借这支抗日武装部队，在陕西后方建立了吕部后方办事处。

可就在高崇德成立吕部后方办事处不久，国民党高层突然下令将逮捕高崇德。

原来，早在东北沦陷之际，国民党当局就早已下令南撤，然而高崇德的丈夫吕正操却不顾军令，率部在河南前线抗日，因此，国民政府将吕正操视为“通敌叛国”，高崇德作为吕正操的妻子，也受到了牵连。

高崇德在监狱中向53军军长万福麟反复解释说：吕正操并未投敌，他是在前线为了抗击日寇而战。

后经万军长上下活动，国民党政府发文洗脱了吕正操通敌的罪名，而高崇德也回到后方继续进行后勤工作，为前线作战贡献力量。

军火“大盗”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他们要求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可蒋介石虽然表面上答应联共抗日，可实际上对八路军却是“处处封锁”，国民党既不给八路军提供医疗物资，也不给八路军补充军火。

1937年下旬，高崇德的“老朋友”王先生再次来到陕西，王先生找到高崇德并对她说，要带她去见一个人。

高崇德询问是谁，那位王先生却只微笑着说：“等去了你就知道了。”

王先生领着高崇德来到一座秘密小屋，小屋房间里坐着个人，似乎已等候多时。

那人见高崇德到来，便站起身，伸出手说道：“你好，我是林伯渠。”

林伯渠这个名字，高崇德早有耳闻，他是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十足的大人物。

林伯渠对高崇德的爱国热情和实际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鼓励高崇德多为抗日出力，林伯渠说，党中央正积极敦促蒋介石合作抗日，在陕北的工农红军也正在加紧训练，时刻准备奔赴抗日前线。

高崇德热血沸腾，她向林伯渠请愿说，自己也要上前线打鬼子。

林伯渠看着高崇德，略加思索后便摇了摇头，林伯渠对高崇德说：“按目前情况来看，你的身份特殊，还是不要上前线，相比于上前线打鬼子，党组织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林伯渠沉默了一下后对高崇德说：“党组织要交给你的任务十分危险，你是国民党官太太，跟着我们八路军上战场不合适，但利用‘特殊身份’为前线八路军偷运些军火，此事只有你才能做。”

言下之意，林伯渠要高崇德从国民党军火库中偷运军火，可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偷运军火谈何容易，一旦被发现就有杀头的危险。

然而高崇德却欣然接受了偷运军火的任务，他回到吕部后方办事处后，便开始谋划怎样才能绕过国民党的耳目。

高崇德把东北军的军火仓库定为偷运军火的目标，早在张学良的部队中，高崇德便在东北军负责后勤工作，所以并没有引起怀疑。

于是，高崇德便大大方方地在东北军军火仓库“提货”，由于东北军大大小小官兵基本都认识这位“团长夫人”，高崇德的偷运军火行动一开始进行得十分顺利。

高崇德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军火物资从军火库中偷运出来，再由她组建的武装运输部队将这些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八路军前线。

高崇德每次偷运军火，总是亲自和八路军商定好运送路线，再亲自将军火送出去，手下人都以为军火是送往国民党军队前线去了，根本想不到这一批批弹药都送到了八路军手上。

1938年的一天，国民党军队在清点军火库物资数量时发现不对，这才警觉军火库早已被盗。

国民党高层获悉此事后，派出专员前往调查军火库被盗一事，经过仔细清点，失窃军火数量巨大，甚至都足够打十几场大小战役，被盗军火数字如此之之巨，这在国民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调查结果震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会将其定名为“民国最大军火仓库被盗案”，并扬言一定要将盗贼缉拿归案。

可不论国民党如何调查这起“军火被盗案”，愣是一点线索也没找到，调查员翻遍了军火调用记录，可就是找不到任何疑点，即至调查员放弃调查，此案也就成了一桩悬案。

而“罪魁祸首”高崇德见偷运军火竟闹出这么大动静，也变得格外小心谨慎起来。

高崇德意识到，国民党内部既已警觉，那就不能像原先一样大大方方提运军火了，为保障偷运军火的工作顺利进行，则一定要有合法正规的身份作掩护。

可高崇德发现，丈夫吕正操的部队是“原”东北军691团，自己组建的武装运输部队的成员们又都是“散兵游勇”，不论是丈夫还是自己的部队，其实都并不被国民党中央所承认。

于是，高崇德找到了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希望能给丈夫和自己的部队一个正规番号。

经过高崇德的积极争取，由吕正操率领的东北军691团获得了“第一战区独立游击支队”的新番号，吕正操任支队司令，高崇德也就顺理成章担任了游击支队留守处处长，有了这层身份，高崇德便可以继续偷运军火了。

高崇德从东北军军火库中偷运出的大量军火物资，为前线抗日的八路军提供了极大支持，正在前线同日军苦战的八路军经常遭遇弹尽粮绝的情况，可高崇德的运输队们却总是能在紧急时刻“雪中送炭”，在高崇德源源不断的军火物资支持下，前线的八路军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

日本军队对八路军的弹药数量感到震惊，交战时，八路军的子弹好像“永远也打不完”，就连国民党军都怀疑，八路军有秘密的“军火制造处”。

可不论国民党与日本军官们如何猜测，高崇德为八路军输送的一批又一批军火在抗战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

“金盆洗手”

军火库接连被盗，国民党高层震怒，国民党特务经过反复调查，最终认定高崇德就是“军火大盗”。

由于高崇德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妻子的身份，这些特务们不敢妄下毒手，他们潜伏在阴影中，时刻寻找着抹杀这个“军火大盗”的机会。

1940年秋天，国民党河北预备3师的几个人来到了高崇德一战区留守处的驻地。

面对这些“不速之客”，高崇德问：“你们到这干什么？”

那几个3师的士兵回答：“看地形。”

高崇德又问：“这是一战区留守处的驻地，和你们3师有什么相干？”

那几个人又答：“我们等你们搬走后，想到这里驻扎。”

高崇德摇摇头说：“我们并没打算搬走。”

那几个士兵看了一阵后就走了，殊不知他们的“反常举动”却引起了高崇德的怀疑。

果然，就在当天夜里，预备3师的一个团包围了高崇德的驻地，高崇德和他的武装部队同预备3师进行了激烈交锋，高崇德被敌人子弹打伤，在武装部队的保护下，高崇德最终拼死突出了重围。

至此，高崇德“军火大盗”的身份暴露，这位留守处处长一下成为国民党、日本军、伪满洲军（日本实际控制）三方追杀的目标。

为保护高崇德人身安全，八路军陕西办事处找到逃亡中的高崇德，通过秘密交通线避过了敌人耳目，将高崇德安全送往延安。

高崇德到延安不久后枪伤复发，于是在八路军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开始前，朱德曾专门交代医院：一定要将她医治好，她是我党的功臣，是一名敌后的“超级间谍”，是我党的一名“军火大盗”啊！

毛主席也考虑到高崇德的健康问题，此后便让她留在党中央总部机关工作，并没有让高崇德回到前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不久后解放战争打响，高崇德随解放军来到沈阳，参与了轰轰烈烈的辽沈战役。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残部败退台湾，这位曾经的“军火大盗”才结束了她的戎马生涯，在党中央为建设新中国继续发光发热。

1950年，高崇德枪伤复发，被送往沈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疗养，痊愈后，高崇德没有再参加工作，组织安排她在辽宁省委干休所居住，享受正厅级待遇。

1995年，预感到大限将至的高崇德最终接受了记者采访，她向记者详细地阐述了自己曾经曲折的革命经历，她“军火大盗”的故事才为人所知。

同年，高崇德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