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18日，沈阳六一五厂（沈阳造币厂）出现了一件震惊全国的特大黄金被盗案，用来偿还苏联外债和换取百姓粮食的800两黄金，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奇“失踪”了。

要知道，当时可是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那800两黄金完全可以说是救命钱，因此黄金失窃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耳朵里，周总理对这一起案件十分的重视，当即给公安机关下令，务必尽快侦破此案，将黄金找回。

公安机关接到周总理命令后，立即对六一五厂进行了严密调查，结果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黄金到底在谁手里，这起案件也因此成了一桩“悬案”。

周总理

时光荏苒，一眨眼19年过去了，这一起黄金失窃案仍然没能告破，直到1980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沈阳分行里一名农妇的到来，才让公安干警知道了800两失窃黄金的下落·····

不翼而飞的黄金

1961年3月18日，沈阳六一五厂（沈阳造币厂）经营产品包装组组长的郭家惠忙完一天的工作后，像往常一样走入包装组工地的一间仓库里，仓库里面存放着一批代号为“100号产品”的黄金。

六一五厂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路，始建于1896年，是我国的重要制币厂。1961年的中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接连遭受了数年的大规模自然灾害，主要产粮区全都受了灾，没有粮食人民就无法生存，仅1960年，我国就有9个县的死亡率超过了100‰。

自然灾害

更糟糕的是，刚刚与中国交恶不久的苏联趁此机会落井下石，逼迫我国偿还拖欠该国的债务。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央政府交给了六一五厂一项重大任务：将从民间收集上来的零散黄金、白银冶炼成品，以偿还拖欠苏联的债务，并以此来从苏联购买中国人民急需的粮食。为了保密，黄金、白银分别被冠上了“100号产品”和“200号产品”的代号。

郭家惠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装有黄金的箱子，这些箱子将在不久后离开六一五厂，到时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在确认无误后，郭家惠于当天下午5点20分锁上了仓库的大门回了家。

第二天是周日工厂不上班，当星期一郭家惠抵达工厂办公室时，一名叫做高兴贵的包装组工人急急忙忙地走到了他的面前，对他说道：“不···不好了！·一百···一百号···”

眼见高兴贵因为焦急连话都说不完整了，郭家惠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赶忙问道：“100号产品怎么了？”

高兴贵深吸了一口气，说道：“100号产品被盗了!”

当郭家惠跟着高兴贵急匆匆地跑入仓库后，发现一个装黄金的箱子被人给撬开了，箱子里面的4块黄金只剩下了两个，其他两块加起来有800两零7钱重的黄金“不翼而飞”了。

用来摆放黄金、白银的仓库是临时用木头搭建的，仓库的木板间壁墙上有一个大洞，很明显，前天晚上郭家惠离开后，有人顺着这个洞潜入了仓库内，并将黄金盗走了。

金块

当时民风比较淳朴，工人们思想觉悟也很高，再加上防盗水平不如今日发达，六一五厂内基本上没做任何的防盗措施，大家都没有想到还有人会对公家的黄金产生非分之想。

因为这批黄金事关民生大局，因此这一起盗窃件迅速惊动了党中央，当周恩来总理知道800两黄金的救命钱被偷了后十分震怒，当场下达指示，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行动起来，务必尽快侦破此案，将黄金找回。

专案组的公安干警抵达六一五厂并进行调查后，迅速认定这是一起内部人员作案，案发时间应该在18日晚上，作案工具应该是羊角锤。专案组认为，想要侦破这起案件应该十分容易，毕竟这个厂子里员工不过千人，地面上还有犯人留下来的胶底棉鞋鞋印，这么多证据摆在眼前，想不破案都难。

就这样，专案组先是让厂子里以“检查卫生”为由，要求厂子里的工人们上交自己穿的胶底棉鞋，之后命人挨家挨户地搜查羊角锤。然而让专案组没想到的是，忙活了几天后，收上来的胶底棉鞋和羊角锤没有一个和本案有关。

羊角锤

但这并不能难倒专案组，他们紧接着要求厂子里所有员工交代18日下班后的去向和证明人，结果查了半天专案组也没发现任何疑点，所有员工都有不在场证明。

就在专案组的专家们感到手足无措时，突然间接到了一条重大线索：“护厂队的贾清吉曾当众说‘这些黄金不能放这了，早晚要出事儿。’案发两天前他刚被调离护厂队，紧接着就发生这事，很明显有重大嫌疑。”

于是专案组对贾清吉进行了重点关注，并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结果贾清吉坚定地表示不是自己偷的，再加上贾清吉在厂子里有口皆碑，就算被调到炼金车间也没占过公家一点便宜，没找到证据的专案组只得在他的档案里写上“100号产品案件重大嫌疑分子”，将他调离工厂去“三线建设”。

之后专案组的目光投向了不久前刚辞职回老家的本厂员工李春生的身上，于是千里迢迢地赶往李春生的老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李春生回到老家后不久就被人打残疾了，他原本想着在城市吃不饱饭，回农村老家的话说不定方便一些，没想到摊上这事，但也因祸得福的打消了专案组的怀疑。

最终调查来调查去调查到了六一五厂厂长李榆的身上，专案组认为李榆身为厂长，一定对工厂十分熟悉，于是对他展开了调查。

专案组在李榆家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羊角锤，正在大失所望之际，意外得知李榆家的保姆在两年前辞职回老家了，当即认为李榆和保姆一定有不正当关系，李榆很可能偷偷地将两块黄金交给了保姆，于是又专门跑去李榆保姆的老家进行调查，结果仍然一无所获，这桩黄金被盗案也自此成为了一桩悬案。

六一五厂（沈阳造币厂）

竟然是他？

时光荏苒，转眼间来到了1980年，在这一年，我国逐步放松了对黄金买卖的管制，黄金的价格也因此水涨船高。

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内迎来了一名农村妇女，她叫做黄淑珍，在一家街道托儿所里当保育员。

黄淑珍一脸紧张的走进营业部后径直走向7号窗口，说道：“听说现在换黄金不再需要户口本了是吗？”见营业员点头后，黄淑珍明显舒了一口气，然后掏出一个小包袱，从里面拿出了一块黄金交给营业员，说道：“你看，我这块金子能换多少钱？”

黄金

营业员管凤昆盯着那一块黄金看了十多秒，然后面不改色地对她说道：“您这块金子差不多能换23000多元人民币，这么多现金您也不好拿，要不您把这些钱放在我们银行，存起来吧。”

黄淑珍向后看了一眼，然后回过头来对着管凤昆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了储蓄单，要求管凤昆将钱分别存入6个姓名不同的账户内，65的零头则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正在黄淑珍打算离开时，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一脸笑容的走到黄淑珍身边，笑着说道：“外面天气挺热的，要不您先在我们办公室里面喝杯茶吧。”这时工商局管理所管理员夏玉环也走到黄淑珍身边，说道：“您带着这么多钱不安全，我们过会儿安排车送您回去吧。”

2万多元钱在80年代可不是小数目，黄淑珍以为对方之所以对自己如此热心，是因为自己是银行“大客户”，所以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便欣然应允。

当黄淑珍在办公室里喝着茶畅想着未来时，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副局长李广军带着3名警察走了进来···

警察（非李广军）

不久后，警方顺利侦破“100号产品案”的消息传遍了六一五厂，当经历过“100号产品案”的老工人们听说黄淑珍和她丈夫被抓的消息后，纷纷高呼：“竟然是他！”

那么，老工人们口中的“他”是谁？犯人是如何作案，黄淑珍又是因何暴露的呢？

“老实人”不“老实”

工人们口中的他指的是1980年在六一五厂担任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的关庆昌，他是六一五厂出名的“老实人”。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年关庆昌入厂填写“职工登记表”时，在“自我鉴定”一栏填写的是“忠诚老实”，在“是否将问题交清，有无隐瞒”一栏填写的是“我是忠诚老实的、彻底的将问题交清，如发现隐瞒，愿受组织惩办。”

然而关庆昌在登记时就没“老实”，解放前他曾在伪抚顺市警备队当过文书，结果在填写登记表时却刻意隐瞒了这一段历史，在“有无参加任何党团组织”一栏中填写的是“无”。

正所谓“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关庆昌的伪装很快装就被认识他的人所戳破，不过毕竟同处工人阶级，再加上在工厂干活时关庆昌一直兢兢业业，十分卖力，所以厂子里的工人们并没有把这当一回事，真的觉得他是个“老实人”。

而组织上也没有追究关庆昌隐瞒过往历史的问题，因为关庆昌工作卖力的缘故，还将他任命为六一五厂生产管理科副科长。不过关庆昌本人并没有因此感恩戴德、洗心革面，反而觉得这都是自己应得的。

关庆昌的妻子黄淑珍大关庆昌两岁，没上过学，是一名头脑比较愚钝的农妇，喜欢唯关庆昌命是从，她进入六一五厂后按照丈夫的指示，今天偷一个金疙瘩，明天偷一个金耳环，没用几天就偷了差不多一斤的零散黄金。

金耳环

不过关庆昌本人对这点“小钱”并不知足，他深知“风险越大，机会越大”，决心“玩一票大的”，并把坏主意打到了100号产品上。

关庆昌认为自己“办大事”最大的障碍就是护厂队的贾清吉，那家伙整个一“看厂虎”，每天背着一杆枪在厂子外面溜达，警惕性很足，之前有一天晚上，贾清吉带着几个工友跑去厂长家将厂长拉到厂子里，当着厂长的面把仓库大门的锁捅开，并大声喊道：“这些黄金不能放这了，早晚要出事儿。”

正在关庆昌绞尽脑汁地想着怎样绕开贾清吉取出黄金时，贾清吉突然就被调到车间工作去了。关庆昌不由得在心里庆幸：“想睡觉送来了枕头！”

他对于厂子里员工的生活规律十分的了解，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案计划。

3月18日晚6点，关庆昌带着一把铁制羊角锤、一根绳子以及一副手套穿着雨衣跑到工厂内，将作案工具放入自己的办公室里后跑到工厂浴室里和工友们一起泡澡，平时喜欢沉默寡言的他，在洗澡时尽可能地与浴室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说几句话，给对方留下自己在泡澡的印象，之后迅速离开浴场，回到办公室拿出工具跑向包装组工地上的仓库。

在用羊角锤给仓库“开了个洞”并撬开装黄金的箱子后，关庆昌用双手随便抓了两块金子出来，用绳子将金子绑住，然后将绳子挂在脖子上一溜烟的跑回了办公室。

金块

关庆昌原想将黄金藏到办公室里面，转念一想这样不太安全，于是又将黄金带回了家，让老婆藏在筐子下面。

将金子交给老婆后，关庆昌又跑到工厂俱乐部跳舞场外，整理了一下仪容后他一脸泰然自若的走了进去，然后与工会主席亲切的打了个招呼，此时是下午6点半。

当公安干警盘问关庆昌当天的活动踪迹时，关庆昌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6点在和工友洗澡，中途去了一趟外面，想找理发店理发，结果因为当天下雨的缘故，理发店都关门了，所以自己于6点半去了工厂俱乐部跳舞场，10点散场后和邻居工友一起回了家。

工厂文化墙

关庆昌的话得到了很多人证实，于是顺利地蒙混过关了。

至于胶底布鞋和羊角锤，关庆昌18号晚上回到家后，就将自己的鞋脱了下来，让老婆连夜换了一双鞋底，羊角锤则找了个机会坐车扔到了一所学校的厕所里，从父亲那里拿了一个木制羊角锤交了上去。

画猫画虎难画骨

因为关庆昌平时伪装得不错的缘故，没有任何人对他产生怀疑，专案组还因为觉得他“无作案因素”的缘故，让他成为了“协助办案人员”，当然，有关庆昌的“大力协助”，专案组什么也没查出来。

关庆昌虽然成功地偷到了黄金，但这也成了他极大的心里负担，因为800两黄金纯度过高的缘故，他不敢随意出手，拿在手里又提心吊胆，在家里换了好几处藏黄金的地点，最终决定用布包裹着藏到炕柜的下面。

有一天，关庆昌实在忍不住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父亲，之后没过一年，父亲就驾鹤西去了。关庆昌知道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自从自己将偷黄金的事情告诉他后，父亲一直提心吊胆，他是被自己“吓死”的。

更让感到痛苦的是，偷了黄金后他表面上虽然能装作面无其事，但是心里仍然十分紧张，不管谁看他，他都觉得对方眼睛里有着“不明意味”，因此他只得比以前“更上进”，更加“关爱集体、工友”，脏活累活抢着干，待人接物客套到生疏，为此年终评定时他还得到了个“不能大胆开展批评”的评语。

工厂开会

为了避免暴露家里有黄金的事情，关庆昌不敢买新衣服，一件棉袄能穿十多年，衣服上打几十、上百个补丁是常有之事，“艰苦朴素”又“大公无私”的关庆昌得到了工友们的一致好评，组织上也很认可他，将他提拔为生产计划科副科长。

法网恢恢

1979年年初，觉得“风头已过”的关庆昌将那两块黄金取出自行分割成了9块，将其中8块藏在自家箱座底下，剩下的一块黄金，他打算将其与黄淑珍盗窃出来的三块零碎黄金，自己家里的两块银首饰一起融化，以此来降低黄金的浓度，结果因为温度太低的缘故，这次行动没有成功。

8月20日，关庆昌找到工厂里的工人，说要帮越南归侨融化黄金，厂里面已经批准了，请对方帮着自己将黄金融化定型。

看着重新熔炼出来的黄金，关庆昌觉得自己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是当时国内对黄金交易管制严格，关庆昌担心自己贸然将这一块熔炼过的黄金拿出去交易，很可能会有暴露的风险，于是决定“忍一忍”。

1980年年初，国家放宽黄金交易管制传开后，关庆昌心想：是时候将手里面的黄金“脱手”了。

1980年4月15日，关庆昌将那一块熔炼过的黄金劈成两半，然后拿出其中一块重约58两4钱3分的黄金交给妻子黄淑珍，让她等会儿去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出售。

上世纪的中国人民银行

离开家门后，关庆昌首先跑去单位跟领导请假，说自己老婆生了重病，自己要去医院看一看。然后他跑到沈阳分行营业部，等着妻子的到来。

9点多的时候，关庆昌忐忑地看着妻子慢悠悠的走向7号窗口办理交易，当妻子回头征询他意见的时候，关庆昌不着痕迹地点了点头。

不久后，关庆昌看到办完手续的妻子被工作人员邀请去办公室“坐坐”，心情舒畅的他没有多想，高高兴兴地向着工厂走去。

然而关庆昌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妻子拿出黄金的那一刻，就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注意。毕竟那一块黄金的纯度实在是太高了，根本不像是一般的民用黄金，反而更像是工业用黄金，营业员管凤昆在帮黄淑珍办理手续时，悄悄将此事向主管人员作了汇报，并报了警。

做着发财梦的黄淑珍哪里想到自己已经暴露了，开开心心的在办公室里喝着茶，结果等来了公安局副局长李广军和三名公安干警。

当李广军指出黄淑珍手里的高成色工业用黄金“来源有问题”的一刹那，黄淑珍脸都白了，竹筒倒豆子般的将自己与丈夫的所有犯罪事实全都交代了个遍。

当天下午5点钟，刚参加完工厂党员大会的关庆昌兴高采烈地等待着下班时间的到来，他仿佛已经闻到妻子准备的“庆功宴”的味道了，这时工厂保卫科科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请他去一趟会议室，当没有戒心的关庆昌推开会议室大门的一刹那，脸上的微笑再也挂不住了，迎接他的并不是工厂里的同事，而是带着明晃晃手铐的公安干警。

在关庆昌被捕的同一时刻，警方在他家里成功搜查出了全部的金块，辨认出这些金块是从完整的金块上分割开的，上面还有原号码残留，可以证实这正是19年前六一五厂丢失的黄金。

关庆昌夫妇被捕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刑法第九条与《惩治贪污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二条之规定，认定关庆昌犯有贪污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黄淑珍为从犯，判处死缓。

辽宁高院审核此案时，将黄淑珍改判无期徒刑，并提交最高人民法院。

80年代审判现场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关庆昌、黄淑珍所犯并非贪污罪，而是盗窃罪，遂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并要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

因为盗窃罪是不会判处死刑的，所以关庆昌被改判为无期徒刑，黄淑珍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些因为关庆昌夫妇偷黄金受到牵连的无辜人员，也得到了平反。这起惊动周恩来总理的黄金盗窃案，至此终于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