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镇反”运动进入高潮，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要求所有曾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职的人员到公安机关登记，截止日期前没有登记的人员将会被逮捕，并反复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一时间，大量国民党人员跑到南京市公安局登记，在短短5天时间里就登记了4000多人，登记日期截止后，南京公安迅速逮捕了一批没有登记的国民党人员。

这其中就包括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驻沪办事处主任的鲍君甫。

然而鲍君甫在被抓之后却连连叫冤，还说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对革命是有过贡献的，并要求给检察机关陈赓写信求证自己的身份。

那么，这个鲍君甫究竟为革命作出过什么样的贡献？为什么他又会被当做“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最后的结局又如何呢？

留学日本，社交广泛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前山白石村（今属广东珠海），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

在日本成长起来的鲍君甫精通日语，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风俗都了如指掌，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通。

1919年，鲍君甫从日本返回祖国，来到了上海，在一个日本人开办的基督教青年会里工作，先后投身于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

在上海，鲍君甫经常混迹于上海各租界和政府官员的聚会，在他们之间开展了广泛的交际，与上海各租界巡捕房、政府官员和上海帮会都建立了深厚的人脉关系。

同时，精通日文的鲍君甫还经常为日本在华的通讯社撰稿，逐渐崭露头角，有了一定的名气。

鲍君甫

1924年，鲍君甫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结识了当时的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负责人顾顺章，并在顾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些共产党员。

在上海期间，鲍君甫是伊文思洋行书店的常客，结识了在书店里供职的上海洋行工会负责人、青帮中人杨剑虹，在交谈中，鲍君甫听出杨剑虹也是广东人，于是认下了这个老乡，两人也渐渐熟络，逐渐成为了莫逆之交。

后来，杨剑虹离开上海去到广东投奔陈立夫，并很快成为陈立夫的亲信助手和得力干将，还将老乡鲍君甫介绍给了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大员。

鲍君甫对陈立夫这杆“大旗”不可谓之不上心，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只要陈立夫、张道藩等大员来到上海，鲍君甫都会常伴鞍前马后，伺候的无微不至。

陈养山

1926年，鲍君甫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陈养山。

彼时，陈养山正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任科长，常到鲍君甫居所附近的“中共党校”（即上海私立大学）学习，也经常去鲍君甫家中学习日语。

陈养山时常将学习的《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带给鲍君甫阅读，并且多次与鲍君甫交流对中国政治与共产主义的看法。

在陈养山的影响下，鲍君甫的思想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还参加过几次中共的会议，又认识了沈雁冰等共产党员。

《中国青年》杂志

“双面间谍”，红色特工

1928年，蒋介石以退为进，当选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在上台后，为了加强其独裁统治，打压党内的异己，蒋介石指示陈立夫组建“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

陈立夫在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任命亲信杨剑虹为采访股的总干事。由于当时党务调查科尚处于草创阶段，缺乏得力的骨干，陈立夫看中鲍君甫在上海的广泛人脉，让杨剑虹赴上海拉鲍君甫“入伙”，请他加入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

但是，鲍君甫将杨剑虹准备拉他“入伙”参加“反共”工作的事情告诉了陈养山，并表示愿意将自己在任期间所得到的有价值的情报上报“党内”。

陈养山在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后已经十分认可鲍君甫的为人，他迅速将这一情况向江苏省委做了汇报，江苏省委遂要求陈养山将此事形成一份正式报告上报中共中央。

中共特科在了解情况后，对此事极为重视，认为这是打入国民党特工高层的绝好机会，于是周恩来亲自指示陈赓，要他尽快与鲍君甫面谈。

陈赓

不久，鲍君甫就与化名为王庸的陈赓在黄浦江畔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了。

在交谈中，鲍君甫向陈赓透露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表达了自己虽拥护革命但身不由己的苦衷。

陈赓当即向鲍君甫表示，自己非常理解他现在的处境，也十分相信他的人品，希望他能够在国民党特工内部潜伏下去，并打通淞沪警备司令部、国民党上海党部之间的关系。

陈赓还要求鲍君甫与上海各租界的情报机构、各巡捕房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以伺机取得情报、营救被敌人逮捕的同志。

鲍君甫答应了陈赓的要求，不过他还是向陈赓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 他在工作上不可避免地需要迎来送往，组织上能否给予一些经费？

二， 他的国民党上级会不可避免地向他索取有关中共的情报，组织上能否帮他取得上级信任？

陈赓听到鲍君甫的问题后，当即递给他一根金条，并表示每月都有300大洋的日常经费，此外还可以提供给他一些特别经费。

至于情报问题，陈赓请鲍君甫放宽心，表示自己以后会不断的向他提供一些党内的情报，决不会让他受到上司的怀疑和刁难。

就这样，鲍君甫加入了特科二科，正式确立了“双重间谍”的身份，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打入国民党特务部门的间谍。

为了方便传递情报，陈赓委派曾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的地下党员连德生担任鲍君甫的保镖，并担任其在中国方面的领导人，随后又指派中共党员安娥作为其专职秘书。

陈赓为了掩护鲍君甫的身份，特地请示中共中央，在将一些宣传品和《布尔什维克》、《红旗》的红色刊物以及一些不太重要的党内文件送交印刷前，先将底稿交给鲍君甫，让鲍君甫拿去邀功。

由于源源不断的“工作成绩”，鲍君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的地位逐渐稳固，此后“中统”的各任长官都对他十分信任。

1928年10月，鲍君甫的朋友、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剑虹受到贪污的指控而畏罪自杀。

陈立夫和陈道藩遂联名向蒋介石推荐鲍君甫继任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负责人，蒋介石欣然同意，并亲自签发委任状，让陈立夫亲赴上海宣读。

在接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负责人后，鲍君甫开始了他在上海威风八面的生活，他用陈赓给他的经费购置了一辆高级轿车，每天驾驶着它出入国民党上海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各租界的巡捕房，给人留下一种高深莫测的印象。

陈赓

凭借着天生的交际天赋，鲍君甫很快与淞沪警备司令钱大均、上海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

一次，谭绍良找到鲍君甫打听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否关押了他们手底下的两个人，鲍君甫遂直接找到淞沪警备司令钱大均询问，在得到了“确有此事”的答复后，鲍君甫当即请求钱大均放人。

当鲍君甫赶回巡捕房时，被关押的二人早已先他一步放回来了，谭绍良欲拿出200大洋送给鲍君甫以示感谢，但是遭到鲍君甫的拒绝。

这件事让英国巡捕房印象很深，他们随后就向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与鲍君甫以外的人接触”，还将他介绍给法租界巡捕房，并与法租界巡捕房一起聘鲍君甫为高级顾问。

此后的鲍君甫可谓是身价倍增，国民党军警宪特视其为深受委员长信任的人，外国各巡捕房则认为他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因此，鲍君甫可以从诸多渠道获得大量的情报。

传递情报，惩治叛徒

鲍君甫在成为上海地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领导人后，曾多次遇到叛徒告密的情况，每一次他都及时地将情况上报，帮助中共特科处决这些背叛革命的叛徒。

1928年底，淞沪警备司令部给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送去一封密信，要求巡捕房协助摧毁设在公共租界中的一个中共地下机关，抓捕在场的所有中共党员。

巡捕房探长兰普逊立即请来“中共问题专家”鲍君甫协同抓捕，鲍君甫叫苦不迭，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先去巡捕房看看情况。

在来到巡捕房后，鲍君甫发现密信并不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写的，而是出自一个叫戴冰石的叛徒之手。

随后，鲍君甫跟着兰普逊、谭绍良一起来到这个位于平凉路的中共地下秘密机关内，抓捕了在该机关内活动的7人。

在回到住处后，鲍君甫立即通过连德生将这一情报上报给了陈赓，经过陈赓的调查，戴冰石是在杜月笙的引荐下，向国民党大特务杨虎自首的，并准备除掉这个叛徒。

杨虎

然而几天后，戴冰石却托人主动找到了鲍君甫。

原来，在前几天抓捕的7个人中，有一个人是戴冰石的小姨子，妹妹的被捕让戴冰石的妻子极为气愤，戴冰石也经不起妻子的不断哭闹，这才托人找到鲍君甫请求将他的小姨子放出来。

鲍君甫一看这个情况，感觉机不可失，于是赶紧答应下来，并让戴冰石到一个小旅馆里接她小姨子。

戴冰石走后，鲍君甫立即将这个情况和自己的计划告诉了陈赓，几天后，在上海一家小旅馆的门口，戴冰石被中共特科的三名特工当场击毙。

1929年的一天，铁路工会一个姓顾的秘书走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大门，找到工作人员说有要事相告，巧的是，这个秘书找的人是刚刚被鲍君甫安插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中共特工宋再生。

宋再生当即就怀疑这个顾秘书可能是个叛徒，没有好气地对他说：“快下班了，有什么事抓紧说！”

宋再生

顾秘书一看宋再生这个态度，反而把他当成了个大官，于是凑到宋再生的耳边悄悄说：“抓获柏山的奖励是多少？”

宋再生一听这话，立即感到事态严重，因为这个叛徒口中的“柏山”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的化名！

宋再生先是问出“柏山”的具体地址，又以管赏金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为由，套出了叛徒的住址和姓名，让他先回去等着，只要他们一抓到“柏山”，就把赏金给他送过去。

在叛徒走后不久，宋再生就报告了鲍君甫和中央特科，中央迅速转移了李立三，并且制定了惩治叛徒的方案。

几天后，鲍君甫和宋再生就通知那个顾秘书，要他在晚上十点前往大都饭店附近的街口等人接他去见警备司令。

李立三

是日晚，顾秘书在指定的地点见到了宋再生，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向大都饭店走去，此时，街口两个伪装成小贩的中共特工迅速举枪击毙了顾秘书。

1930年4月，中共中央派往苏联留学的黄埔一期学生黄第洪回到上海，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与其联络。

周恩来是黄第洪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在校期间，黄第洪政治思想上表现不错，被中共吸收入党。

黄第洪毕业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留校任职，供职于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后来周恩来又安排他赴苏联留学，可以说，周恩来是黄第洪的恩师，对他极为器重。

但是，黄第洪已经习惯了莫斯科安逸恬淡的生活，不想再为革命流血牺牲了，于是暗地里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愿意脱离中共、重新归顺校长，恳请校长不计前嫌，收留自己。

黄第洪还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表示，自己在回到上海后一直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可以利用他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协助校长抓住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

蒋介石看到黄第洪的来信后大喜过望，当即对部下发出指示，要“中统”迅速前往处理，务必抓住周恩来。

鲍君甫在收到蒋介石的指示后，当即把黄第洪已经叛变的情况报告给中共特科二科的刘鼎，而刘鼎又通过陈赓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

此时，黄第洪按照之前的计划，写信约周恩来出来见面，商讨工作分配的问题，并在信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愿为中国革命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周恩来接到黄第洪的来信后，决定将计就计，决定趁两人见面的时机处决掉这个叛徒。

但是赴约那天，黄第洪走到半路还是决定回去了，他认为以他对周恩来的了解，周恩来绝对早已在身边安排了中共的特工，自己去见他，搞不好会把小命也搭进去。

但是黄第洪已经对中共中央造成了巨大威胁，周恩来怎么可能放任他继续作恶，尽管黄第洪在这次事件后不断变换住址，但还是被中共特科找到并处决了。

利用身份，搭救同志

鲍君甫在“中统”潜伏期间，除了及时传递叛徒的情报，还多次搭救被逮捕的中央领导同志。

1928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在上海英租界被巡捕房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任弼时自始至终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小学教师，中共特科在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指示鲍君甫前往营救。

青年任弼时

鲍君甫在接到通知后一刻也不敢耽搁，迅即赶往探长兰普逊的家中，看到鲍君甫这个老朋友来访，兰普逊十分热情地迎了出来：“鲍先生，有什么急事？”

鲍君甫装作不慌不忙的样子对兰普逊说：“哦，兰普逊先生，小弟有一事相求。我刚招募的一个情报人员，可能因为口音问题被阁下抓获了，请阁下高抬贵手，把我的手下放了吧。”

鲍君甫一边同兰普逊搭话，一边将一个大红包缓缓地放在茶几上。

兰普逊看到鲍君甫拿出了红包，赶忙说：“鲍先生，小事情！小事情！”说罢，二人便一同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这个“刚刚被招募的情报人员”就被送到鲍君甫的办公室里，随后在中共特科的安排下转移到了武汉。

随后，鲍君甫又搭救了另一位中共领导人——关向应。

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和任弼时一样上海公共租界被巡捕房逮捕，并且在住处的一大批文件也被扣押。

巡捕房的牢卒对关向应大刑伺候，但是关向应一直咬紧牙关，没有泄露组织的情报和自己的身份。

中共中央在得悉关向应被捕后，立即责令中共特科不惜一切代价营救关向应、保护被搜走的绝密文件，中共特科立即命令鲍君甫处理此事。

关向应

巡捕房见在关向应死不开口，就把目光转向那些绝密文件上。 而此时得知此案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对这些文件表达出浓厚的兴趣，请求派人协助处理这些文件。

而巡捕房给出的答复是：“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只准鲍君甫一人插手此案。”

而鲍君甫得知自己有机会救出关向应后，向巡捕房介绍了自己伪装成“中共文件专家”的二科同事刘鼎。

刘鼎和鲍君甫默契配合，他们将文件带回鲍君甫的办公室“研究”，第二天再把精心仿制的假文件送还，就这样用了一周的时间，把所有文件全部都掉包了。

随后，刘鼎和鲍君甫一本正经地告诉兰普逊：“你们搜出来那些材料全是一些学术材料，一文不值，材料的主人充其量也就是个‘激进学者’，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

兰普逊觉得鲍君甫的话十分有道理，就以“激进学者”的身份仅仅判处关向应几个月的监禁，监禁期满，就将关向应释放了。

惨遭逮捕，风光不再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逮捕后叛变，将中央特科在上海的全部机密透露给了国民党特务机关。

好在，顾顺章在武汉所泄露的机密被潜伏在“中统”负责人徐恩增身边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所截获，钱壮飞得信后立即转报中央，使得党中央和大部分机关平安脱险。

在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后，陈赓奉周恩来之命前来通知鲍君甫，但是鲍君甫认为凭借自己同陈立夫、张道藩、徐恩增等人的关系，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拒绝了陈赓让他出去避避风头的提议。

但是，鲍君甫还是遭到了逮捕。陈立夫等人见身边居然出了共产党的间谍，还被自己委以重任，都觉得脸上无光，于是迅速将鲍君甫的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仅仅关押了半年就把他释放了。

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

鲍君甫虽然在监狱里待了半年就被释放，但他已经不再受到“中统”的信任，他失去了之前的一切官职，并一直处在特务机关的监视之下。

当然，徐恩增也没有让鲍君甫饿死，而是托人给他安排了一个首都反省院副院长的职位，足够鲍君甫养家糊口的了。

但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政府机构全部前往山城重庆，而鲍君甫却选择了留在南京，他幸运地躲过了南京大屠杀，还在难民营里凭借自己流利的日语同侵略者据理力争。

汪伪政权建立后，鲍君甫通过昔日的朋友、大汉奸蒋亢虎谋得伪中央感化院的一份职务，后来又到伪中央反省院任职，还是拿着仅够养家糊口的工资。

新中国建立的2年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鲍君甫没有参与登记，被公安机关逮捕，在法院对他进行审理的时候，他提出让陈赓、陈养山等人做他的历史证明人。

南京市人民法院遂给陈赓发信询问，陈赓在百忙之中回复了这个信件，他告诉南京检方：“据我所知，鲍确系一九二七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一九三一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

汪伪政府的感化院

南京市人民法院根据陈赓的这封来信对鲍君甫判处管制1年，当场予以释放，又在两年后撤销了管制的判罚。

1952年，时任司法部副部长陈养山在得知鲍君甫的处境不好后，立即指示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对鲍君甫予以照顾。

后来，南京市公安局又在陈赓、罗瑞卿、李克农的批准下，每月给鲍君甫发放100元的生活费，要知道，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也不过40元左右。

1969年，鲍君甫在北京因病逝世，临终前，他反复地向子女重复着自己的遗言：

“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鲍君甫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