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3日，陈琏出生于浙江慈溪县西乡官桥，她的父亲陈布雷（笔名“布雷”，真名陈训恩）20多岁时就在报界享有盛名，经常性的抨击北洋政府的残暴统治，是出了名的“大胆人物”，陈琏的母亲杨品仙与陈布雷十分恩爱，六年时间里，就为丈夫生下了三男两女，而陈琏就是杨品仙生下的第5个孩子。

陈琏

也正是因为杨品仙不间断的生育，身体状况十分不佳，因此她生陈琏时出现了大出血，更糟糕的是还患上了“产褥热”，陈琏出生后没多久她就去世了。

十分伤感的陈布雷觉得妻子之死都是小女儿的过错，甚至对她产生了憎恨之心。有一天，出生还没一个月的陈琏在房间里哭了起来，心烦意乱的陈布雷抓起陈琏就往痰盂里面塞，一边塞一边喊道：“都是因为你这孽障害死了你的母亲！”

陈琏的哭声惊动了陈布雷的其他家人，大家一起冲了进来要保护小陈琏，结果陈布雷二话不说将小陈琏从窗户扔了出去，想要摔死她。好在苍天有眼，小陈琏身上的襁褓挂在了天井上的篾棚上，没有造成多大的损伤。

之后陈琏的外婆让家里人将小陈琏抱了下来，然后带回老家抚养，因为她的身世实在太过可怜，因此陈琏有了个“怜儿”的小名。

之后陈布雷为了转变心情，去上海《商报》做了编辑主任，并经常性的对国内局势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因为他经常抨击北洋军阀统治的缘故，得到了南方孙中山的好感，他曾当众赞扬称：“《商报》可称为最忠实的党报，比国民党自己创办的报纸还有成绩。”

陈布雷

事业上的成功让陈布雷逐渐从丧妻之痛中走了出来，他于1921年的冬天娶王允默为妻，对自己的小女儿也不再那么“敌视”，回老家探亲的时候，虽然一直板着个脸，但是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当陈琏开始上学后，陈布雷甚至会主动的检查她的作业。

1932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陈布雷将陈琏和她的姐姐陈绣一同接到了杭州居住。当年的经历让陈布雷对陈琏有一种愧疚的情绪，因此一家团圆后陈布雷对陈琏很是疼爱。而陈琏也没有让父亲失望，后来顺利地考入了陈布雷的母校浙江省立高级中学。

入党

在杭州上学期间，陈琏逐渐接触到了一些进步思想，当时日本人已经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接连发动了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事件。

陈琏所寄居的亲戚家里有很多的进步书籍，亲戚没事时就会给陈琏讲抗战相关的事情，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陈琏对于亲戚的话十分认同，可是当她回家与父亲聊起此事时，父亲却告诉她，亲戚们都是受了“蛊惑”的，让她别听他们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布雷带着家人撤退到了重庆，陈琏也因此转入合川国立二中就读，在学校期间，她对于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与很多进步学生结下了友谊。

在与同学们交流期间，陈琏发现同学们对自己的父亲评价似乎有些“微妙”，因为陈布雷是蒋介石的忠实拥趸，经常为蒋介石草拟一些“防共、限共”的文章，哪怕如今国难当头，仍然如此。

蒋介石

虽然同学们对自己父亲的评价并不高，但是陈琏自己却知道父亲虽然政治上随蒋介石翩翩起舞，但是在生活上是一位正人君子。国难当头国民党诸多高官要员，一直在发国难财、贪污受贿，而自己的父亲却能做到两袖清风，并一直告诫家人要奉公守法，为人清白。

陈琏的同学们并不愿意听她为父亲劝解，反而觉得因为陈布雷是她亲生父亲，才会帮陈布雷说话，就在陈琏为同学们的不解而感到苦恼的时候，一位叫做钱澄宇的老师走到了她的身边，并主动问她：“要不要参加中国共产党？”

发展陈布雷的女儿入党并不是钱澄宇的一时兴起，思想进步的陈琏早就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经过慎重考察后，党组织认为陈琏是一位心地善良又有爱国情怀的好姑娘，因此安排钱澄宇与陈琏接触。

面对钱澄宇提出的入党邀请，陈琏感觉受宠若惊，没有过多考虑就表示自己愿意入党，这一年是1939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加大“反共宣传”，并对我党展开敌对活动时，20岁的陈琏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

这一年的夏天，陈琏正式从高中毕业，她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去报考中央大学，而是报考了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因为那里有朱自清、闻一多，而且那里有进步思想。

陈布雷知道女儿多少有些“思想偏左”，因此在陈琏正式前往昆明前去他办公室告别时，陈布雷告诉女儿：“爱国是应该的，但我希望你无论如何不要参加反政府的活动。”

结果陈琏听后却将国民党在抗战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表现批判了一遍，说年轻人关心国事，怎么能说是反政府呢？

陈布雷被女儿“怼”的没了脾气，只得劝女儿“做事前考虑为父的处境”，之后，陈琏正式与父亲告别，踏上了前往昆明的道路。

失踪的女儿

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南开大学等名校组成的名校，蒋介石对西南联大内的进步思潮十分看不惯，甚至曾命人给西南联大施压，要求该校取消一些进步团体，结果有“云南王”之称的龙云因为与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是旧友的缘故，对于西南联大内的进步势力很是照顾，面对这一情况，蒋介石也只能徒呼奈何。

1939年秋天，陈琏进入西南联大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共西南联大支部委员会，身为国民党高官陈布雷的女儿竟然会参加革命，对于西南联大内的其他党员来说，无疑是一件十分新鲜的事情。

陈琏到达西南联大后，积极在女同学中开展革命活动，她也从来没有摆过“小姐”的架子，不但介绍同学们参加进步组织，还亲自上街宣传抗日，也正是因为她积极的表现，当1940年3月西南联大中共党支部扩建为党总支后，陈琏被党组织任命为总支宣传委员，继续为革命事业做着自己的贡献。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件爆发，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对西南联大内此起彼伏的“反蒋活动”不满已久的蒋介石，专门派遣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康泽去了一趟昆明，准备抓捕活跃在西南联大的中共党员。

康泽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更好地与反动派作斗争，云南省工委正式决定将比较活跃的党员及进步学生分散隐蔽起来，去乡村打游击。

不久之后，陈布雷收到了一条西南联大给发来的消息：“陈琏同学失踪了。”

正在陈布雷为女儿的不知所踪感到惊慌失措的时候，大女儿陈绣走到他的身边，然后将妹妹寄给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交给了他。

陈琏在这封信中表示写道：为了祖国的自由，我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

陈布雷联想到女儿去昆明之前思想一直比较偏左，猜测女儿可能跑到延安去了，于是找人联系上周恩来，希望周恩来能帮忙寻找陈琏。

陈布雷（左）

周恩来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虽然国民党在抗战中小动作不断，但国共联合共同抗日毕竟是头等大事，因此周恩来托人告诉陈布雷，自己马上派人去查，只要令爱出现在解放区，就一定能查到。

过了十几天，周恩来再次托人告诉陈布雷：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的解放区都没有找到令爱，估计令爱要么是被国民党特务给抓了，要么令爱自己藏起来了。

陈布雷接到周恩来的回信后心凉了半截，想来想去最终决定在云南、四川两省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怜儿，见字盼即返家，父示。”

此时的陈琏已经化名为“程国仪”躲在石屏县一所学校内教书，当她在报纸上看到父亲刊登的“寻人启事”时，不由得惨然一笑，在她看来，自己离开学校前发给姐姐的那封信就算是跟家里打过招呼了，从那天起自己就与父亲“分道扬镳”了，既然已经决心与家里人决裂，又怎么会回头呢？

1941年暑假期间，陈琏意外得知开学后将有一批刚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来学校当教师，在学校里极为“显眼”的陈琏极有可能会暴露踪迹，因此她转移到了附近的乡村里。

1942年春节前后，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袁永熙与邓颖超取得了联系，并将西南联大疏散的党员姓名、地点全部做了登记。

袁永熙

当邓颖超在登记表上看到陈琏的名字时十分关切，赶紧跟袁永熙了解陈琏的近况。不久后，陈琏就被接到了重庆，然后被送回了陈布雷在家里。

失踪了快一年的女儿好胳膊好腿地回到了自己的身边，陈布雷心里不由得十分高兴，连女儿这一年到底去哪儿了也没有太多过问。

女儿嫁给了共产党

回到重庆后，陈琏开始在中央大学进修，并凭借出色的成绩考上了中大历史系研究生。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兴高采烈的陈琏回到家时，却发现父亲虽然十分高兴，但似乎有些茫然，嘴里还说：“这太突然了，准备不足，准备不足啊。”

仅仅过了不到一年，陈琏就明白了父亲口中准备不足的含义。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命令部队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全面内战正式打响。

这一年的秋天，陈琏正式毕业，然后前往北平担任贝满女子中学历史教员，她到达北平后，再次见到了“平津南方局”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

其实陈琏在西南联大期间就与袁永熙相识、相恋，至今已有7年之久。因此当陈琏再次见到袁永熙后，再也不想与他分开，主动给已经搬到南京的父亲寄去了一封信，表示自己要与袁永熙结婚。

张伯瑾

陈布雷从来没有听说过“袁永熙”这个名字，于是主动给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写去了一封信，请他帮自己打听一下“敌伪产业处理局”里一个叫做袁永熙的职员的情况，并指出“他曾经在西南联大就读”。

张伯瑾接到陈布雷寄来的信后，迅速找到曾在西南联大教过书的吴晗、叶公超等教授，打听袁永熙的情况。吴晗跟袁永熙关系密切，叶公超更是袁永熙的姐夫，他们两人当然不会讲袁永熙的真实情况，不约而同的告诉张伯瑾：袁永熙是一位正派的好青年。

张伯瑾之后又找其他人打听了一下袁永熙的情况，然后跟陈布雷写信做了反应，表示袁永熙这个青年不错，就是“思想有些左倾”。

陈布雷接到这封信后，点了点头，说道：“左就左吧，怜儿怎么可能找个右的呢？只要别找个共产党就行。”此时陈布雷正在庐山修养，所以女儿的婚姻大事就委托给了他的六弟陈训念，请他去北平帮自己主持女儿和女婿的婚礼。

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与陈琏正式在北京完婚。

袁永熙与陈琏

自杀的“文胆”

原本有着“陈布雷女婿”身份的袁永熙，从事地下工作时可以更加便利。结果袁永熙刚与陈琏结婚一个多月，就出现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1947年9月24日，国民党特务段云鹏率领特务查获了我党一处秘密电台，并抓捕了4名地下党情报员，之后顺藤摸瓜查出了大量我党潜伏在北平的地下党成员，史称“北平谍案（地下电台案）”，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经不住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选择了叛变，招供出了大量的党员活动地点，袁永熙也因此引起了敌人的怀疑。

这一天，袁永熙正与邢方群、陈琏等人开会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就破门而入将他们三人抓捕，之后从房间里搜出了一本《民主青年联盟章程草稿》，“民青”是归属于我党领导的一个组织，因此国民党特务认定袁永熙是地下党，将他们抓到了监狱里面。

当袁永熙被抓到监狱里面后，国民党特务要他交代与地下电台之间的关系，结果袁永熙表示自己不知道什么地下电台，国民党特务见状又逼问他是谁介绍他加入“民青”的，袁永熙骄傲的回答：“是闻一多教授。”

正在为“有巨大突破”而感到高兴的特务转念一想不太对：闻一多去年就被我们“同行”给杀了呀，认为自己被耍了的特务决定对袁永熙用了刑，结果袁永熙咬紧牙关什么也没交代。

因为顾及陈布雷的影响，特务们不敢对陈琏用刑。不过陈布雷这些年在会议上经常给特务机关难堪，特务们不甘心就此将陈布雷的女儿无罪释放，打又不能打，放又不能放，因此他们最终决定将陈琏和她丈夫一块儿送到南京保密局去，看陈布雷怎么办。

陈布雷对女儿女婿被捕的消息早有耳闻，但他必须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这些年他一直“效忠党国”，如果女儿是共产党的话，那无疑是一件十分“打脸”的事情。

直到陈琏被押到南京，陈布雷终于坐不住了，主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表示“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不必考虑自己与陈琏之间的关系。”

陈布雷毕竟是自己的心腹，蒋介石也不愿意让陈布雷难堪，于是让手下随便查了查，之后找到陈布雷告诉他：“你女婿是‘民青’，不是共产党。”

蒋介石

有蒋介石帮自己背书，陈布雷有了底气，赶紧开始活动女儿女婿出狱的事情，1948年1月，陈琏得以释放，然后被送到了陈布雷的官邸。

陈布雷见到女儿后老泪纵横，叮嘱她不要到处跑了，就在家里待着，然后将陈琏送回了慈溪老家。

4个月后，袁永熙也被保释出狱，并与自己的老丈人见了个面。陈布雷“别有深意”地叮嘱他：以后别和什么组织发生联系了，在我这儿休息几天，以后安心和怜儿过日子。

在陈布雷家待了三天，袁永熙去了一趟上海拜会了一下岳母，然后和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头，并收到了“暂时在陈布雷身边潜伏一段时间”的命令，之后袁永熙被送到了慈溪，与妻子团圆。

1948年，陈琏被父亲安排至国立翻译馆当资料员，她的丈夫也被安排到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敌伪产业处理科当科长，夫妇二人靠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潜伏在了父亲身边，帮我党送出了大量情报，为我党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战连败，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所有人都知道中华民国这条大船距离彻底沉没的日子不远了，陈布雷愈发对国民党感到失望。

虽然蒋介石亲口跟陈布雷说“袁永熙是民盟”，但是对女儿十分了解的陈布雷心里清楚得很，自己的女儿女婿肯定是共产党无疑。

陈布雷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为何连自己最亲近的女儿都选择了背叛自己，而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战绩”更是让陈布雷对国民党产生了绝望的情绪。

在一次讨论“徐蚌会战”的会议中，眼看着蒋介趾高气昂的将手下军官骂作“废物”，陈布雷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纸上谈兵”。蒋介石听到这句话立马勃然大怒，说他是“书生误国”。

蒋介石的这四个字成了压垮陈布雷的最后稻草，12月12日，对国民党失望透顶的陈布雷在一天的时间里写下了10封遗书，其中有给蒋介石的，有给亲友的，还有给自己儿女们的，之后他于13日早晨吞下4瓶安眠药自杀身亡，终年58岁。

蒋介石亲自前去悼念陈布雷

值得一提的，陈布雷8个子女中有4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人是国民党，对于效忠了蒋介石一辈子的陈布雷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件极为讽刺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