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江西一盐铺老板被捕，审讯后发现，他就是杀害项英的刘厚总

1952年7月，这天傍晚大雨滂沱。江西省新余县刚走马上任的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正带着下属挨家挨户地查户口。当他们走到一家叫"兴记"的盐铺门口时，一名伙计正从店内往外走，和黄宜蕃迎面撞上。

伙计抬起头来笑呵呵地说："老总，有什么吩咐？"

黄宜蕃看到伙计的脸立马愣住了——这张面庞化成灰他都不会忘记。

但当时黄宜蕃并没有打草惊蛇，只是默默地完成了户口统计工作便离开了。

临走时，黄宜蕃再次回头上下打量了那名伙计一番，仍旧没有表露出任何异样。

第二天清晨，盐铺正准备开门营业，就看到黄宜蕃带着十几个公安将盐店团团包围。

黄宜蕃冲进店里，一把将昨天那个和自己打过照面的伙计扣下。

这个伙计惊慌失措地大叫道："老总，误会误会，我是个好人哪！"

黄宜蕃用枪抵住他的脑袋，咬牙切齿道："刘厚总！别来无恙啊！我死也不会忘记你这张叛徒的脸！"

当这个伙计听到黄宜蕃叫出了自己的真名后，脸色大变，身体渐渐放弃了抵抗，因为他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的......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向我党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并在军事上对新四军各部进行围剿。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被迫北移，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7个师8万多人的拦击。

8日，新四军陷入重围。众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

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时被扣押。无奈之下，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带领仅存的将士艰难突围，可不曾想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捕后，新四军的两元大将却折损于新四军内部叛徒之手，此人就是刘厚总！

刘厚总，1903年出生于湖南耒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饱受欺凌的他无比愤世嫉俗，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出人头地，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在他24岁的时候，刘厚总在老家参加了农民运动，积极参与打土豪斗地主的运动，最终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成员。

但他成为骨干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找到当初欺负自己的地主乡绅，不仅将他人狠狠地羞辱了一番，还将金银钱财占为己有。

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后，刘厚总见形势不对，便离开了农会，来到家乡附近的矿区挖煤讨生活。

1928年煤矿出事，他被厂长处分后心怀怨愤，觉得厂长是仗着权势欺压自己，便离开了煤矿去参加了当地的赤卫队。

由于他身强体壮，能吃苦，又练得一手好枪法，在赤卫队里，他便很快由战士升为班长、中队长直至大队长。

1928年他带领的赤卫队，在火烧冲一带活动比较多。那时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猖獗，敌我双方的斗争极为尖锐残酷。

国民政府地方武装"挨户团"抓住了赤卫队便杀。刘厚总便用"红色恐怖"对付""，曾在一天夜里杀遍了刘姓、严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绅。

杀红了眼的刘厚总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敢打敢拚，冲锋陷阵，在耒阳是出了名的。当地有的群众叫他"总老爷"，也有说他是"大杀星"下凡的。

这让刘厚总的虚荣心得到了强烈的满足，觉得自己像是"山大王"一样，只要手里有枪，打得了仗，就可以自己说的算。

最令人不齿的莫过于他把抓到山上的一个地主的十四五岁的女儿"娶"为妻子的事。

1934年，经特委批准，刘厚总所在的队伍被编为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归耒阳县委领导，刘厚总任。1935年，刘厚总参加耒阳县委，成为了县委委员。

当了官后的刘厚总愈加嚣张跋扈，将原来自己看不惯的那些土豪乡绅的恶习全都学得淋漓尽致。

党组织知道刘厚总的种种不良习气之后，便决定派政委来对他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希望他能改掉这些不好的毛病。

但刘厚总却觉得这是组织上对他的不信任，时间久了，便开始对党章党纪心生不满。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刘厚总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特务营第5连，他被任命为特务营副营长。

1938年5月26日，新四军军部进驻南陵县。刘厚总仗着自己的官威和手里的两杆枪在当地无恶不作——当众调戏南陵县县长的女儿；

路过老百姓家门口，只要看见了鸡鸭鱼肉不由分说地抢过来吃。作风流里流气，满嘴粗话，这些行为给新四军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上级领导只好下令将他遣送回家。

回到湖南的刘厚总碍于颜面，对外谎称是自己不习惯新四军正规生活才主动离队的。就这样他骗取了当时在长沙的徐特立的信任。

1939年5月，徐特立觉得他力气大，个子高，枪法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为了挽救他，便介绍他到延安去抗大学习，提高他的思想觉悟。

可没想到去了延安的刘厚总对正规训练和有纪律约束的学习生活很不适应，期间他拒绝改造，一再要求回到南方去。

没过多久敌机轰炸延安，抗大师生奉命疏散。组织继而派他到山西抗大分校学习，可他兴趣索然，总想着回到老家拉一只队伍当他的山大王。

无奈之下，组织只好将他送回新四军教导总队。在教导队学习了3个月，刘厚总最终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副官处，当了副营职副官。

转了一圈，刘厚总又回到了新四军，还是个副营级。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依旧是那个劣迹斑斑的刘厚总。

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新四军北移，刘厚总跟随部队一同辗转在偏远山区。

1941年1月13日东流山失守，新四军设在石井坑的军指挥所也被国民党军队的炮火击垮。那时，我军原有的建制也都被打乱了。

当晚，军首长，军部机关人员和各团打散了的指战员纷纷由石井坑向大康王方面突围。

1月14日天蒙蒙亮，项英部到达大康王，发现山顶上已有敌人，各个山口也都被封锁了，根本出不去，他们只好暂时分散隐蔽在树林里。

1月16日傍晚，敌军回到大康王吃晚饭，我部人员也在原地休整观察有利地形。

突然刘厚总从山对面爬出来，出现在项英眼前。

项英问道："你是谁。"

刘厚总一身泥泞，说："老总，我是饲养班的，上山给战士们找点吃食填肚子，没想到走散了。"

项英得知是自己的同志掉队，又见他如此狼狈便好心应允刘厚总和他们一起走。

就这样，刘厚总搭上了项英跟着他的大部队辗转在山里。

原本他是想着树大好遮荫，日子能过得舒服些。因此在近两个月的转移隐蔽中，刘厚总对项英十分巴结。

不管项英走到哪，刘厚总都像影子一样跟到哪，不动声色而高度自觉地护卫着。项英与别人谈话时,他从不去听,更不用说插嘴。

任何时候都对项英恭敬地称为"政委",要是听到别人称"项副军长",

他就纠正说:"应该叫项政委,项政委是东南局书记、军分会书记,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你记住了吗?"

这个外表粗鲁的莽汉,在项英面前却有细腻的情感,说话细声软气,打水、煮饭、收拾行装等日常杂务,勤快妥帖。

有一次过河时，项英的腿受伤了。刘厚总二话不说背起项英就淌过河去，这让项英十分感动。

与此同时，他不断排挤项英的警卫员郑德胜和李德和。慢慢地，项英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

当时项英身边的许多同志多次提出意见和要求，要项英不要把刘厚总带在身边，因为大家都对这个人的背景很不了解。

可是项英不听，他认为刘厚总是个老实人，只是没见过什么世面，格局有些小罢了。

但人是个好人，有经验很贴心，于是项英非常信任他，不仅把他当作贴身的警卫员，在生活上项英也特别关心他。

例如，在大山里几十天都看不到米饭和荤菜的情况下，警卫连的同志好不容易出去从老百姓那买来的一点鸡蛋，大家都舍不得吃，专门留给首长吃。

可是首长却将这来之不易的食物分给了刘厚总。但刘厚总并没有心存感恩，反而像一条毒蛇一样盘旋在项英身边。

躲避反追捕的日子过得漫长且艰苦，刘厚总逐渐对革命失去了信心。

他认为在这山里一直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而且凶多吉少，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逮捕。

过了一个月后，大部队终于突出重围离开大康王来到了一个叫赤坑山的地方。赤坑山半山有一个蜜蜂洞，非常隐蔽，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于是项英带着刘厚总就驻扎于此。要说这蜜蜂洞的位置在接近山顶的悬崖上，三面石壁环抱，地势非常险要，常年无人走过，完全可以躲避得了国民党的追杀。

可是家贼难防啊！有一次烤火时，刘厚总坐在项英身边，发现了项英衣服内侧携带着一个沉甸甸的小包，他猜到这里面肯定是金条。

于是他心生歹念，觉得与其困死在这深山老林，还不如找机会抢了这笔钱远走高飞。

从那天开始，他观察发现由于蜜蜂洞内空间狭小，平日里只有项英、周子昆、黄诚和自己四人。其他人都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很少上来。

3月13日拂晓前，大约是凌晨两三点钟。这天刚好是惊蛰过去的第八天，天降大雨，并有闪电伴着春雷在空中轰鸣。

坐在洞口一夜未眠的刘厚总抬头看了看天，猛然间抽出手枪冲进洞内向着熟睡的三人连连击发......电闪雷鸣加上暴雨正好掩盖住了蜜蜂洞内的几声枪响。

刘厚总在枪杀了项英、周子昆、黄诚(当时重伤未死)后,失魂落魄地呆在洞里,直到洞外的天色越来越亮,他开始动手劫掠三人随身携带的钱物——法币24600元,赤金约9两,金壳表、钢壳表、怀表各1块,手枪3支,自来水笔3支。

连周子昆治胃病当药用的一块大烟土也没有放过。清晨将近6时,半山的同志看到刘厚总穿着长袍，拿着项英常用的手电筒向他们走来。

这时的刘厚总神情自若，坦然地和大家打招呼，说："首长派我下山取一个联络信。"

"哦，那你可要小心了。"大伙并没有察觉出有何异样。

说罢，刘厚总脚步匆匆朝山下扬长而去。带队的排长见刘厚总下山了，想着洞里只剩一个警卫员不太安全，便领着两个小战士往山上走。

等他们赶到蜜蜂洞时，只见项英、周子昆倒在血泊中已经牺牲了，警卫员黄诚身负重伤，奄奄一息。

叛徒刘厚总下山之后，径直投奔到泾县的南荣保公所，对接待他的王保长自报家门:"我是项英的随从副官，已经把项英和周子昆打死在蜜蜂洞了。"

"啊…"王保长吓了一跳，不知道眼前这个莽汉说的是真是假。

"你看，这是项英的手枪，这是周子昆的。"刘厚总把两支手枪放在桌上。

王保长一见那支精制的勃朗宁，有点相信了。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王保长并不在意他是否刺杀了项英，而是将他身上的财物趁机洗劫一空，并将他赶走。

无奈之下，刘厚总只好往茂林走，找到了茂林镇的国民党军政部下属的卫生大队担架连得连长王惠九。

他再次抛出了自己的投名状——告知对方自己杀死了新四军的两名首领。

可刘厚总没想到自己的"一腔热血"却换来了对方的质疑，王惠九觉得他是新四军派来的卧底，并不愿意搭理他。

接连吃了两次闭门羹并且又损失了钱财，刘厚总无奈之下来到族德县县境，路过一片树林时，他被乡公所自卫队扣留，押到乡长那。

乡长对这个自称是"第三战区特务侦查员"的黑脸汉子半信半疑。刚好族德县县长李协昆在玉屏视察，乡长便把刘厚总带到李协昆休息的宅院。

刘厚总在见到李协昆之后，再一次大言不惭地把杀害项英等情况叙述了一遍。李县长听后也吓了一大跳，隐约觉得这些情况是真实的，因为撒谎编不了这么圆满。

这个县长还是有头脑的，认为这是一件事关重要的政治案，必须从速处理，而且处置得当与否，会关系到他的前程。

于是，指定县特种工作队押解刘厚总去赤坑山蜜蜂洞寻找项英等人的尸首来证明他说的是事实。

3月28日，刘厚总一行16人经过一番涉艰终于到达赤坑山离蜜蜂洞不远的地方。

忽然，他们发现对面的山林里有人影晃动，立刻紧张了起来。特工队长开始怀疑刘厚总把他们带进了新四军的包围圈，于是用枪指着他发出怒问。刘厚总是连连喊冤叫屈。特工队长命令部下准备战斗。

就在这会儿，谁也不曾留心，刘厚总竟飞快地钻进树丛不顾一切地朝前跑去。转眼间就不见刘的人影。

特工队经过半个小时的追击，只在山里抓到一个药农，便押着药农带路去蜜蜂洞。令十几个特工人员不胜沮丧的是他们在经过极为艰辛的攀登爬进蜜蜂洞时，只见晦暗阴凉的洞穴里，根本没有什么尸首，也别无他物……

原来，在刘厚总逃跑后，众人上山才发现，洞口躺着的黄诚中了三枪，一枪穿透右膀，一枪擦伤左臂，一枪打中后脖子，弹头仍留在肉里，昏倒在地上；

洞里的项英侧躺着，头南脚北，子弹是从太阳穴打进去的，已断气了；

周子昆仰面朝天，头北脚南，胸部中弹，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阴沉沉的天空雪花飞舞，战士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掩盖了烈士的血迹，又用两条毛毯将项、周的遗体裹好，掩埋在蜜蜂洞西边的一块石崖下。

为了便于辨认，项英的遗体埋在石崖的右半部，头西脚东，与石崖呈垂直状态；周子昆的遗体埋在石崖的左半部，头北脚南，与石崖呈平行状态。

解放后，项英、周子昆同志的遗骨移葬到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当时在场的同志们掩埋好烈士的遗体，他们在谢忠良的带领下，除刘奎、黄诚李建春坚持皖南山区游击战争外，其余的人全部安全地转移到江北，编入新四军第七师。

向国民党示好，致投名状的刘厚总反遭拘捕，在重庆渣滓洞关押数年

4月41日，从赤坑山逃脱的刘厚总，居然还是贼心不死，找到了国民党皖南行营所在地屯溪。由驻军派人押送到皖南行政公署。

黄绍耿连夜组织审讯，才相信这个黑脸大汉所说的一切是真实的，将情况报告省政府和省保安司令部。

就在其后几天，黄绍耿通过省保安司令部情报处拍来的电报，得知共产党方面已公布了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在赤坑山洞中的确讯，于是更加严格了看守刘厚总的措施，防止其再度逃脱。

同年6月初，刘厚总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层层递解，送到了重庆国民党军统局。

期间正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声讨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时候，军统对这件事不敢大肆张扬，戴笠想杀掉这个四肢发达、不谙政治的莽汉。

蒋介石摇头说:"那不好，还是废物利用一下吧。"

不久，刘厚总在军统第三情报组混了个"副组长"的差事。

这时候的刘厚总，真正到了破罐子破摔的地步。他在特务堆里彻底放纵，吃喝玩乐，沉浸于酒色中难以自拔。

对于上司布置的工作，高兴就干，不高兴谁也叫不动。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两年多。有一次组里要他去执行一项任务，他口头答应得好，出门却溜到了妓院鬼混，特务组长得知后气不打一处来，跑到妓院去叫人。

正在风流的刘厚总被搅得坏了兴头，十分恼怒，从枕头下抽出手枪，对那组长凶道:"你娘的，你自己不去，叫老子去卖命，老子一枪崩了你!"特务组长吓坏了，扭头就跑。

几天后，第三情报组开会，戴笠亲自到场，宣布刘厚总违规，收缴其枪支，予以"禁闭"处分，实际把他关入大牢，而且一关就是两年多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飞机失事中烧焦，蒋介石令徐恩增暂时代管军统局。

徐在接手后看到刘厚总的情况，下令发给刘厚总一笔路费，打发他自己回老家。出得监狱的刘厚总哪敢回来阳老家！

揣了那笔路费，在重庆、武汉吃喝玩乐了一段时日，看着花得所剩无几无，才乘船流浪到了九江。

他身上的钱已是花完，一时找不着别的营生，无可奈何之下只有乞讨度日。

一天，刘厚总被烈日晒得头昏眼花，加之肚饥，昏倒在汉口宝丰路"武记"盐铺的门口，被一个叫陈次兴的管账先生救起。

刘厚总谎称自己是来九江采购货物，不料被扒手偷光所带的钱，一时回家不了，又无处乞讨，所以饿昏。

陈次兴对他说:"我也是湖南人，出门在外，老乡帮老乡。我在店铺帮亲戚管账，眼下铺子里正缺一个打杂的人手，我跟老板说一下，看着能否留下。"

就这样，刘厚总顺利地留在了武记盐铺做帮工。刘厚总满身蛮力，对店老板和陈次兴甚是恭谦，颇得老板心意。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三野攻占上海，大街上每天都传来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刘厚总知道用不了多久，武汉也会解放。

想到自己犯下了这么深重的罪行，共产党无论如何不会饶恕自己，心里忐忑不安。

这样惶恐不安地过了10余天，刘厚总打定主意:陈次兴这个人很讲情义，他不久前已去江西的新余县开盐店，新余那地方定偏僻安全，何不去那儿藏身?

刘厚总到了新余，找到了陈次兴的"兴记盐铺"。

陈有感于刘厚总来投奔自己，再次收留了他。刘厚总为了让自己有个栖身之地，在盐铺里干得更加卖力，深得陈次兴的信赖。

刘厚总对此欢喜不已，决定在盐铺好好干下去，安安静静地度其余生。却没想到两个月之后，国民党打败，共产党全面胜利接管全国各大城市。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为了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肃清人民群众中的反革命分子，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户口核对工作，对每户的主要人员加以核查。

这时，躲在盐铺苟且偷生多年的叛徒刘厚总才被曾经担任过周子昆警卫员的黄宜蕃发现并将逮捕归案。

原新四军代理的当年杀害战友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即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叛徒。

同一天，副主席也给江西省委发去了及早叛徒的电报。对此，江西省委十分重视，第二天就召开了有关方面负责人的会议。

逃逸了12个年头的可耻叛徒，终于没能逃脱人民的法网。1952年8月初，罪大恶极的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