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收到了一封电报，打开一看竟然是老战友梁明德托他寻找失散十四年的儿子。

梁明德在电报中称，他多方打听后得知自己的儿子在安徽省青年团工作，希望曾希圣可以帮他找到儿子。

收到电报之后，曾希圣很重视梁明德的请求，于是找到了安徽青年团委书记项南，将这件事交给他，由他来寻找。

但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项南并未找到梁明德的儿子。因为青年团中姓梁的团员虽然不少，但没有一个符合条件。就这样，寻找计划陷入了僵局。

得知此种情况的曾希圣一时之间也无可奈何，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复自己的老战友。

项与年青年照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梁明德的儿子已经不可能找到的时候（其实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的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一次偶然的谈话，让曾希圣发现，他委托去寻人的项南居然就是梁明德要找的儿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项南和梁明德不是一个姓，怎么会是父子？如果真的是父子，那又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十四年未见呢？

一．“搞情报的同志”

其实，梁明德的本名叫做项与年。而说到项与年这个名字，在当时的党内绝对是响当当的。因为正是他和莫雄一起配合将蒋介石对红军实施“铁桶计划”的绝密情报提前传出，才避免了红军被合围剿灭的厄运。

1934年的9月底，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会议，与湖南湖北和山东、江西、河南五省的军长一起，共同部署所谓的“剿共”方针。由于莫雄当时是德安专区的保安司令，所以也在参会之列。

老年莫雄

此次“剿共”的会议，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意见，打算用“铁桶计划”将红军全部围剿，彻底摧毁中央红军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的计划部署相当周密，光是分发给参会者的文件就大概有三四斤重。莫雄在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便将这份“围剿”计划透露给了项与年。（莫雄虽然是国民党员，但是一直很支持我党的工作）

项与年在看到这个围剿计划之后，只觉得头皮发麻。因为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蒋介石企图通过以持久战和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将红军的兵力和物资都逐渐消耗掉，然后将包围圈逐渐缩小，最后和剩下的红军兵力进行决战，然后将红军彻底消灭！

蒋介石和人在密谋铁桶计划

这个计划的缜密与狠辣程度都让项与年意识到，必须要立即将之呈送党中央，否则对于革命事业而言那将会是灭顶之灾。

只是，面对敌人的严防死守，要如何才能将情报顺利地传递出去呢？要知道，从德安到瑞金，要经过八个县市，翻山越岭不说，还要经过国民党把守的重重关卡，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到时候牺牲事小，如果不能及时将情报传递出去进而耽误红军转移的话，自己才真的是千古罪人呢！

项与年

可尽管如此，项与年仍旧没有丝毫犹豫。在找了四本学生字典，将情报分别密写在上后，便携带字典独自一人火速前往中央所在地——瑞金。

一路上，项与年都打扮成教书先生的模样，夹带着四本字典。有时候因为关卡查得太严，他白天不敢赶路，只得晚上走夜路。

可刚出发的第二天，他在即将到南昌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当地的国民党军提出来要搜查他的袋子。

由于字典就在袋子里面，一时间，项与年很是焦急。但他并没有慌乱，在把袋子递给士兵的时候，他忽然捂着嘴吐字不清地说道：

“老总，牙疼，疼了一路了，让我找个牙痛水点一下。”

于是，他一边在袋子里假装找牙痛水，一边十分麻利地将袋子里的字典拿出来翻了一遍说道：

“我一个穷教书的，这袋子里除了两本上课用的字典，还真是啥也没有。”

几位敌军士兵一看他这个样子，便很不耐烦地踢了他几脚，说道：“滚开，滚开！”

第四次反围剿路线图

就这样，项与年才算是有惊无险的过了关。可等他到了德安行署驻南昌的办事处之后，一路上越来越严格的搜查让他觉得越靠近瑞金，像今天这样的搜查就会越多，到时候很难保证这些藏在字典里的情报不被发现。

最后，他将这些情报缩写后密录在几张薄纸上面，然后把这些情报藏在鞋底的夹层里，趁着天色暗，他又连夜赶路向着瑞金走去。

项与年作为一个情报老手是十分谨慎和机敏的，除了把情报换了地方藏匿之外，他还给自己换了装束。

从一路上盘查的情况来看，项与年知道教书先生这个打扮不是很稳妥，碰到一些认真的国军士兵还真不好糊弄，倒不如直接扮成乞丐，那样更不会引人注意。

而为了让自己乞丐的扮相更加形象和逼真，项与年在路边捡了一块儿砖头，愣是照着自己的门牙砸了下去，最后敲掉了自己四颗门牙，因为太过疼痛，他甚至一度昏死过去。可醒来之后，他顾不得嘴上的疼，再次急忙赶路！

在前往瑞金的一路上，他饿了就啃随身带的干粮，渴了就河边弄点水喝，累的时候靠着树墩打个盹儿就得赶紧上路。他深知，自己早一天到瑞金，中央红军就多一天转移的时间。

就这样，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项与年凭借着乞丐形象一路上躲过了无数的搜查，最后成功将这份情报及时的传递到了瑞金的中央红军手中。

而中央综合多方面的情报，再根据项与年冒死送来的这份情报，及时做出了撤离根据地的决定。

项与年相关传记

10月16日，在蒋介石召开牯岭会议之后的不到一周的时间，中央工农红军就撤出了革命根据地，开启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长征的途中有人问毛泽东当时为何这么着急的要离开中央根据地，毛主席很是赞许的答：“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而这里“搞情报的同志”指的就是冒死前往瑞金的项与年。

那么项与年宁肯用自残的方式来保护情报，又怎么会成为国民党的特务呢？

二．加入国民党

项与年本是福建人，1896年出生在福建连城的农民家中。在项家有六个男孩儿，项与年排名老四。

9岁的时候，因为家中实在困难，为了供三哥项廷爵读书，父母便将项与年和他的童养媳（旧社会由于山区贫苦难娶媳妇，素有抱养童养媳的习惯，项与年七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为他抱养了一个名叫王村玉的穷苦女孩儿）过继给了膝下无子的堂叔项仕杰。

项与年的堂叔项仕杰是晚清州秀府的秀才案首，学识渊博而且艺术造诣极高。为了糊口开了一家叫做永济堂的药店，家里的条件还不错。

刚到堂叔家中的时候，堂叔堂婶因为想把他当作儿子来养，因此对他很好。不仅生活优渥，而且还送他去读私塾。而项与年天资聪颖，学习也努力，很是得教书先生们的喜爱。

项与年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他的堂婶生了一个男孩儿，因为担心项与年会和自己的亲儿子争夺家产，所以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不小的变化。

于是，为了尽快的独立，15岁的时候，项与年便于王村玉成亲。有一天夜里，项与年告诉妻子，大丈夫行得端坐得正，他不想再待在堂叔家中受这样的窝囊气，打算出去闯一闯。

王村玉没说什么，因为没有文化，她心中没有主见。但是她知道一点，那就是丈夫要做的事情她都支持。

于是，第二天项与年就启程了。但匆匆出门的他身无分文，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落脚之地呢？

思来想去，最后他决定去北平投奔他的三哥项廷爵。项廷爵当时在军界任职，是个有革命理想的进步青年。

但他到了北平之后，因为暂时给他安排不了职位，于是项廷爵便给项与年拿了很多进步思想的书籍让他学习。就这样，项与年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的思想。

而后，由于项廷爵调职南京和上海两地，项与年便和他一同前往。

在上海，项与年亲眼目睹了五四爱国运动，心中的爱国血液逐渐沸腾。

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使得项与年受到深深地鼓舞和启发，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人民力量的伟大，第一次感觉到中国的希望就在人民身上。

此后他开始学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断地了解革命的思想，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投身道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来。

很快，1920年的春天，项与年期待参加革命的机会来了。

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占领了以漳州、龙岩为中心的闽南西20多个县城，开始了大肆的招兵买马。

而项与年的三哥项廷爵受到李自立的邀请去粤军工作，于是项与年便跟随项廷爵一起动身。

一开始李自立很看不上项与年，在他看来，项与年就是个乡野莽夫，没见过世面，更没有行军打仗的经验。这样一个人就算到了广州，也不会有合适的职位安排给他。

只是碍于项廷爵的面子，李自立没有明说。可项与年在去广州的路上表现得十分机敏，这种变化让到了广州的李自立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觉得项与年是个很能干的人。

果然，孙中山见到他们之后十分满意，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并且委任李自立为粤军第二军第一梯团司令，项廷爵为秘书，项与年为副官，一年后，项与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他本以为自己能像三哥项廷爵一样，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步伐为中国革命出一份力。

孙中山

可世事多变，1922年，陈炯明居然叛变了。

没过多久，孙中山便命令许崇智和黄大伟开始讨伐陈炯明。

此战中，黄大伟的军队一路到了长汀。但由于黄大伟带领的部队枪械短缺，于是他便强迫在长汀的李自立，要李自立将他领导的一百多人的武装全部上缴。

然前方在打仗，李自立的部队也要用枪械，将枪械交出去，这不是让他的人去战场上送死吗？可是胳膊扭不过大腿，认清现实的李自力不得已抛弃了自己的部队，愤然离去。

陈炯明和孙中山合照

而项廷爵和项与年两兄弟不愿意离开这支部队，于是带着这支没有武装的部队来到了漳州。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他们被张贞的讨贼独立团收编。可张贞并非善类，不仅心胸狭窄，而且诡计多端。在他的算计和排挤下，最后项氏兄弟无奈回到了上海，而项廷爵更是在悲愤之下于上海病逝。

项廷爵的离开，让项与年失落又绝望。项廷爵是他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如今指路明灯熄灭，一时之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都变得灰暗不已。

那么，项与年还能够再次振作起来吗？

三．革命之火再次点燃

此后的四年里，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项与年受尽了挫折，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在战场上更是死里逃生。

渐渐地，他意识到国民党的大多数官员只注重敛财、享乐，根本不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

于是，他开始寻找一个能带领中国真正站起来的组织。终于，1925年的时候， 在宣中华和何赤华（这二人都是共产党员，对项与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二人的介绍下，重燃革命斗志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决心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之中。

北伐前期，组织上委任项与年到南洋一代开展工人运动，以取得海外同胞的大力支持。

而此时，项与年与王村玉的儿子项德崇已经八岁了。

当时的小家伙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出国做生意去了，

至于父亲是一位红色特工的事实，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1927年，项与年带领工人在南洋发动了工人运动，而后被当地殖民列强驱逐出境。

他回到家中之后没过多久，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大肆捕捉和杀害共产党员。

在这样的情形下，项与年被党组织安排到了中央特科工作。于是他带领妻儿来到了上海，在八仙桥附近定居，对家里他依然说他到上海是来做生意的。多年的斗争生涯让项与年深知，对妻子和儿子来说，他们知道的越少反而越安全。

1931年，由于中央特科顾顺章的叛变，上海的共产党机关只得迅速转移。

而负责军委秘密联络点的项与年凭着对党的忠诚和沉稳的性格，被批准留在上海潜伏。

1934年的三月，应莫雄的邀请，项与年到江西德安担任了江西第四军区的保安司令部情报参谋。也正是因为如此，项与年才有机会接触到“铁通计划”，并顺利的将情报送达位于瑞金的党中央。

不过这件事后，项与年的身份也算是暴露了。为了保证他的安全，组织上便将他派往香港，继续从事情报工作。而为了隐蔽，他改名为梁明德。

项与年到了香港之后，为了妻儿的安全考虑，和家中的联系就中断了。对于妻小的生死，他更是一无所知。

莫雄和项与年的合照

可事实上，就在他到香港的两年后，他的儿子项德崇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改名为项南。

1949年初，中央在北平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会议，谭震林便指派项南带领华东青年代表团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项南遇到了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曾希圣很看好这个年轻人，于是便说服项南到皖北地区做起了青年团的工作。

谭震林照片

而在曾希圣最初接到梁明德的信之后，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项南。那时候，曾希圣并不知道项南就是项与年的儿子，可为何这之后不久他就发现了项南就是项与年的儿子的呢？曾希圣究竟是如何确认项南就是项与年的儿子的呢？

四．父子相认

原来，当时项南告诉曾希圣，他并未在青年干部之中找到合适的梁姓青年，问曾希圣是否还有其他的重要信息可以提供。

谈及此，曾希圣才说道：“梁明德是福建人，后来在30年代的时候去了上海定居，当时就住在八仙桥附近。”

项南一听便接话道：“巧了，我老家也是福建的。八仙桥啊，我知道，我小时候也在那附近住，我还挺熟的。”

项南的话，引起了曾希圣的讶异，他急忙追问道：“你家里是做什么的？住在八仙桥的什么地方？”

项南回忆之后道：“住在法租界的威尔蒙路德润里24号，我父亲是做生意的，不过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家了，所以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我父亲似乎也并不怎么关心家里，不然也不至于十四年来音信全无。”

曾希圣一听到项南说的地点，顿时瞪大了眼睛。因为项南口中的德润里24号可不是普通地方，是当时中央特科的联络地点（当时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将联络点设立在项与年的家中）！

一时间，曾希圣盯着面前的项南，这张英俊、年轻的面孔开始与自己记忆中的项与年渐渐重合......

他稳住自己的心神又问项南：“你小时候有没有见过一个大胡子叔叔？”

项南一愣，他小时候确实经常见到父亲的一个朋友——大胡子叔叔。此时他再仔细的看看面前的曾希圣，不由得惊呼出声：“您就是大胡子叔叔？”

至此，曾希圣彻底确定了，他激动地一把抓住项南的手，兴奋地说道：“孩子，你父亲让我找你，我还正自责没能帮上忙，哪儿成想你就在我眼前，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父亲？项南愣神片刻之后立马明白，原来这梁明德就是自己的父亲项与年！

项与年纪念馆

看到满脸疑惑外加忿忿不已的项南，曾希圣意识到十四年的分别使项南心中对父亲心生芥蒂。于是便将这些年项与年的事迹一一讲给项南听。

项南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父亲当年离家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革命才做出了舍小家为大家的艰难抉择！

一时间，对于父亲的所有怨恨全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崇拜和尊敬。

1978年，84岁的项与年与世长辞，作为儿子的项南在追悼会上恸哭不已以至于几度昏厥过去，父子之情至深，由此可见一斑。

回头看，项与年、项南父子尽管离散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但我们仍要明白：项南是幸运的，至少他和父亲最后寻找到了彼此，得到了团聚。可还有很多革命前辈，他们到死都没能找到自己失散的亲人。

战争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又使多少人妻离子散。但是为了革命，为了胜利，他们仍旧义无反顾。

斗争在情报战线的英雄更为艰苦，他们虽没有在战场上给敌人重创，但他们凭借着自己的胆气和智慧游走于刀尖之上，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保驾护航。我们应该将他们铭记于心，他们的功勋也必将永垂不朽！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革命年代里，和项与年一样奋斗在地下情报工作中的前辈们！

参考资料：

《隐藏战线春秋书系 传记卷 山路漫漫项与年的革命生涯》

《项与年：装扮成叫花子的情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