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倬:伪造周恩来签名诈骗银行20万,被捕后拒不承认,结果如何
简史微鉴 2021.10.27 69147 0
“我是从国务院来的,来给你们行长送急件!”说完,一男子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递给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办公司的工作人员。
见信封上写着“速送”字样,工作人员不敢耽搁,忙把该信件送到了当班秘书手中......
至此,发生于1960年的那场伪造“周恩来总理签名”诈骗银行20万的惊天案拉开了序幕。
案件一出,直接惊动了全国,这起诈骗巨案不仅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且此事一经传到了党中央,直接引起了周恩来总理大怒,他限令公安部门加快破案,早日把案犯缉拿归案。
背负着这些压力,北京市的各个公安领导警员联合在一起,他们一起分析案情,在人民群众中游走侦查,虽然那时的设备没有现在这么先进,但敏锐的公安人员最终还是凭借着一张稿纸和罪犯母亲的一个动作,成功地抓获了诈骗罪犯王倬,并追回了巨款。
那么,这个王倬到底是谁?他又是凭借着什么样的作案手段诈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二十万元巨款?针对如此狡猾的罪犯,公安组织又是怎样凭借着一张稿纸和罪犯母亲的一个动作破获了起备受关注的大案呢?
故事还要从王倬的小时候说起。
王倬的成长
1924年,王倬出生于辽宁省辽宁县的一个贫困家庭中,虽然王倬幼时生活艰苦,但不得不承认是,王倬一直是一个思想较为活跃的人。
见惯了乱世中的磨难,也羡慕过有钱人的奢华,王倬小时候就对金钱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情,他向往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像别人一样享受到优越的物质生活。一方面他想要捞钱发大财,但一方面他又不想为发财而学习劳动,所以王倬一直过着较为贫困的生活。
时间来到了1941年,王倬仍旧是一无所长,为了给自己寻找出路,王倬参加了三青团,但后来他仅仅是在三青团里待了两年,就退团加入了青帮。当时的青帮属于是社会地下黑暗组织,因受战争的影响,青帮帮派逐渐退化,察觉到前景无望的王倬,又报考到了东北大学的经济系。
在大学期间,王倬为了能赚钱过上自己梦想中的奢华生活,他开始和同学一起创办杂志社,但后来因为他对创办杂志没有经验,所以又一次地打了退堂鼓,最后以失败告终。机缘巧合下,王倬了解到“造假”可以赚钱,于是他开始绘制人民币,印假火车票,同时他还想一步登天,在空余时间研究“永动机”,以追求物质享受。
1948年,王倬于东北大学毕业,之后在北平的特刑庭看守所当了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正是由于他熟悉邮件的收发流程,再加上他在大学期间锻炼出来的绘画基础,这才为后来他伪造周恩来的签名诈骗银行提供了可能。
北平解放后,凭借着自己的思维敏捷,王倬混进了华北革命大学,直到1950年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始,王倬这才转身来到了赴朝抗战的队伍中来,但在进军途中,王倬逃避作战,便和当时的同事王国昌一起逃回了北京。
1960年,一学生伪造周恩来签名诈骗银行20万,因母亲一个动作暴露
回到北京后,王倬来到了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学习,王倬的学习真的很强,学东西也很快。在1951年,因为王倬有一定的学历,所以他本人自荐来到了中国进出口公司参加工作,于第二年九月转到了外贸出口局工作,刚开始他只是一个小科员。
作为外贸局的一个小科员,王倬一个月能拿几十元的工资,但这些钱对充满野心的王倬来说,并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于是他就想捞偏门,就这样,一场惊天诈骗在王倬心中已经生根发芽!
惊天诈骗巨案
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40分,就在银行工作人员准备盘库下班时,一位身穿中山装,外披灰色毛呢大衣的男人,从容地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中国人民银行,看他手提着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工作人员只觉得此人不简单。
果然,当这个人一进来,就径直来到了工作人员面前,他把手里的那个大信封递给工作人员,声称这是要送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信件,见工作人员收下了信件,这个男人也就离开了银行。
见信封上写着“速送”字样,工作人员不敢疏忽,忙把信送到了当班秘书手中,秘书也没有接触过此类事件,怕事情会被耽搁,秘书又忙把信送到了当日值日的计划局王副局长面前。
鉴于是来自“国务院”的急件,王副局长赶紧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个信封,只见在信上写着这么几句话: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9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 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 上情况,拟拨给 15~20 万元,可否请批示。
在这行字的旁边,还有周总理对此事的“批示”:
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旁注: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旧票。2、要10元票。3、 包装好看一些,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 赵全一收(西藏工委 宗教事务部)。
看到周总理熟悉的“笔迹”,王副局长一时只觉得有些蹊跷,这笔迹是周总理的不错,只是这提款的方式让人感觉到不解,这么大的一笔钱,为什么没有通过财政部来提款呢?
眼看着时间就要下班了,王副局长和秘书都是感到有些焦急。此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几位行长都带上局长去外地开会调研去了,面对这突然发生且马上就要到达的提款时间,王副局长只觉得有些犹豫。
就在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王副局长接起了电话,接着只听他说道,“是总理办公室的,哦,好,我知道,二十万元我们正在准备中,七点之前肯定能送到......”
挂断了电话后,王副局长看了眼时间,距离交付二十万已不足一个小时了,他让秘书给北京分行发出通知,让他们在一个小时内凑齐二十万现金旧票,北京分行的工作人员在接到通知时也不敢耽误,很快就把二十万凑齐了,并装在了两大麻袋里。
就这样,银行发行局朱行长带着两个干部,把装着二十万现金的两个麻袋带到了指定的地点民族饭店,并准备去见周总理“批注”中提到的“赵全一”同志。
1960年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在那个时候,六七毛钱就能买一斤猪肉,买一斤上好的大米,也就是花费一毛二分钱,用当时的物品价格做比,当时的二十万,不得不说是一笔巨款,因此朱行长和两名干部在拿着这两个麻袋时,心里也是十分紧张,唯恐会发生什么意外。
就在朱行长带着两个干部刚刚走进民族饭店时,一个身穿中山装,外披灰色毛呢大衣的男人走了进来,“你好,我就是任职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的人员吧,钱款带来了吗?”
见找到了人,朱行长和其他两人皆是松了一口气,“带来了,我们没有耽误事吧!”
“没有,没有!”自称“赵全一”的男人手指了指墙上的钟表,“你们很准时嘛!”
说完,他拿出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介绍信:“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 20 万元整。”
见介绍信无误,朱行长接着让“赵全一”又打了个收条,只见他随手从带来的笔记本上撕下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下了自己已收二十万的条子,接着把他递给了朱行长。
等做完了这些,朱行长三人这才将二十万交给了对面的“赵全一”,离开了饭店大门。
见朱行长一行人离去,自称是“赵全一”男人从宾馆拐角处推来了一辆自行车,接着他把两麻袋钱系紧绑在车上,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
时间又过去了几天,因中国人民银行向总理办公室请示该项款项应该如何记账时,才发现了这是一起巨款诈骗案,当即向公安部门报了案。
那面对如此巨大诈骗,公安人员又是经过何种方式解开谜团的呢?
破解迷案
“罪犯伪造周恩来总理签名诈骗银行二十万”的案件一经发酵,直接引起了全国轰动,周恩来总理在得知了这件事后,也是十分震怒,他亲自给公安局发布了命令,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抓捕疑犯。
面对这诈骗巨额,公安部门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一边通过广播、报纸等媒体发动群众去传播寻找,另一方面也请求军队到基层去探访侦查,他们希望能在最快的速度内,把这个案子破掉。
虽然办案民警破案心切,但现在摆在眼前的就只有简单的四个证据,一个是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一个是带有“总理批示”的报告,另外的两个证据则是“赵全一”的介绍信和他亲手写下的收款条。
办案民警对这四个证据进行了检验,最终,在一番的检验观察后,他们发现了这几个证据上面的字体都是出自于一个人之手,并且上面周恩来总理的签名也是模仿的。纵观看他作案的整个过程,罪犯应该是对信件的收发有一定了解,并且还是一名文化素质比较高的犯罪分子。
有了这些结论后,办案民警又开始对信封,信纸以及上面的钢印印记进行深入解剖,经比对观察发现,这个罪犯使用的国务院信封是一个曾经使用的旧信封,因为当时有很多国家机构和部门都能获取到这样的信封,所以这个证据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至于图章印记,则是由罪犯用钢板、蜡纸和水彩笔制作的,眼看着证据一个个失去价值,办案民警只好寄希望于信纸的调查。
罪犯所使用的信纸是一个八开纸左右大小的办公稿纸,且纸张的左右各有十五个横纹,在当时,各个单位的纸张都是由各单位各自加工制作而成的,根据这个特征,办案民警进行了大量的比对过程。
终于,在不懈的努力下,办案民警在国家外贸部发现了同样的纸张,并把目标锁定到了外贸部。
4月2号,公安部门带人来到了外贸部,他们开始在外贸部查询人员档案,并调查在18日下午外贸部所有人员的行踪。
时间仅仅是过去了一天,公安部门就查阅完了外贸局所有人员的档案经历。果然,在查阅中,他们如期找到了新的证据,不仅在档案中找到了“赵全一”这个名字,还找到了这个档案的主人,王倬。
据档案记载,在1950年,王倬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但是在行军路途中,王倬为了逃避作战,便和同事王国昌开始伪造路条,企图逃回北京,其中王倬便把王国昌名字化名为“赵全一”,后来这事被组织发现,因此王倬档案上也附上“赵全一”这个名字。
听到这件事,办案民警都很兴奋,这么多天的努力,果然没有白费,但考虑到王倬是否还有同伙的问题,公安部门决定先不实施抓捕,继续放长线钓大鱼。
除了对王倬家进行秘密监控外,公安部门还在外贸部进行了调查了解,在了解中,他们发现了三点可疑之处。
其中一点是案发18号下午,王倬那天请假没能来上班,他声称是带着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但经过调查后发现,在医院的那天就诊人员名单上,并没有王倬和他母亲的名字。
第二个疑点就是在案发后,办公室的同志们曾闲聊过这个案子,当宣传中提到犯人的眼睛小时,一个同志和王倬开玩笑说道,“你的眼睛可不算大呀!”谁知,这句话直接惹恼了王倬,他不仅对这个同志发火,并还说这个同志冤枉好人,这一做贼心虚的行为,直接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
还有最后一个疑点就是外贸局机关为了配合调查,让局里的每个同志都写几个字,原本王倬的字体是很漂亮的,但不知为什么,在王倬交上来的字体中,竟是歪歪扭扭的几个字,这个事件,更是直接加重了公安部门对他的怀疑。
另一边,在对王倬家的秘密监视中,办案民警发现了王倬在家里偷偷烧东西,烧完后,他还把灰烬倒进了垃圾桶里。
这一异常的行为直接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看着王倬离开,他们把灰烬带到了公安局进行技术鉴定,经鉴定确认,这堆灰烬就是燃烧人民币留下的,其中里面还夹杂着几张没有被充分燃烧的人民币。
看了这个证据,公安人员也察觉到王倬此刻的心理已经是非常慌张了,办案民警怕王倬会再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以防万一,公安人员决定连夜实施抓捕,于夜里凌晨将王倬抓捕归案。
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王倬抓捕到案后,民警开始对王倬家里的各个角落进行搜查,经过一番查找,他们在王倬家发现了一堆布条,绳子,还要一辆被拆散的自行车,这些东西经办案民警确认,正是当时罪犯在诈骗时使用的东西,现在证据确凿,就差被诈骗来的赃款没有下落了。
办案人员在王倬家从夜里搜索到了天亮,但始终没有发现赃款的下落,面对此种情况,罪犯王倬和他的母亲就更加不配合了,不仅站在一旁的王倬一言不发,他的母亲在面对办案民警的询问时,更是什么都不回答。
找了几个小时的赃款仍旧没有下落,这让还在搜索的民警只觉得疑惑,现在屋里和院子里都搜遍了,就是没有发现这笔赃款,王倬和他母亲会把钱藏到哪里呢?
此时,负责此案的刘汉臣处长还在院子里观望着,在他的眼光略过王倬母亲时,刘处长发现其母亲脸上仍旧是一副猖狂的表情,看到这,一个主意涌上刘处长心头。
“同志们,仔细再找找,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的地方,就算掘地三尺,我们也要把这笔赃款找出来。”刘处长边说着,边用眼睛余角仔细观察王倬的母亲,他发现,在他说完这话后,王倬母亲的表情瞬间变得凝重起来,除了脸上带着些许慌张外,王倬母亲还时不时的把目光聚集在院子角落的一个蜂窝煤堆上面。
找到了!应该就是在那!
刘处长凭着直觉,带着办案民警直接来到了半人高的蜂窝煤堆前,只见煤堆的最上面已经是落满了尘土,像是很久都没被人动过了,但即使如此,刘处长还是让人移开了这堆蜂窝煤,就在他们搬开最后一层蜂窝煤时,一堆新鲜的黄土坦露在了众人眼前。
看到新鲜的黄土,办案民警皆是心中一震,看来那笔赃款应该就是被藏在下面!顾不得惊喜,他们用铁锨小心翼翼地把黄土挖开,最终在黄土的掩盖下,他们发现了一个布包,布包里面包裹的正是被诈骗的那笔赃款,经民警核查,这笔钱总共为191409元,除去被王倬烧掉的八千多元,一分不差。
见到赃款被挖掘了出来,王倬很快就招认了自己的罪行。
王倬招认,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来自于自己对物质享受的向往,虽然自己现在在外贸局一月也能赚上几十块钱,但这完全不能满足自己的消费野心,他急切盼望着自己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发大财,这才把目光看向了银行。
有了这个心思后,王倬便开始了计划实施,他先是用毛笔照着周恩来的笔迹进行练习,之后又在以前的报刊上寻找周总理的题词,模仿“周恩来”这三个字的写法,凭借着自己的美术基础,很快他就把周恩来的笔迹模仿成功了。
笔迹模仿成功后,王倬又开始准备信封和制作“总理办公室介绍信”所需要的东西,因为找不到新的信封,所以王倬用橡皮和小刀处理了一个旧信封。至于介绍信的印文,则是王倬用钢板、蜡纸和红印油印上去的,后来为了做得逼真,王倬还用水彩笔把“总理办公室”的戳记画了上去。
就这样,王倬用钢笔在公文纸上写下了要求拨款的请示,然后他又模仿周恩来的语气和笔迹进行了批示,并在信封上写下了“速送”字样,做完这些后,王倬在银行临近下班的时间把信送了过去,正好给银行人员造成了一种紧急的情况。
巨款虽被诈骗成功,但让王倬没想到的是,即使自己把事情谋划得这么周密,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办案民警敏锐的目光,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仅是一张信纸,一个以前自己编造的名字,就让公安民警快速的把目标锁向了自己。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就这样,曾引起全国轰动的“伪造周恩来签名诈骗银行二十万”的巨案,也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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