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蔡云祈正出门准备买早餐，不料左脚刚跨出大门就被警察给团团围住了，他正纳闷，警察先开口问：“你就是蔡云祈吧。”

此刻他的脑子是懵的，有点微微的心虚，他还是点了点头，随即他就被警察带走了。

果不其然，警察是来问他对于“李闻案件”的知情情况。他声称自己与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还称“李闻”二人已死的消息都是刚刚才得知的。

侦查人员看着蔡云祈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不禁锁紧了眉头，所有人都知道蔡云祈在撒谎！

公安机关只得开始寻找铁证，他们打电报到成都、昆明等地方，那边却说查无此人。

可他明明在昆明生活过一段时间，并且还听说他在昆明占有极大势力，为什么却说查无此人，哪怕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会留下生活痕迹，而蔡云祈却像从未去过昆明。

这件事情更加引起了警方注意，但因为没有证据，再加上蔡云祈一直吵着嚷着要回去照顾妻儿，还杨言要以随意关押百姓的罪名将他们告上法庭，无奈之下只得将其释放。

被释放出来后他更加嚣张，自以为万事大吉，极其侥幸。

他打开收音机，听着小曲儿，刚泡上一壶上好的龙井，警察突然又冲进来。这次蔡云祈丝毫没有感到害怕，不以为意，当警察把从昆明收集到的相关证据摆出来的时候，他明显慌张起来。

茶水撒了一地，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着说了数十遍“我错了”和“饶了我吧”。侦查人员给其扣上手铐，迅速将他逮捕归案。

邻居们都围了起来，对蔡云祈被抓的事情疑惑不已，一个知情的大妈说：“他是杀人凶手！”这令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原来远近闻名的李公朴、闻一多案件跟蔡云祈有着直接关系。这件事情还要从新中国解放开始说起。

恶毒的计划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欢呼雀跃，可是内战却开始蔓延。作为曾经为抗战提供强大后方的云南人民反对内战的呼声更是极高，这令时任云南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司令霍揆彰感到十分害怕和恐慌。

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他开始下令逮捕昆明内的爱国人士。

1946年5月开始，霍揆彰多次召集王子民和国民党云南警务处处长李毓桢、昆明城防司令杨宝毂等人具体商议如何镇压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潮。

在他们的激烈讨论中，突然商议出一个恶毒的主意。

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等30余人被扣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帽子。

李公朴先生

1946年2月份的一天，李公朴参加旧政协会议，却在“校场口事件”中被特务殴打，待他五月份回到昆明时，昆明市内却铺天盖地都是“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带巨款来昆密谋暴动”、“云南民盟支部组织暗杀公司、董事长闻一多夫”等谣言。

并且直接张贴在李、闻两位先生所在的云南大学的墙上。

与此同时，国民党开始密谋杀害李公朴、闻一多。

根据霍揆彰的指令，由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负责直接暗杀，由稽查处处长之子王子民加紧对李公朴的监视.

并且还命令所属外勤第一、六、十一等小组参加此次活动，还抽调二师的蔡云祈率领谍报队的几名特务来配合此次行动。

他们把特务划分成“行动”和“情报”这两个组，并且秘密控制李公朴。尤其在李公朴先生遇害的前二十天，他的每一个足迹都被特务们监视着。

6月27日，民盟云南支部将在云南酒店举行招待会，并且要举行万人签名的“呼吁和平的宣言”活动。

这一消息被特务们得知，便偷抢会议签到薄，不料被当场抓获。但这个“小偷”却被交到了伪警察手里，很快就释放了。

民主人士用激烈的言语抨击国民党散布谣言的无耻行为，各种谩骂国民党的声音回荡在招待会上，霍揆彰等人恼羞成怒，决定把刺杀李公朴先生的计划提前。

李公朴，1902年11月26日在淮安出生，字晋祥，号仆如，他的祖籍武是进县湖塘桥。

他是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同时还是坚定的民主战士，亦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

特务们根据旨意，王子民下令第十一组(即行动组)组长崔镇山在三天之内将李公朴杀害。

崔镇山当天召集了组内的所有人员，邀请了该处第一、三、六组以及预备二师谍报队部分人员在警备司令部海心亭开会，开始秘密筹划这次暗杀任务。

他命令具体暗杀由第十一组进行，谍报队进行协助，其他各组负责监视、情报等工作。

据蔡云祈描述，他们的任务是有变动的，他既有负责“跟踪”的工作，也有负责“行动”的工作。

为了保证暗杀任务顺利完成，司令部还特地为他们配了两辆吉普车和两辆摩托车，方便接送侦查人员和联络。

与此同时，他们还准备了麻醉药，想把李公朴先生绑到昆明郊外进行杀害。

7月10晚，特务们得到李公朴不久就回家的消息，便立即驾车从海心亭赶到了北门街一带，按计划进行潜伏，静静等待着李公朴的归来。

可是李公朴当天晚上有其他工作，临时改变了行动，这些特务一直等到凌晨一点也不见人影。

李公朴夫妇

第二天，监视李公朴的特务说，李公朴夫妇于下午6点乘车外出，并且在南屏影院买好了电影票去看电影。

其实，这天晚上李公朴夫妇外出是为筹备音乐会的事情找人洽谈会场，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特务盯上了。

回家的时候，李公朴夫妇坐上了一辆公交车。

大约在9点的时候，他们双双下了车，此时，尾随他们的特务汤时良也随即下了车。

他们见路上没有其他行人，开始冲李公朴先生开枪射杀。

他们的原计划是要用麻醉药让李公朴先生晕厥，然后再绑到郊外进行杀害，可是司令部承诺杀害李公朴的人重重有赏，负责跟踪的几个特务为了争夺功劳，还没有等其他特务到来就下了毒手。

此时一位路过的人见李公朴先生中弹，他的学生也都闻声赶来，大家急忙把他送进了医院，可由于失血实在太多，抢救无效，最终因失血过多而逝世。

李公朴先生遇难之后，国民党却说李公朴是自杀身亡，甚至编造出这是“桃色事件”的谣言。面对这无良的流言蜚语，闻一多极为愤怒。

他把失去战友的悲伤化成了一股有形的力量，他全身心投入到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中，为李公朴先生进行正名，大力宣传和平和抗议国民党不和的行为，于是特务们开始决定暗杀闻一多。

最后一次演讲

闻一多，于1899年11月24日在湖北浠水县巴河镇出生，他的本名是闻家骅，字友三，他还是中国现代诗人、亦是伟大的学者、坚定的民主战士。

闻一多先生

7月15日，闻一多先生抛开了特务们寄来的恐吓信，尽管大家都劝阻他，可是他还是按自己的想法来做事。他赶到云南大学参加了李公朴先生的追悼大会。

会上，李夫人悲痛地控诉着国民党的行为，流下了一行行让人心疼的眼泪，台上台下都泣不成声，可是负责监视的特务却在场上肆意说笑，学生纠察队多次上前制止，他们都不予理睬。

见此情景，闻一多先生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悲愤，本来就要上场发言的他再也坐不住了。他大步走向讲台，开始了那篇慷慨激昂的演讲。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

“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

“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地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

“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就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后来这篇演讲被记录下来，名为《最后一次演讲》，被后来的人所传承学习。

闻一多先生这篇演讲让国民党人心惶惶，恶毒的他们又开始计划如何杀掉闻一多。

负责监视的特务告诉他们闻一多下午即将出席记者招待会，王子民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把全体人员又划分为三个组。

一组由蔡云祈带领负责监视，一组由特务秦永和率领在云南大学门口及附近街道进行盯梢，最后一组由李文山带领潜伏在闻一多先生的住所处伺机而动。

记者招待会是在云南大学的民主周刊社举行，离闻一多的宿舍百米远。当天下午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便把父亲送到此处，并嘱咐结束后会来接他。

根据在场人员回忆，闻一多一到场就察觉出了凝重的气氛，但他没有丝毫畏惧，说就是为了让他们听听民主运动的观点，径直走到了采访处。

在招待会上，他从李公朴被杀谈到国民党政府破坏停战协定，每一件事情都娓娓道来，他说损害国家和人民的事情要坚决制止。

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他还回答了一些挑衅人员刁钻的问题，揭露了特务们的罪行和谣言。

记者招待会快要结束的时候，蔡云祈向场外的特务通风报信，于是他们开始准备杀害闻一多先生。

五点半左右，闻一多先生和记者及其周刊社人员进行告别，他的儿子也准时来接他。

他们徒步回来的路上开始谈起此次招待会，就在他们快要抵达宿舍门口的时候，特务们突然冲出来用枪扫射闻一多先生，致使他当场死亡。

闻立鹤见此状况奋勇扑倒了父亲身上，受了重伤。于是特务们见闻一多先生已经不能动了，纷纷后退。

由于此次王子民事前承诺暗杀成功后有重赏，特务们开始争先恐后去领赏，“功劳”最大的就是蔡云祈、李文山等五名特务。

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的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开始掀起一股强烈的爱国主义高潮，表面上还是伪装民主的蒋介石对云南国民党这种打草惊蛇的行为极其生气，于是派人来调查。

根据沈醉回忆，国民党当时想把这件事情诬陷给共产党，还从看守所找了两个被囚的军统特务，给他们一大笔金钱并保证他们安全，让他们来冒充凶手，并且还要隐隐说明这件事情与中共有关。

但这种贼喊捉贼的把戏霍揆彰已经做过，沈醉就放弃了这种把戏。

原来，“李、闻惨案”刚发生不久，霍揆彰为了欺骗舆论，就抓了一批人，后来蒋介石又因此事找过他，他便杀了两个特务，说这两个人有中共背景，并且他们想在昆明制造混乱。

可是没有人相信这个说法，他又以升职加薪(给予伍佰万元，在当时可以买四十两黄金)来鼓励杀害李、闻二人的特务们自己承认，就说这件事情是因为李、闻二人辱骂国民党，他们一时生气而杀害了他们。

在金钱利益的巨大诱惑下，汤时亮、李文山、蔡云祈、秦永和等人皆愿意去“自首”，但他们只选中汤、李二人。

他们假模假样地进行了公开审判，本来计划执行死刑时由死囚代替，但由于人实在太多，百姓对此更是义愤填膺，并且大家都认识他们两个人，无奈之下只能真将他们进行枪杀。

而王子民和蔡云祈及参与暗杀的十几名特务都被保护起来，由专车运往大理苍山无为寺，集中起来进行特务训练。

1947年春，蔡云祈等人又被押到南京司令部进行询问关押，他们依然什么都没有说，于是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释放出来。

直到1951年被一个有心的商贩发现。

1951年1月20日，一位卖豆饼的小商贩正在晒太阳，一阵寒风袭来，他裹紧自己的大衣，想尽可能多留住些温热。

与此同时，几个路过的人手中都拿着同一份报纸挥来挥去，好奇心促使他拦下一位拿报纸过路人，这个人把报纸放在他面前，说：“你看，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找到了！只是这个叫蔡文其的还在逍遥法外。”

小贩一听，一把把报纸抢过来，上面写着：

解放前在昆明制造杀害李公朴、闻一多血案的直接策划者，前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已于1月10日在成都经依法审判后，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此外，上面还写了李子民供述杀害李、闻两位烈士具体经过的背景报道。

让小贩更为感兴趣的是上面那句“由蔡文其开枪暗杀了闻一多先生”，

这句话中提到的蔡文其好像是小贩认识的那个“蔡云祈”，想到这儿小贩不禁打了个寒颤。

其实他的怀疑不是没有缘由乱猜。解放前，蔡云祈曾担任国民党第十六绥靖区司令部中校参谋，蔡的妹夫是小贩的族侄。

1946年春天，他曾经去上海做生意，在他的族侄处见过蔡。

蔡云祈一直在跟他们说大话，把自己的地位吹嘘的极其重要，说什么“昆明地方出了乱子，宪兵无法镇压，请我到场三言两语就解决了”。

同年秋天，他又因生意来到上海，其族侄告诉他，蔡云祈被蒋介石用飞机拉到南京去吃官司了，他的老婆孩子也因为这个事情专门从云南赶来上海等候消息。

1950年春，他在家乡再一次碰到了蔡云祈，他好奇地问他关于打官司的事情，没想到蔡云祈眉头一皱，摆了摆手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

他突然想到，李、闻惨案发生的时候，蔡云祈就在云南昆明，并且在昆明的势力极大，再加上这件事情发生后又拉到南京吃官司，会不会这件事情和蔡云祈有关。

《大公报》上的蔡文其很可能是四川的方言之误，上面说的“蔡文其”其实就是蔡云祈！

想到这里他急忙赶回家乡，立即向当时的射阳县伍佑派出所报案，警察当即抓捕了蔡云祈。

然后电报打到成都、昆明等地时，都说查无此人，由于没有充足的人证物证，警察只能将其释放。

可是这名小贩坚信自己的直觉，他又两次向公安机关写信，表明自己的看法，他觉得蔡云祈就是杀害李、闻两人的直接参与者！

1956年第四季度，他反馈的内容终于引起了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的重视，开始立案调查。

盐城公安处开始翻查大量关于蔡云祈的信息资料，还出警外调，还是一无所获。但种种迹象表明，蔡云祈对自己的历史做了隐瞒。

一名警察突然想到，当初蔡云祈被遣返回乡时，曾让他填过一份《附蒋人员登记表》。

当时蔡云祈极其抗拒，找各种理由推辞不填，但由于这些是回乡必须要填的资料，否则不得入乡，无奈之下，他才勉强填完。

想到这儿，这名警察急忙找来那份登记表，只见他在“经历”那一栏写道：

1939年至1942年充任国民党71军第36师排长至团副等职；1943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远征军第11集团军少校联络参谋等职；1945年至1946年因对日作战负伤在云南大理治疗；1947年伤愈合，任国民党第十六绥靖区少校、中校参谋他还在“战历”中一一历数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的大小战役。

并且在“过去危害人民的事实中”，他更是写道“本人毫无危害人民，请详查！”

尽管这份履历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丝毫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可是思维缜密的侦查人员还是发现了漏洞。

蔡云祈之前曾提到自己势力极大，但是履历中却只字未提，他们觉得背后肯定是有什么原因，于是加大调查力度。

当时的西南地区交通十分落后，但是盐城公安处依然决定走访云南，于是派侦查人员带着蔡云祈的照片及有关材料奔赴云南，详细调查蔡云祈1946年在云南的历史情况。

经过侦查人员在云南、大理等地方一个月的调查，他们终于找到了证实蔡云祈罪行的重要证据：

1946年，蔡云祈在昆明国民党第二军预备二师谍报队任上尉组长，对当地百姓极其恶毒，人称“蔡老虎”；

据参与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特务蓝鹏、崔宝山(1950年四月已经在昆明被镇压)描述，蔡云祈也是这起案件的直接参与者；

旧存国民党档案中也有蔡云祈率人在昆明逮捕当地老百姓的记录；

之前在预备二师谍报队工作过的其他特务也反映蔡云祈曾参与“李、闻案件”。

除此之外，经过照片指认，当地百姓确认此人就是“蔡文其”，

并且也对蔡云祈的年龄、相貌、籍贯、口音、家庭状况等情况一一进行核实，也全都得到了证实。显然，《大公报》上的“蔡文其”就是蔡云祈！

警察立即前往蔡云祈家中将他进行二次逮捕！

被捕后警察问他是否参与过这场案件，可他依然不说出实情，还在隐瞒自己的罪状，并且不承认自己是此案件的直接参与者。

警察找来特务蓝鹏、崔宝山等人前来对峙，他居然还矢口否认。在审讯人员义正言辞的教育和强大的心理攻势下，他不得不开始交代当年的情景。

于是他终于交到人民的手中进行审判，法院决定将其判处死刑，这一结果让所有爱国人士人都极为满意。

事实证明，国家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犯罪的人逃脱法网，杀人者终必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