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23日，澎湃、杨殷、颜昌颐等我党重要人员在上海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国民党特务突然间破门而入，将与会的我党重要人员悉数逮捕。

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震惊，他断定党内出了叛徒，他一方面追查叛徒的线索，一方面让人紧急准备营救澎湃、杨殷等人，可终究还是迟了一步。

周恩来

1929年8月30日，澎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我党重要人员惨遭国民党杀害，周恩来听到消息后悲愤欲绝，向上海共产党组织发出了“红色追杀令”：无论用什么办法，务必在叛徒逃离上海之前将叛徒正法，为澎湃、杨殷等人报仇雪恨！

两个月后的一天深夜，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条深巷里，出现了一行鬼鬼祟祟的人影，这行人走到一处宅院大门前时，远处一辆汽车的大灯突然照向他们，几名共产党战士大声喊道：“叛徒，哪里逃！”随后几声枪响响彻了法租界。

等法租界巡捕与军警赶到现场时，现场只剩下几个国民党特务的尸体横陈，此事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案后被称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那么，这个叛徒是谁？为了追查叛徒，我党又采用了哪些手段？我党又是如何在国民党的严密防范下将叛徒“正法”的呢？

白鑫

叛变

这名叛徒就是白鑫，他是湖南常德人，在此之前任上海市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在我党内算得上是身居要职。

白鑫早年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并在军校中入了党，1926年10月，白鑫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加入了由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独立团。

白鑫在入党之初就体现出了卓越的军事与政治才能，不久后便擢升为叶挺部队政治教导队指导员，此后他又于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随起义军转战赣南、闽西、广东一带。

1928年时，白鑫接受组织安排前往上海任上海市中央军委秘书，负责上海我党的地下联络工作。

那么，白鑫最终为何选择了背叛革命呢？原来自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便展开了对我党人员的迫害和屠杀，等白鑫来到上海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气氛让白鑫心生畏惧，久而久之，白鑫便产生了背叛革命的心理。

蒋介石

白鑫有个弟弟叫白云深，白云深是国民党特务，总是给哥哥白鑫写信说国民党待遇如何如何好、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可以戴罪立功云云，在弟弟的软磨硬泡之下，白鑫背叛革命的念头日深一日。

此后白鑫经弟弟白云深认识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处长范争波，白鑫向范争波诉说了自己加入共产党是“一念之差误入歧途”，范争波对共产党人反戈投靠自己自然是十分欢迎，他安抚白鑫说，既然是黄埔军校出身的人，一时间“失足”也没关系，他鼓励白鑫要“戴罪立功”。

其实白鑫投靠国民党之初并没有什么目标，他虽身居我党军委秘书的位置，但也就是向国民党传递传递党内情报而已，当时并没掀起什么大风大浪。

然而不久后白鑫得到消息，在澎湃手下任职的表弟因对革命失去信心准备叛逃，却被澎湃当场抓住，澎湃将其枪决了。

对我们而言我党枪毙一个准备叛逃的叛徒天经地义，可对白鑫而言，澎湃与他之间就有了“杀弟之恨”，丝毫没有给自己留一丝情面，在此之后白鑫数次谋划要向澎湃“报仇”，却均未能如愿。

澎湃

就在白鑫多次向澎湃寻衅未果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突然间就降在了白鑫面前，原来上海共产党准备在1928年8月24日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当时党内还没察觉白鑫的身份“不对劲”，将白鑫选为了这场军事会议的会议记录员，并由白鑫向与会的各党内重要人物撰写邀请函。

当时准备参与上海秘密军事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澎湃，以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会议地点选择在白鑫的家中，周恩来当时也准备前往参与这次会议，只不过后来因故没去而得以免难，这是后话了。

如此“天赐良机”，白鑫自然不会放过，他向范争波告知共产党人即将在自己家里开会，并将与会人员、会议内容以及会议现场的伪装等情报全告诉了范争波，范争波得到消息后十分兴奋，他拍着白鑫的肩膀说：“你与澎湃之间的“杀弟之仇”，如今终于可以大仇得报了！”

于是白鑫向澎湃、周恩来等人写邀请函，范争波则周密安排特务们准备将参与军事会议的我党人员“一网打尽”，一场阴谋就这样在暗地里展开了。

周恩来

赴义

1929年8月24日接近中午时分，周恩来总理收到白鑫写的邀请函后，正准备前往秘密地点参与秘密军事会议，此时送周恩来前往会议地点的汽车正在周恩来的住所门口等着他，驾驶汽车的是周恩来在上海临时抽作保卫员的“红队”副队长胡雄。

胡雄等到了中午，周恩来从住所出来告诉胡雄说，党内有一些临时事务需要他处理，因此即将召开的军事会议他可能去不了了，周恩来将会议上要用到的文件交给胡雄，让胡雄代他前往会议地点，向澎湃等人告知他临时要处理党内事物的情况，并将这份文件交给澎湃等人。

于是胡雄便代周恩来带着文件前往会议地点，会议地点是沪西区新闸路一幢小楼内，这栋小楼是上海军委秘书白鑫的住宅，十分偏僻难寻。

白鑫家在新闸路一条深巷子里，胡雄拐进深巷，本能地觉得哪里“不对劲”。

当时正逢盛夏，天气十分燥热，知了叫声聒噪，让人心烦意乱，胡雄在小巷子里快步穿行，等经过转角处即将到达白鑫家时，他突然发现有几个奇怪的人正潜伏在白鑫家四周。

胡雄心里隐约有着不详的预感，他装作是路过的行人从白鑫家经过，那些人果然都用警惕的目光看着他，他饶了一圈后确信，白鑫家边上埋伏着不少特务，很显然这些特务都是冲着参与秘密会议的澎湃、杨殷他们来的。

胡雄心中惊疑不定，他想将这些情况向白鑫家中澎湃、杨殷等人报告，可进了白鑫家门就一定会被特务当场逮捕，怎么办？

胡雄正心乱如麻时，突然间警笛大响，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警涌进这条小巷，特务踹开白鑫家大门，大喊道：“谁是周恩来？谁是澎湃？谁是杨殷...”

胡雄躲在暗处，看着国民党特务们将澎湃、杨殷等人一个个抓上警车，不容多想，他赶忙离开了现场，并将此事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听闻此事后十分震惊，他料定党内出现了叛徒，不然不可能如此清楚地知道秘密会议的地点与人员，可到底是谁出卖了澎湃他们呢？周恩来一时也想不明白。

就在此时一名身着西装的男子来拜访周恩来，他是我党安插在国民党内部高层的红色特工杨登瀛，杨登瀛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同时也是我党在国民党内一枚极为隐蔽的棋子，关于国民党内部的许多情报都是由杨登瀛传递的。

杨登瀛

一般而言，为了防止身份暴露，杨登瀛是不会亲自出马的，可这次他火急火燎来找周恩来，足见事态紧急，周恩来也来不及和杨登瀛寒暄，他直截了当地问：“党内是不是出现叛徒了？”

杨登瀛点点头：“是。”

“他是谁？”

杨登瀛左顾右盼一阵后说：“白鑫叛变了，这次军事会议就是在他家开的，关于澎湃同志等人的情报也是他出卖给国民党的。”

周恩来气的一掌拍在桌子上，杨登瀛等他冷静下来后说：“现在最重要的事还是你的人身安全，我担心叛徒还知道你的住所，你要赶紧转移才是。”

周恩来点点头说：“我会马上转移，你帮忙了解下澎湃他们的关押位置，我们要立刻营救他们。”

周恩来话音刚落，杨登瀛还是满面愁容的样子，周恩来问：“怎么了？还有什么情况吗？”

杨登瀛沉默了好久才说：“蒋介石已经下令，要就地枪决澎湃、杨殷等同志...”

周恩来

周恩来忙问：“怎么会这样，具体什么时候？”

杨登瀛回答说：“8月30日。”

时间刻不容缓，周恩来赶忙同陈赓一同布置营救计划。

8月30日一早，国民党押解澎湃等人的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一支电影摄影的队伍拎着许多摄影器材，拦在国民党押解队前，导演一声令下，电影队就摆开架势拍起了电影。

就在此时，一辆小货车歪歪斜斜向电影队撞了过来，将电影队的人撞了个“人仰马翻”，电影队和货车司机发生了争执，双方吵吵囔囔，谁也不让谁。

这其实是周恩来与陈赓布下的缓兵之计，国民党押解队靠近时，电影队与货车将整条小路堵死了，国民党押解队如果不让这些人让开的话，就只能绕路。

陈赓

押解队用枪指着电影队的人和货车司机，让他们赶紧让路，可货车司机称自己的车坏了走不了，电影队称被货车撞受伤了不能走，两边又吵了起来。

陈赓就在一旁的茶楼上观察情况，眼看拖延战术挺成功的，只等运载武装的车开进来，就可以救人了，可就在这时，胡雄突然上了茶楼，气喘吁吁地说：“大事...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陈赓问。

胡雄说：“今天满街上全是特务，我们那辆装载武装的车根本开不进来...”

胡雄话还没说完，大街上突然又喧哗起来，原来是大批特务赶到现场，将电影队和货车司机强行架走了。

眼看着澎湃等同志正一步步向死路走去，陈赓却没法营救，两行眼泪从脸上淌了下来，他的手停在半空，下令营救的手势却迟迟挥不下去，最终澎湃、杨殷、颜昌颐等同志在龙华英勇就义。

杨殷

红色绝杀令

周恩来听闻澎湃、杨殷等同志英勇就义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他向陈赓下达了一道绝杀令：“不论叛徒逃到天涯海角，定杀无赦！”

陈赓将这次追杀行动命名为“红色绝杀令”，由胡雄带领中共中央特科第三科行动队执行此次绝杀行动。

且说白鑫在出卖了澎湃、杨殷之后，就躲在上海情报处处长范争波的宅邸内，范公馆守备森严，国民党反动派对白鑫的保护可谓是十分周全。

白鑫在我党待过一段时间，知道我党对叛徒向来不会心慈手软，他自知出卖了澎湃等人后，周恩来、陈赓等人绝对不会放过他，因此惶惶不可终日，还得了严重的头痛病。

这期间，白鑫向范争波申请要出范公馆去看病，可范争波却总以为白鑫的安全考虑为由拒绝，直到白鑫痛得半夜鬼哭狼嚎让范争波连觉都睡不安稳时，范争波才同意让白鑫出去看病。

出于安全考虑，白鑫去了一家离范公馆最近又最有名望的诊所——达文诊所，柯达文大夫是远近闻名的名医，可白鑫不知道的是，柯达文还是我党的地下党成员。

民国时期的诊所大（非柯达文）

白鑫来达文诊所看病，前后还簇拥着许多国民党特务，柯达文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是陈赓正满上海滩通缉的白鑫。

柯达文假意给白鑫搭了搭脉后说：“先生没什么大病，只是心中有隐忧，加之休息不好，我给你开几服药就应该无大碍了。”

白鑫眼见柯达文说得都对，喜出望外地说：“好，你这里有什么好药能治我头疼的，别管价钱多少，都给我开来便是。”

柯达文于是下楼取药，他走到半路后回头看没人跟着，便转进侧旁暗道一间小药房内，抓起电话向陈赓报道说，白鑫在他的诊所看病。

陈赓立马找到胡雄，让他带队前往达文诊所将叛徒白鑫缉拿归案，可等胡雄赶到时，白鑫见柯达文抓药抓得太久，恐生有变，已提前溜蹄子跑路了。

陈赓

此前胡雄曾满上海滩缉查白鑫的线索，可白鑫却如人间蒸发一般找不到半点踪迹，此时好不容易逮着白鑫在达文诊所出现，却又让他逃了，胡雄很是沮丧，柯达文安慰他说：“白鑫的头痛病很重，他一定会再来的。”

果如柯达文所料，一个星期后白鑫果然又头痛发作，要找柯达文给他看病，只不过这次看病，是白鑫将柯达文“请”去的。

一个星期后的某天，柯达文正要关门歇班，两个黑衣人突然冲进诊所，架起柯达文就走，柯达文向在诊所边上埋伏许久的胡雄使了个颜色，示意这两人和白鑫有关，胡雄会意，便带着人紧紧跟在两个黑衣人后面。

两个黑衣人带着柯达文换乘了几次黄包车，来到了范公馆门口，柯达文跟着两个黑衣人上了楼，进了一间包房，白鑫果然坐在里面。

柯达文没好气地说：“你到底请我来干什么？”

白鑫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那天你取个药要这么久？”

柯达文一惊，难道自己的身份暴露了？可转念一想白鑫生性多疑，此番话多半是试探，于是柯达文冷静地说：“我是医生，那天要给你开的药我医馆里刚好没有，因此我去隔壁的诊所拿了点来，倒是你，怎么不等我回来就走了？”

白鑫听到此才放下心来，他连忙赔罪道：“柯先生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事态复杂，在下不得不如此谨慎...”

柯达文哼了一声，便给白鑫看病，他故意给白鑫开治标不治本的药，白鑫服用后确有效果，但头痛的毛病并没有根除，柯达文就这样一次次给白鑫看病开药，获得了白鑫的信任。

胡雄此时终于知道了，白鑫就躲在范公馆里，可范公馆戒备森严，要怎么才能混进去呢？这时候，陈赓想到了杨登瀛。

第二天一早，杨登瀛大摇大摆就进了范公馆，杨登瀛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范争波、白鑫丝毫不怀疑他是共产党人，甚至还竭尽全力巴结他，希望能捞一点好处。

民国时期的上海滩

杨登瀛一见白鑫，就装作和他很熟的样子，杨登瀛说：“白兄啊，你这次可谓是给党国立了大功啊！可共产党人向来是“睚眦必报”，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你怎么办？”

白鑫吓得痛哭流涕，他跪在杨登瀛面前说：“还请杨先生救我！”

于是杨登瀛和范争波商议后，为白鑫买了张11月12日早上的船票，杨登瀛建议说：为了安全起见，让白鑫在11月11日当晚，带着三名护送的特务上车前往码头。

杨登瀛给白鑫出的“安全计划”自然是陈赓的授意，11月11日晚，中央特科的人员在范公馆周围埋伏妥当，只等白鑫来“落网”。

杨登瀛假装与白鑫依依不舍地惜别后，万方嘱咐白鑫要“多加小心”，随后杨登瀛便以有要事急需处理为由，先白鑫一步离开了范公馆。

上海法租界老照片

当夜11时，范公馆后门，几道漆黑的人影借着夜色从范公馆中悄悄逃了出来，当他们拐进一条小巷口的一户宅院大门前正要上车时，突然间大灯猛照，远远一辆汽车旁依稀出现了几道人影。

白鑫此时犹如惊弓之鸟，他返身要走时，听见有人大喊：“叛徒白鑫，你往哪里逃！”

白鑫吓得魂不附体，他还没回过神来，几道魁梧的身影已向白鑫靠近，白鑫这才看清，来者正是胡雄和中央特科队的队员们。

白鑫转身要跑，可胡雄却先他一步挡在了白鑫身前，胡雄骂道：“白鑫，你这个败类，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随后几声枪响响彻范公馆附近，等租界巡捕与国民党军警赶到现场时，现场只剩下白鑫与几个国民党特务的尸体横陈。

此事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上海巡捕、警察们几经搜查却一无所获，此案后来也被称为是“东方第一谋杀案”，可不论巡捕警察们缉查此案的结局如何，周恩来、陈赓布置并指挥的“红色绝杀令”任务最终圆满完成，白鑫也为自己的背叛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